蔡国强：文化的不同带动民族主义的兴起

　　作品《静墨》里，蔡国强挖了一个大坑，注入三十吨墨汁，再让一道“墨汁瀑布”从天而降。“这其实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像，先挖一个大坑，然后再想怎么办。”蔡国强解读。

　　“你知道点烟花的钥匙在谁手里吗？”2014年8月6日下午，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为男孩蔡创作焰火壁画》的活动中，蔡国强俯身问一个正在画画的小孩。“你点烟花的钥匙在你父亲手里，蔡叔叔点焰火的钥匙在政府手里。”

　　挖个大坑，再想办法

　　此时距离8月8日《蔡国强：九级浪》展览的开幕式已经不到48小时。蔡国强将在黄浦江上燃放焰火作为展览的开幕式，这也是蔡国强第一次在国内燃放白日焰火，但一切准备就绪的焰火表演尚未拿到批文。

　　蔡国强甚至已经想好了万不得已时的替代方案——在美术馆门外的小广场上燃放一场小型的焰火。“老祖宗的《易经》就学会了一个‘易’字，学会变化。”蔡国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是他的心里始终没有放弃。当天傍晚，蔡国强接到公安局的电话，立刻赶去陈述详情。在等待上级批复时，他和同伴们一直守在公安局长的办公室里，与局长面对面坐着，到了饭点也不离开，唯恐再生波澜。拿到批文已经是晚上八点，焰火燃放的管理非常严格，运输证必须原件与运输车辆同行，蔡国强立刻派人接力赶往虹桥机场坐最后一班飞机将批文带到长沙。浏阳的焰火工厂连夜开车将焰火运往上海，抵达后剩下的安装调试时间只有16个小时，而平时的安装和调试时间是36个小时。

　　8日零时刚过，焰火安装团队在岸边平台船上争分夺秒地工作，突然到来的水上巡逻船举起手电，要求立即停工，并将现场负责人员带去属地派出所，理由是私自安装易燃易爆物品。蔡国强即刻与同事带着相关批文赶往派出所解释情况。水上公安表示，白天没有收到上级部门的任何指示与说明，在情况不明朗前暂时停工，等天亮后市消防局到现场确认后再继续开工。

　　如果等到早上7点再开工，安装时间已经不够，等于放弃了“白日焰火”。蔡国强一边和工程队伍商量作品呈现的新方案，一边由同事向水上公安解释斡旋……僵持4小时后，蔡国强在凌晨4点收到同事的短信：已经开工！

　　8月8日下午，在观众的欢呼和惊叹声中，蔡国强实施了这件名为“Elegy(挽歌)”的焰火作品。

　　蔡国强的弟弟蔡国盛说：“他哪一次不是这样的？”蔡国强早已习惯了走钢丝，很多时候遇到的困难都是他给自己出的难题，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能不能先死后生”。

　　《九级浪》展览中的《静墨》就是如此。蔡国强原来想把去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制作的大型装置《遗产》借到上海展出，那是99只仿真动物围绕着注有170吨水的池塘，展现艺术家心中“最后的天堂”。但蔡国强修改了这件作品在上海展出的方案，让动物们不再身处由黄金海岸的沙子堆出的景致，而是放进中国的时代背景。澳方没有接受这一方案。而此时蔡国强已经决定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掘地三尺，挖一个大坑。

　　于是《静墨》替代了《遗产》。从地下挖出的水泥块和裸露的钢筋堆积在墨池周围，象征着大兴土木的建设工地和中国的山水。蔡国强在大坑里注入了三十吨墨汁，展厅里弥漫着浓郁的墨香，一道墨汁的瀑布从天而降，激荡着平静的墨池表面。“这其实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像，先挖一个大坑，然后再想怎么办。”

　　蔡国强在从家乡泉州带到上海的渔船上安置了99只动物，这件影射黄浦江死猪事件、名为《九级浪》的作品安放在美术馆的大厅里。渔船没有行驶执照，无法直接开进黄浦江，蔡国强就把渔船放在平底船上运来。渔船太大，进不了美术馆的大门，就把渔船上下锯开分成两部分，又拆了美术馆大门。

　　布展时，蔡国强请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将船上的动物做旧。学生们为了让这些动物看上去更奄奄一息，用黑色丙烯颜料把它们都涂了一遍。“结果动物都像从泥水里面给拉起来的，都涂成一个动物，都是一样的颜色。我三十几年艺术生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打击。”好在颜料没干透，赶快用潮湿的毛巾擦，用吹风机吹，干后用手搓。补救及时，调整后的动物颜色终于和整艘船的沧桑感比较协调。

