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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隶书的继承和创新

作者:佚名      宝物评论编辑:admin     
金农《临华山庙碑》 金农《临华山庙碑》

  □康士平

  书法的传统是前人创造性劳动成果的不断积累,是一种具有勃勃生机、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是历代优秀书法家和优秀作品的共通思想理念与规律法则。传统中的精华是每位习书者必须享受的营养,舍此便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足以言书法。

  书法的生命在于求变创新。求变的过程就是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创新推动了书法的发展,我们对传统学习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语言与形式,所以创新本身是对传统的一种延续,也是对传统的一种发展。

  一、继承与创新贯穿于隶书的发展

  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就是继承和创新的历史,隶书发展的过程当然也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

  战国至秦的“古隶”化篆书的圆转为方折,提高了书写效率,是对先秦已形成的正统的古文大篆形体的叛逆与革新。

  西汉初期仍然沿用秦隶的风格,到新莽时期开始产生重大的变化,产生了点画的波尾写法。西汉中期以来,隶书脱去篆体而独立的形式完全形成。不但结构全变,从字形来讲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笔势则长波更自然横出,和接近篆体的直垂形已大不相同了。西汉中晚期定型化的“今隶”也是对“古隶”的整理、继承与创新。

  到东汉时期,隶书产生了众多风格,并留下大量石刻。《张迁碑》《曹全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正如清代书法家王澍所说的“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虚舟题跋》)。

  魏晋南北朝是隶、楷嬗变交替的阶段,所以这时期的隶书拘谨、柔媚而乏汉隶之拙朴、雄迈气象。明代钟人杰辑的《性理会通》中有“汉隶之流为晋隶,则又专务姿媚以悦人,妍巧千状”之说。

  唐隶以《熹平石经》等端庄平稳、中规入矩的隶书为其审美典范,同时继承了魏晋隶书的方笔,楷法意趣又渐融于隶,致使唐隶呈现出丰厚甜熟、面目单一及程式化的特点,虽有史惟则、蔡有邻、韩择木等大家以隶书名世,但“诸作如出一人之手”。

  宋代隶书继承唐人的隶书,但由于对汉碑研究很少,创新精神不够,无可观处。

  元明之季,隶书寂寥,即如赵孟頫、文徵明这样的大家,其隶书也只是取法唐人,成就平平。

  直至清代,碑学之风兴盛,隶书异军突起,涌现出大批隶书名家,善隶者达三百余人。正如杨守敬所云:“国朝行草,不及明代,而篆、分则超轶前代直接汉人。”(《学书迩言》)清代隶书继承和发展了秦汉隶书的传统,吸取了唐人的教训,以篆书的笔法写隶书,如邓石如以篆书入隶、赵之谦以魏碑入隶、伊秉绶以颜楷入隶、何绍基以行草入隶等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使隶书出了新意。

  二、当代隶书的继承和创新

  (一)当代隶书继承的特点

  当代隶书在继承上,既有深入传统,广泛吸纳古典精华,形成自己独特风貌的现象;又有不深入传统,盲目跟风,媚俗时尚,出现千人一面的现象。

  1.深入传统,广泛吸纳古典精华

  当代的隶书创作既有古代代代相传的名碑,又有新发现的简帛等最新资料,视野与前人迥异。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当代以隶书成名的书家:刘炳森先生深入研究《乙瑛碑》,在坚实的传统功力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用现代的审美意识并参以姊妹艺术的某些韵律和情趣,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当代中国书坛上独树一帜,世称“刘体隶书”。周俊杰先生以《褒斜道》为宗,生辣中时出新意,刚猛中寓以柔韧,深沉中富有跌宕,奇逸中兼具肃穆。刘文华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受其老师刘炳森先生的启蒙,攻汉隶近三十年,且在艺术“度”的把握上十分得体。他所写隶书虽早年主要来自《张迁》,但并未一味沉迷于此,而是广泛吸纳古典精华,从《张迁》到《礼器》、从《西狭》到《石门》、从《曹全》到诸摩崖,多年来一直沉醉于隶书经典作品之中。

