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文佳
我国幅员广大、历史悠久,即使到今天,城乡各地依然保存着大量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和古镇古村。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的数据,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然而很多保存状况不容乐观,亟待抢救保护。但是,在很多地方,对真文物的保护修缮变成了大力兴建“假古董”,传承文化变成了以谋求政绩为目的的旅游开发和文化地产开发。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张松对此痛心疾首,他说,在经济发展和开发建设中,要敬畏历史、尊重文化、延续文脉,以保持和建设良好的城市宜居环境为基础,实现历史文化名城的可持续发展和地区的长久繁荣与稳定。
记者:上海目前古村落保护的总体形势如何?
张松:上海的城镇化程度非常高,大部分农村都已经衰败了,大量人口进入市区,或者在郊区打工,村子老龄化的情况严重。同时,跟浙江、安徽等地的古村落相比,这里的村子没那么古老,也没那么完整,即便是列入国家古村落名录的村子也是虽有一定特色,但不是那么有历史底蕴。而且,这些村子普遍存在一度缺乏保护意识,保存状况碎片化,建筑衰败等问题。
记者:您怎么评价这些年我国掀起的“古镇热”?
张松:上世纪90年代后期,周庄、丽江等历史城镇的风貌保护和旅游开发取得较大成功,引发了全国性的“古镇热”。但在这一过程中,有积极保护文化遗产、合理开发利用古镇资源者;也有盲目模仿、过度开发、重复建设者;还有历史资源状况不佳、大量开发“假古董”和人造景观、攫取短期效益者。
必须明确的是,古镇是有人居住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不是“古董文物”,不可固化不变;古镇也不是“舞台布景”,可以随意搭建。古镇的保护和发展,要切实考虑改善居住环境条件,使历史环境地区逐步成为适宜人居的美好家园与和谐社区。古镇的开发,应当坚持历史环境保护的原真性、整体性和延承性原则。
记者:目前的古村保护主要有几种模式,一种是把残破的老建筑推倒仿古重建,一种是通过老人的回忆和历史资料的翻阅还原历史面貌,另一种是在现有基础上做现代化改造,对这几种方式您分别持什么样的态度?
张松:首先我严重不认同仿古重建,即使是用仿古的材料原样复制,也是假古董,是保护性破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大规模地侵蚀历史遗迹和破坏历史环境。很多村子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村落破败,难以修缮,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仿古重建,美其名曰保护,其实大错特错。
依据一张照片或者老人的回忆就所谓还原的做法我也反对,看着热闹,能促进旅游,但实际不真实。历史是个叠加的过程,不可能简单地复原。保护得好的古村落,包括“文革”标语、人民公社的大祠堂等这些痕迹都应该留下来,村子没有必要统一风格。古村保护不是工程设计,要尊重历史文化。除非是完全没有价值的房子,不然老东西就应该保护下来。
至于老房的现代化改造,应该要做,但是历史建筑有法律身份,传统村落的改造需要按照规定报批,对每栋房子进行评估,而不是为了改善居住环境,统一快速给老房打补丁。
记者:所有的房子都能修吗?
张松:当然。江南地区的房子很多都是木结构,时间长,木头受潮腐坏,卫生设施进去也很困难,但不代表不能修,只是方式要考究。日本、欧洲的老房子都是修缮保护,再破败的房子即使把内部结构都换掉,外墙也会保留。木结构的房子也可以做到落架大修,也就是哪根梁坏了就换哪根,即使是承重梁也可以更换,按照原来的尺寸换上新木头,这是敬畏历史的修法。
记者:您一直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
张松:是,自上而下的方案,很多时候政府表面征求居民意愿,实际上在给自己创造效益,很多地方老百姓稀里糊涂吃了亏。而在日本、韩国等地,不少都是居民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历史街区,政府提供一些帮助,世界遗产日本百川村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成功案例。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能做些什么?
张松:历史街区保护整治和历史建筑改造普遍存在多信息整合的技术问题,需要决策者拿出更多耐心和动力。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建立保护机制,将专家、政府和民众组织在一起进行交流。了解最基本的民生诉求,改善居住条件的途径和步骤,建立评估体系,确认历史建筑改造的尺度和应用范围等,不能将可持续发展简单理解为开发建设新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也不该变成两极分化。原貌较好的得到较为妥善的保护,转而成为高档消费的场所;破败较为严重的则直接被拆除了。我们希望历史建筑能够得到普遍改善,不要过度改造利用。
记者:现在有很多艺术作品也在古村取景,这是否也是一种保护形式?
张松:如果有一天我们只能从古典文艺作品中去寻觅古镇的话,那将是一件比较糟糕的事情。因此,只有全社会行动起来,切实加强对上海郊区古镇、古村落等历史环境的保护,对河流、农田等自然生态环境的维护,才能最终确保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古镇的历史风貌和人文生态、江南的地域文化和自然特色得以延续、再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