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西行写生现象研究：重履西行之路

　　陈琳

　　2013年10月27日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举办了“别有人间行路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庞薰琹、吴作人、关山月、孙宗慰西南西北写生作品展”，时隔不足一月，11月23日 “20世纪中国美术之旅——走向西部”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两场集中在11月份前后开幕的展览所具有的共同主题，将人们的目光引向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美术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大批艺术家进入西部地区进行写生创作。西行写生的行列中，既有以张大千、赵望云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画家，也有庞薰琹、吴作人、吕斯百等油画家。每位艺术家西行的原因及目的不一，但是从宏观角度统计，造成这一集体风潮的因素主要可归纳为两大方面：

　　其一，抗战救亡背景下政治和文化中心的西迁。在这一客观因素下，部分知识分子或被迫迁往西部后方，或由国民政府委派对西部实业、史地、文物艺术等领域进行考察。许多艺术家也跟随这些考察团进入西部地区写生，通常带着记录西部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任务，如庞薰琹、叶浅予。在完成记录的基本工作之余，出于艺术家的敏感，他们通常会被异于中原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所吸引，自觉吸收其中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从而引起个人艺术风格的转变。

　　其二，以敦煌为代表的古代艺术遗存及民族艺术对艺术家的启示和吸引。莫高窟壁画、藏经等珍贵文物在20世纪初期的发现和曝光，使全国各界为之震惊，尤其在文化、美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敦煌渐成当时众多艺术家心目中的艺术圣地，尤其对于一些接触过西方艺术，有意识寻求本民族文化根源的艺术家，敦煌更是艺术灵感的宝藏和探寻外来艺术民族化的钥匙，最知名的个案莫过于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临摹研究，而孙宗慰、吴作人、董希文等西画家也都在甘肃、青藏等地的行旅经历中寻找到了日后创作的方向。

　　当然以上两大因素仅是为便于表述而粗略划分的，具体展开则相当复杂，其中杂糅政治经济等外部客观条件，也有文化心理等深层的内部动因，因此西行写生这一课题才更加值得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目前与20世纪前期艺术家西行写生课题相关的研究，以个案研究形式居多，如常书鸿、吴作人、关山月等曾有西行经历的艺术家，其个案研究多会涉及西行期间创作相关问题，但少有聚焦其西行经历及此经历对其艺术影响的专论。

　　以西行现象为整体观照对象的研究成果则明显不足，已有论文对西行成因、西行对于其后美术史发展造成的影响及意义等问题的分析上不够深入，尤其是后者通常与“中西融合”、“油画民族化”等命题捆绑在一起，导致研究停留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框架之中，或者断章取义的看待原本多样化的西行写生群体，将许多传统国画家摒除在视域之外，导致以偏概全的结论产生。

　　近年学界对以20世纪前期为主的中国近现代美术的认识与关注持续升温，相关研究不再停留于表层而逐渐深入细化，此次两场西行展览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美术中这一重要课题近期成果的集中体现。关山月美术馆的“别有人间行路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庞薰琹、吴作人、关山月、孙宗慰西南西北写生作品展”，以四位艺术家1940年代中国西部的旅行写生作品为核心，重构了当年的西部自然人文景观在来自中原地区的艺术家眼中所呈现的“别有人间”，关山月美术馆的展览将几位同时期艺术家的个案进行交叉和对照，形成断代式的横向比较，并在比较中形成对时代特点的总结，达到以个案勾勒整体的目的。此外在开幕期间同时举办了以“西北西南写生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西北西南写生中的个案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中国美术馆举办的“20世纪中国美术之旅——走向西部”展览以中国美术馆馆藏西部主题作品为主，从发现西部、高原之春、寻源与拓展三个章节来展现20世纪不同时期艺术家走向西部这一重要艺术现象，其第一部分“发现西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此部分涵盖的时间段为20世纪30、40年代，以艺术家为单位，将吴作人、庞薰琹、司徒乔、韩乐然等40年代深入桂、黔、甘、新、藏等西部地区进行过考察的艺术家作品和相关文献集中展示，形成每位艺术家西行经历、创作的个案式展览单元。中国美术馆的展览由于将整个西部题材的艺术创作作为观众对象，涵盖的时间范围较长，一直延续至建国后至今，也由此具有一个纵向比较的视野，明显可以看到，20世纪前期尽管社会大环境动荡不定，西行艺术家的创作也有许多带着特定任务或迫于客观原因，整体而言较之于建国后隐匿个体而突显集体的主旋律创作，早期的西部题材作品更加自由和个人化，较少意识形态的干预而更加纯粹。两场展览所呈现的研究方法与理念，正吻合了目前许多学者的共识——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不再停留于仅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更多的是将二十世纪的美术现象放在一个自身生长环境和语境中，并探寻每种语境自身的生长逻辑和脉络，通过研究过程中不断发现、扩展的细节还原或重构历史的片段。相信对于20世纪前期西行课题，这两场展览既是已取得成果的呈现，更是向细节化研究深入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