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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书与画到底如何(图)

作者:佚名      宝物评论编辑:admin     
慈禧《牡丹富贵图》,作于1896年 慈禧《牡丹富贵图》,作于1896年 慈禧《功名富贵图》,作于1904年 慈禧《功名富贵图》,作于1904年 慈禧《花卉图》,作于1902年 慈禧《花卉图》,作于1902年

  作者:林上云

  对于书画收藏而言,我们可以简单地区分为两类:一是书画名人,即因其书画出色而扬名。收藏他的书画作品,目的就是收藏他的艺术;二是名人书画,就是他的书画不怎么样,因为人有名,所以别人才会去收藏其书画。这种行为的本身,显然与艺术无关。

  过去的收藏家对慈禧书画的态度,大致上属于第二种类型。

  慈禧的名望与权力

  从慈禧的生平上观察,她的书画成为社会收藏品,肇始的年代应该在1861年以后,而从各个博物馆收藏以及市场上流转作品的情况看,也可以得到这种判断的印证。

  慈禧自1852年入宫,赐号懿贵人,次年晋封懿嫔;1856年生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即同治帝),晋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1861年咸丰帝驾崩后,与孝贞显皇后两宫并尊,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后联合慈安太后(即孝贞)、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诛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形成“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清政府暂时进入平静时期。1873年两宫太后卷帘归政。1875年同治帝崩逝,择其侄子爱新觉罗·载湉继咸丰帝大统,年号光绪,两宫再度垂帘听政;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1884年慈禧发动“甲申易枢”罢免恭亲王,开始独掌大权;1889年归政于光绪,退隐颐和园;1898年戊戌变法中,帝党密谋围园杀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光绪帝,斩戊戌六君子,再度训政;1900年庚子国变后,实行清末新政,对兵商学官法进行改革。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慈禧选择三岁的溥仪继同治帝大统,为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次日14点(未正三刻)在仪鸾殿去世,葬于菩陀峪定东陵。

  也就是说,到了1861年慈禧垂帘听政以后,她不光有了“圣母皇太后”的名望,更拥有了主宰国家命运的大权,并且把自己的所谓书画,当做是一种恩典的赏赐品,慈禧的书画才开始在社会上多了起来。而历史上从来不缺乏趋炎附势者,他们不仅把慈禧的书画当做炫耀自己的资本,更是一种类似护身符之类的东西,于是慈禧的书画成为了珍贵的收藏品。

  慈禧的书与画

  慈禧的书法与绘画水平到底怎么样?这是书画收藏与鉴赏的关键——因为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慈禧书画的特点,寻找到“标准器”,才能甄别慈禧书画的真与伪。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慈禧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2日用朱砂墨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由此可窥慈禧亲书的真实面目。此经文其字结构呆滞松散,笔力孱弱稚嫩,毫无生气,属于初学墨书的水平。

  至于慈禧亲笔绘画,可见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慈禧“蓼花螳螂”画稿,画上有老师所作的批语,其中不乏“板墨甚有佳处”、“好”、“有笔意”等阿谀之词。然而细审其画,同样属于初学者的水平;蓼花几如断枝枯叶,枝与枝之间杂陈不接,叶与花零乱,其用笔畏缩迟疑,全无功力;一只螳螂也画得离骨岔气不合章法。由此可见,慈禧的绘画能力还远没有达到独立成画的水平。

  由此可见,实际上慈禧本无艺术才华,又养尊处优,不肯勤学苦练,所以她的书法也好,绘画也罢,始终处于一种初级水平,笔力孱弱稚嫩,毫无生气。

  作为“圣母皇太后”的慈禧,显然是要面子的人,鱼与熊掌皆要所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位代笔者。

慈禧亲笔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局部),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慈禧亲笔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局部),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

  慈禧的书画代笔人

  慈禧到底有多少位代笔人?直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确定,这显然是一块学术研究的处女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缪嘉蕙是慈禧晚年最重要的代笔者。

  缪嘉蕙(1841年—1918),字素筠,云南昆明人。自幼聪颖端淑,生性勤奋好学,通书史,能弹琴,善篆隶,工书画。她的《翎毛》与《花卉》两幅作品,曾被两江总督张之洞作为“贡品”晋献给皇宫,享有“女红艺杰”之美誉。

  缪嘉蕙15岁时嫁于同邑陈氏,夫名陈瑞,儒雅斯文、博学多才,后随夫宦蜀,婚后数月其夫病故,接着又是公婆去世,遂归母家,后得一子,扶孤守节。

  1856年云南爆发回民起义,反抗清政府的残酷统治。为避战乱,缪嘉蕙举家入川到西充县暂时栖身。西充县令陈玉堂慕其博学多才,聘请她执掌书院。后来,缪嘉蕙投靠了在西充举孝廉的其兄长缪嘉玉,其兄官低位卑,俸禄微薄,缪嘉蕙便以卖画补贴家用。因其画作笔墨清新、设色典雅且形神毕肖,竟被爱好书画的大户人家争相购买,声名鹊起。