  我们这个时代的习书者有幸看到许多清人看不到的东西,如秦汉简书、新出土的碑刻、大量的民间文字等,因此当代人的艺术视野更广阔,思想也更活跃。

  2.入古不深,跟风现象严重

  当下隶书创作人数增加,隶书创作已形成几种明显的风格取向,隶书取法范围也有拓展,隶书创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隶书创作刮着史无前例的流行狂飙,弥漫着一股简单复制、阿谀逢迎的习气。在创作层面,其跟风主要表现在对章法、形式的照搬、硬套甚至抄袭上。书法家的个性则在流行书风之中被深深地湮没了。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刘炳森先生大量隶书字帖的出版,全国掀起了“炳森热”,很多人都模仿学习刘炳森的书法,展览中、碑匾上到处都是“刘体隶书”。近年来刘文华、张继的隶书被世人认可,于是翻开历届国展作品集,许多入展甚至获奖的隶书作品都有刘文华、张继的影子,面目惊人地相似。展览中的隶书还呈现出地域特点,像黑龙江、辽宁等地以何昌贵书法面貌为主,天津等地则以张建会书法面貌为主,四川以何应辉书法面貌为主。这种相似是当今社会快餐文化的产物,此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一些人不愿艰苦努力、只想依靠自己对评委品味的把握来取得成功的投机心理。何以出现这种并不令人兴奋甚至让人遗憾的趋同景观?原因是多方面的。刘正成在《展览效应与当代书法创作》一文中在肯定展览所带来的“笔法”“墨法”“章法”三方面积极转变的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展览、评审的消极影响——趋同的产生,“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的存在,他决不复制自然,也不复制任何经典”。

  (二)当代隶书创新的特点

  1.线条丰富多样

  当下,书坛有一个趋势,就是很注意线条表情的丰富性。这种追求也反映到隶书创作上:一是现代隶书字中的撇画、捺画、钩画等纵向笔画,总会被出人意料地拉长,相应的,其他笔画往往被压缩、加粗、增厚,被夸张和被压缩的线条在长度和厚度上形成对比;二是在拉长线条时,书家往往会调整运笔方向,形成节奏不同的折线和曲线,而在改变运笔方向的同时,书家又会有意无意地增加用笔的提按或扭转,字内线条节奏和谐,动作丰富;三是飞白技法也往往在拉长的线条中随机使用,由此,压缩的线条的厚实润泽墨色与拉长线条的枯燥生涩形成对比。

  2.墨色表现多样

  在墨色趣味的表现上,当下的隶书书家可谓费尽心力:有探索宿墨的表现者,有探索宿墨和常墨(与宿墨相对而言的普通墨液)调和后的效果者,更有甚者,还把黑色丙烯颜料也加了进来。他们在用墨上进行大胆尝试,涨墨、宿墨技法大量使用,枯润对比强烈,从而使作品层次分明,对比明显。

  3.章法新颖多样

  在章法上,以往隶书的章法多采取字距大行距小、横成行纵成列的平正章法形式。在当下,虽然这种章法形式仍然居于主流,但是在“尚趣”的取向下,章法也有了明显的调整。有不少书家用汉简的形式,有行无列,突出字形的大小变化和笔画的长短变化。这种写法行内字与字结密,而行与行之间距离拉大,整体布白对比强烈。此外,还有借鉴《开通褒斜道刻石》的章法,横竖行列不明显,字大小错落、穿插挪让的形式。这种形式章法上浑然一体,结密无间,敢用者少,因而也最能吸引欣赏者的眼球。