　　个展的十一件作品，除了《撞墙》《巴西花鸟画》和《国王的马房》之外，其余均在上海新创作完成。另有手稿展厅展示蔡国强构思此次展览作品时的创意过程。他还用大量的原作、生活照片、文献实物，以“大事记”的方式串联起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不同媒介材料创作完成的成功作品之外，也有不少失败的个案。蔡国强希望年轻艺术家从自己的成长、转变和遇到的挫折中受到启发和激励。

　　“达·芬奇当初也是接受订单的”

　　南方周末：最近对你的议论和批评特别多，有一种说法是老蔡很会变身，他在“农民达·芬奇”的时候，自称农民，在现在的“九级浪”又变成男孩蔡。你怎么看？

　　蔡国强：因为我本来就是农民，也是男孩，只是他们把男孩和农民分开了。以后他们又骂说，老蔡这作品说自己是艺术家。可是我本来就是艺术家。非议的层次有高有低，稍微高一点，我们还会想一想，低了就是看起来很轻松，不会让我们有一点点“硌一下”的思考。

　　南方周末：有没有让你思考一下的非议？

　　蔡国强：有，凡是针对我跟中国政府紧密程度的讨论，我都在认真思考的。因为这个对我其实也是艺术上、政治上的大是大非，我为什么要跟政府这样的合作？我每次都有思考，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有一个说法，全世界的当代艺术都是被金钱、被大约一千个藏家左右的。

　　蔡国强：一千个藏家，是西方流行的说法，我也是用“据说”。过去的艺术也是依靠了贵族和收藏家，或者利益集团，当然包括政府，创作那些教堂壁画和大型公共性艺术。经过了现代艺术的大众化，走到和中产阶级的结合；随着中产阶级的民主开放和现代艺术的普及，带来了现代城市和现代设计、现在的生活方式。这种中产阶级的普及又形成一个新贵收藏集团。在这个过程里面，现代艺术就可以为一个城市创造财富和价值。我自己的事情就很典型，2013年给澳洲做一个展览，就给昆士兰州创造一千四百多万澳元的经济效益。这是直接创汇，间接的就更多了，文化上很多是间接的。

　　现代艺术变成一个产业，对于城市来说，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比以前大了，这种事情有它的好处，同时也带来弊端——现代艺术被系统化和功能化。现代艺术功能化的结果就是从1990年代以来的双年展、三年展这种大型的城市项目，到城市形象产业和城市文化产业的诞生，以及大型美术馆的诞生。为什么美术馆要建得比较大呢？因为需要夺人眼球的作品，夺人眼球的作品就要大空间。这里面没有好坏之分，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这样的艺术家做出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给这个时代留下了它的风格和特点。

　　但它本身也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所在。一个美术馆把自己的展厅冲得很大，先别说建馆的钱就要收藏家支持，之后你要运营，就更离不开收藏家了，因为美术馆的难度在于支撑下去。所以美术馆的董事会很少学术专家，都是有钱人居多，学术专家进入董事会没有多少用处。喜欢当代艺术的有钱人说话就影响了美术馆的方向，影响美术馆要做的事情，虽然不是主导，但确实是影响了。这些人也在拍卖会和收藏市场上十分活跃，这个世界就这样连在了一起。

　　但是，这并不等于西方的当代艺术就很糟糕，它还是有学术机构并行，尊重策展的独立思想，还有报纸、电视，它有一个队伍是能批评发声的。《纽约时报》就会批评说：这几年纽约就没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作品，做的都是哪儿都能看到的东西，年轻人没空间，刚来闯荡江湖的不同文化的艺术家没空间，这个城市没有勇气去担当。

　　南方周末：所以你会警惕地对待美术馆的委托？

　　蔡国强：警惕是需要有的，但是不是有必要那么地在意？我自己的工作本来就不是商业化的思路。我这样说，并不是评判艺术经济的好坏，而只是我的一个观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当初也是接受订单的，但是人家的订单回答得好啊，不是没有价值的创作。