  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冬之交,慈禧降旨各省督抚,通令荐举民间精于翰墨、绘画的“中年妇人”,进宫为其“伴闲”。

  四川督抚知缪嘉蕙画名,“驿送之京师”,经内务府多次笔试和“探查”,最后由“皇太后”亲自面审。她当场试作《皮袋和尚》条幅,并未获慈禧“如愿之许”。三思之下,索性以颐和园内景观就地取材,绘就《秋韵深远》一画,“以烂漫花红为深,茅亭相接为远。石近水中,水远石去。其秋韵十足,底蕴博厚。”慈禧“大喜”,封为“御廷女官”,“置诸左右,朝夕不离”。

  缪嘉蕙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喏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缪姑太太”、“缪先生”,有“清宫词”频频赞曰:“二十余年侍圣慈,内廷供奉女筌熙;金笺宝篆红泥印,认得先朝老画师。”“八方无事畅皇情,几暇挥毫六法精。宸翰初成知得意,宫人传唤缪先生。”

  慈禧对缪嘉蕙厚礼有加,赏三品服色,每年支俸白银两千八百两,且免其跪拜。后又升为三品“女官”,追加白银一万两,并赐“红翎”一顶。常令缪嘉蕙侍其左右,随时教她画画,或为她代笔作画,并将其代画的花鸟虫鱼、山水条幅、人物扇面,赏赐给宠臣亲宦,代书的“福”、“寿”、“禄”、“龙”等斗方大字,挂于宫殿之内。相传缪嘉蕙代笔作画十分勤奋,自她代笔作画之后,诸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

  缪嘉蕙除了经常为慈禧代笔、教慈禧作画外,由于她通晓文墨,谈吐有致,慈禧无事,辄召其入寝宫,并赐坐地上,两人谈古论今,以解寂寥。当时西安知府胡延作的“长安宫词”中,有一首就是描述缪嘉蕙宫中陪侍慈禧的情状的:

  “供奉何人进画图,行宫亦有恽情手。日长频唤先生入,伏地闲谈当说书。”

  光绪二十年(1894年)适逢慈禧六十寿诞,凡大臣奉赠寿礼,“皇太后”一律以缪嘉蕙创作的“御笔之宝”回赏,并在字画上加“万岁”二字。由于数多量大,一些不知内情的皇亲国戚,难免狐疑起来:慈禧哪有这等精力?通过“探底”,方才洞悉缪嘉蕙这个“代笔人”。

  作为宫廷画师,尤其是慈禧的代笔者,缪嘉蕙纵然能书善画,但平日里她不能尽情挥洒自己的艺术才情,她的每幅作品均需遵从慈禧的授意,盖上皇太后的玉玺,因此“不得随意任性,不得驰骋放纵,不得标新立异。”

慈禧像慈禧像

  缪嘉蕙的书画特点

  以我们今天对缪嘉蕙的了解来看,她的书法温婉流利,尤其是小楷,秀健俊逸、超凡脱俗;在绘画方面,显然受到了明末清初大画家恽南田、邹一桂的影响,所画以翎毛、花卉为佳。

  对缪嘉蕙的画,陈澄之在《慈禧和缪素筠》一文中曾作如下评述:“慈禧曾因庚子之乱,避居长安北院一年有余。今日西安市上她的墨迹很多……西北各地我所见到的慈禧的书画遗迹,十之有九是缪素筠女士的代笔。慈禧生前也能画几笔,所以每一幅缪供奉代笔的画,都掺杂有太后的意见……不可随心所欲,当然拿不出好东西。……缪素筠亲署的花卉,不掺杂别人的意见,确实要比替太后代笔的名贵得多。”

  新中国成立前,徐悲鸿先生曾多次喟叹,并在《申报》上撰文说:在近代画史上,缪女士无疑是一颗才华闪烁的明星,因种种历史缘故,将她一棍打死,以至人存名亡,既是天大的冤枉,亦是艺坛不应发生的悲哀。

  1941年7月,在昆明书画界为缪嘉蕙举办的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郭沫若即兴作诗,赞誉这位女画家:

  “苍天无情人有情,彩霞岂能埋荒井?休言女子非英物,艺满时空永葆名。”

  早在1908年,慈禧死后不久,缪嘉蕙就离开了皇宫,居住在北京什刹海,安度晚年。民国七年(1918年),一代才女,香销玉殒,寿终正寝,享年77岁。

  缪嘉惠一生所作画幅不少,遗有《供奉画稿》,至今在云南、四川、西安等地民间尚存有不少她所作的书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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