  4.形式变化多样

  1980年在沈阳举行的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促成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中国书协的活动重心主要是各种规模的书法展览。这些展览引发了“中原书风”“辽宁的小行草”“广西现象”“‘好色’现象”等诸多轰动一时的现象,并引导当代书坛前行。其中形式的变化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由原来单一的传统形式变成宣纸颜色丰富多彩,用大量的方块、条屏、扇面及不规则形式的拼接、粘贴,运用做旧、画界格、喷洒颜料等手段来表现大幅作品的艺术效果,注意墨法的运用,印章成为作品的主角,起到章法布局上的平衡。这些方式除了得益于造纸手段的创新和科技的进步以外,书法家的创新探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隶书的发展需要继承和创新

  就个人而言,从事书法艺术的创作起码注意两条:一是不能背离传统,要遵循艺术规律;二是大量学习借鉴先人的研究成果,借助先人的肩膀向上攀登。艺术创新应该是一种自然的、顺理成章的、有丰厚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作为。这种作为不是做作,不硬撑,不去人为拔高。对传统的继承越扎实、功底越深厚,其发展和创新也就渐渐蕴藏在其中。

  1.继承传统要深入临习碑帖

  学习隶书就要先从传统隶书艺术中学起。汉隶为隶书之尊,可称为隶书之传统基准。学习隶书不学汉隶,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郑簠先学明人宋珏的隶书,学了二十年没有任何建树,改学汉隶后,“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隶法琐言》),遂“沉酣其中三十余年”。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清人的隶书墨迹,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临汉碑的作品,如何绍基、沈寐叟、金农等人。在全国大型书法展览的隶书作品中,亦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学清人和当代书家的隶书,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良倾向。启功先生曾说:“学书所以宜临古碑帖,而不宜但学时人者,以碑帖距我远。古代纸笔及其运用之法,俱有不同,学之不能及,乃各有自家设法了事处,于此,遂成另一面目。名家之书,皆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相结合之产物耳。”因此,我们学隶书时应提倡以汉碑为骨体,参照古人的运笔用墨方法,假以时日,一定会取得成绩的。

  2.继承传统要有吃苦的精神

  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就是这个道理,这和追求其他技艺一样,学习、掌握任何一门技能都要坚持勤练。郑簠毕生致力于隶书的研究,并大量收购天下汉碑。邓石如学书法“每日昧爽起,研磨盈盘,至夜时分尽墨乃就寝,寒者不辍”。何绍基在外出旅途中都将碑帖揣在怀中,闲余时拿出来研习,单就其在长沙居住期间临《张迁碑》百余通,《衡方》《礼器》《史晨》又数十通。以上足以说明清代的隶书之所以成就显著,与书家穷毕生精力去研习是分不开的。前辈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钟爱的书法艺术,我们必须坚持沉下心来,在吃透传统精神的基础上,推动隶书的创作与发展。

  3.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万物发展贵在创新,作为书法,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创新,只有甲骨、钟鼎文就没有大小篆;如果没有创新,只有大小篆就没有隶书。但是,创新要有法则和基准。今天的书法界曾经到处都是要创新的声音,有些书法爱好者没有握过几天笔,胡涂乱抹一通,就名曰“创新”;也有些书家的字全无法则和传统,不被广大群众所欣赏,也名曰“创新”。但这种“创新”难免要遭到真正做学问人的批评、指正。郑簠在临习《曹全碑》基础上参以草法,创作出了草隶的雏形;伊秉绶把楷书的笔意吸入隶书,创作出了楷隶;陈鸿寿从《开通褒斜道碑》中吸取营养,创作出了灵动、气势开张的个性隶书。他们的创新不是凭空假想、随意创新,而是在认真学习、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再结合自己的学养、自己的审美观,逐渐探索出来的。因而,他们的创新是经过历史考验的,是被后人认可的,是站得住脚的。

  中国书法的继承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继承是为了发展,创新才是最好的发展,基于继承上的创新是最好的创新。目前,面临隶书创作的窘迫,只有像先贤们那样,勤练妙悟,广泛猎取,传承之外更有创新,隶书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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