　　南方周末：你曾说过媒体就是不同的镜子。

　　蔡国强：其实我在全世界常常是依赖着媒体成长的，各国媒体跟我在讨论我的艺术的时候，其实像一个不同的镜子。有时候是镜子，有时候是水影。我给你讲过水影的故事没有？我奶奶不到三十岁就死了丈夫，是她把我爸爸他们带大的。但她不是那么地痛苦，她定期都会去池塘对着水面哭，跟我爷爷对话，她能看到我爷爷在池塘的水面出现。她看到的不光我爷爷，还看到我爷爷在的那个世界。我们有时候也会陪她去看水影。

　　南方周末：你们能看到吗？

　　蔡国强：我们啥都没看到，只看到水面上的云彩。

　　澳洲的那些动物不来了，我就写信给昆士兰美术馆馆长，说明我的思路。本来我想澳洲这些动物来不了，咱们就不要有那些动物，但是可以有水影。只要有池塘，就有水面，有水面就能够看到影子。水影的空间更大，镜子照出自己的脸，看到越来越多皱纹，有白头发了。这次啥都没照到，都是沉默的黑镜子。

　　“文化确实带动了民族主义”

　　南方周末：从你的“大事记”里看到，很多作品的完成过程中其实都有各种困难，还有失败的个案。

　　蔡国强：我是故意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坦白从宽，好好汇报。那些部分的目标是年轻艺术家，我想让年轻艺术家可以看到我在中国、在日本和美国是如何出发的，中间有哪些挫折，转变的过程是怎样的。对年轻人，就是挫折和成功两面都要讲一点。

　　南方周末：你近年的作品很多，这次挑了多哈的《海市蜃楼》和巴黎的《一夜情》用视频和图片来展示，这两个作品是否你比较满意的、比较有特点的？

　　蔡国强：这几年我最大的特点，是把在不同文化里面如何去工作的方法，拿出来给大家知道。以前一直也是在不同的文化、在全世界做展览，但不是那么明确。现在，不同文化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更重要。整个国际经济正在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政治的价值观在统一，可是人们也在呼唤文化必须有所不同，不然就没意思了，全世界的文化都一样有什么意思？

　　文化的不同确实也带动了民族主义的兴起，某种意义上，大家还是追求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不要被消灭掉。经济和政治在高度统一，我们在这个时代做的东西其实是在不同文化里面寻找如何有共同的，又如何有不同的方面。一味地强调不同也不行，强调不同你就是极端主义，会导致文化不发展、不开放。而且自己的文化里面也有不大正确的方面，自我陶醉，但是它问题很多的。你不能全国人民都坚持画传统国画、写书法，不去做探索的东西。如果坚持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大家就都变成工匠了。

　　《一夜情》是跟老牌的欧洲文化对话。你出的牌是什么？在多哈是什么？在乌克兰是什么？在巴西、阿根廷、澳洲你是什么？都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去对话。

　　南方周末：2014年12月你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作的作品只是焰火吗？

　　蔡国强：会有五万支焰火，也有火药画和展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有个美术馆，他们本来是想请我做个展，我要做火药作品，他们也很欢迎。但是人家没想到我要做一个和探戈有关的作品，现在把这个城市都给忽悠起来了。本来他们要开发港口所在的博卡区，那里有著名的博卡青年队，但是这个地方犯罪率、失业率很高，当地人不愿去。不多的收入来自那些去探戈诞生地观光的游客。我在那里做作品，他们当然是很欢迎的，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向上。开始我说能不能有两千观众来陪着焰火跳探戈，后来他们预计会有七十万至一百万，当地希望我做三场，我说不行。

　　要有更多人的参与，但又不会在艺术问题上太危险，那么做什么？这也是很俗的事情，能不能先死后生？我自己从探戈身上学习，他们给我请来探戈的专家，又请来很好的舞者，其中的一男一女会成为我作品里的探戈舞主跳，中间穿插各种各样风格的舞者，我会看到他们是如何调侃、如何对谈。主跳的这一对年纪稍微大，动作比较小，跳的是比较传统的探戈。我们租下一个剧场，电影队拍下整个过程。探戈有很多种乐器，我最迷恋小手风琴，我要把小手风琴编成焰火晚会的背景，它张张合合、停停顿顿，非常合适这种感觉。一个来自遥远地方的艺术家，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叙述探戈。

　　他们太相信我会做得很了不起，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太难了。探戈的感觉很微妙，舞步也很复杂，如果去抠这些细节是没有前途的，但是我执意要让焰火像真实的舞者，有时候我要追求探戈舞步的造型，有时候要追求音乐的情绪，有时候要追求焰火象征的这个国家当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