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办展为何热衷拉拢主办单位

　　■端木君

　　上一期的新快报收藏周刊推出了一个名为“对话策展人”的专题策划，皇皇六个版的报道，对策展人乱象进行了集中的解析与反思，个中言论发人深省。演艺界人士林志玲被誉为“最美策展人”，而成都则更让“市民当上策展人”……对于“人人都是策展人”的艺术现状，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甚至直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都没有准则”。

　　其实，在当前的美术展览格局中，“没有准则”远不止体现在策展人机制这一块面，光怪陆离的现象要复杂得多。开幕式隆重热闹，官员云集，研讨会沦为赤裸裸的吹捧会，开幕当天人声鼎沸而过后则鲜有人问津……一连串的问题都让人匪夷所思，甚至可笑不已。而笔者要说的另一怪象是，很多美术展览不管规模大小、艺术水准高低，都会在邀请函及宣传板上列出一大串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多则数十家，少则也有四五家。

　　这种做法早已呈现出争相攀比之势，谁都不愿落伍。你的主办单位是美协、画院、美术馆，我的就要文联、文史馆乃至政府部门，以为单位越多样、公权力参与程度越深，展览的档次就越高；你的主办单位是市级的，我的就要争取是省级的、国家级的，以为这就表明艺术创作达到了更高的水准。但参与举办单位数量的多与少、级别的高与低，与艺术家的创作水准有密切关系吗？

　　历史可以给我们答案。其实，艺术家办展览的时间并不久远，而拉拢各单位、各机构参与的情况更是晚近的事情。中国古代的书画艺术交流，往往是私密性的文人雅集和不带功利性的清赏性互动，并非今天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方式。严格地讲，汉宣帝在麒麟阁画霍光等十一功臣像，唐太宗在凌烟阁置魏征等二十四功臣像，还有文人雅集的书画展，也可算作公开性的美术作品展示，但这种限于小圈子里的交流带有强烈的私密性特征。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展览源于西方的沙龙展与日本的文展、帝展等形式，于民国时期被引入，带有开启民智的启蒙色彩。但在民国，除了三次全国美展由当时的教育部等政府部门主导以外，艺术家的个展鲜见有什么政府机构参与其中。

　　以1943年11月19日至24日在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举办的黄宾虹八轶诞辰书画展览会为例，“策展人”傅雷先生对展览的全程做了详细的记录，内容之详细、策划之完备，比今日之美术策展人高出数倍。傅先生对展览的“总体布局”、“会场布置”、“请柬”、“作品寄投”、“装裱”、“拍摄”、“宣传”、“招待”等诸多细节都做了非常仔细的安排，且都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假如是有什么单位参与举办，相信他一定会写入“纪要”。但我发现，通篇“纪要”并没有提及任何单位的名称。而如果把黄宾虹这样的大人物放在今天做展览，有人做展览统筹，说不定要拉拢过来一大堆的“国字号”的主办单位，甚至地点要换成中国美术馆了。

　　虽然无政府机构参与举办，但宾翁展览的热度却是持续高涨，“堪称空前”。对此，傅雷先生做了详细的记载：“19日：幸今日天晴，虽酷寒，观者仍极盛。2、21日：连日会况热烈，堪称空前。上海英文、法文报均有评论，推崇备至。”最后，他还禁不住感慨：“此次展览成绩，无论在品质方面，出售方面，均为历来个人画会所未有，即沪上人士盲捧之张大千亦从未有全部告罄之纪录。”

　　由此可见，艺术家腕下功夫之美誉及市场反响全赖个人造诣，而展览的成功更是系于艺术本位，和开幕式的规格、官员到来多少委实没有多少关系，更何况区区几个官办机构的挂名呢？

　　而当前为何有那么多艺术家办展时热衷于拉来一帮机构帮衬？这是不是已经说明我们太过于艺术外在的东西的营造呢？假如果真如此，我们倒必须警惕傅雷先生所批评的对张大千的“盲捧”了。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公权部门热忱支持艺术家创作、积极关注文艺发展、主动推动市民文化建设的表现。且不说此种作为到底有何明显的效果——诸多展览开幕过后门可罗雀，市民参与热情极低，每个公民更要追问的是，有关机构及部门为何能拿着社会公权力来为某一艺术家办展览“抬花轿”？到底是谁拍板做下的决定？又究竟是谁赋予了这样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