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出现多种新的漆艺

　　宋代扬州，在宋室南渡之前，一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州郡。由于唐末战乱对北方经济的破坏，北宋首都汴梁对南方物质接济的依赖较之唐代皇室程度更剧，运河之便使得扬州也成运河两岸城市中的一座明星城市。南渡之前的宋高宗曾有一年多时间驻跸扬州，并拟将扬州作为临时都城，这也短暂地刺激了地方的繁盛。在扬州宋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工艺美术用品就反映了宋代扬州工艺美术的发展水平，虽然与盛唐的高峰无法相比，但也有值得称道的艺术珍品。

　　元代再次实现南北一统之后，大运河重新得到疏浚和充分运用，扬州重新成为帝国军事经济地位重要而繁盛富裕的大都市。而元代皇室的管理与制作玉器和漆器部门的设立与管理，则让扬州手工艺生产也进入了皇家视野，进一步推动了扬州手工艺的恢复与繁荣。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扬州工艺美术的制作水平，无论是宋代还是元代，都还是比较粗疏的，相比于汉唐和清代扬州的工艺美术，宋元时代应是一个低谷。

　　铜器工艺

　　

　　制作粗疏的宋元扬州铜镜

　　在唐代铜镜一度回复到历史的高峰期后，宋代又再度开始走下坡路了。宋代铜镜一般较唐镜轻薄，这可能与宋代当时铜的材料较为缺乏有关。另外，也与宋代社会崇尚轻巧的风俗有一定的关系。宋代早期铜镜的纹饰比较讲究，还算得上精致灵巧，并多有一些写实花草仙人故事等刻铸，或有诗词铸刻其上。这些纹饰设计突破了唐代离心式和对称式的图案组织方式，而以旋转式为主。如藏于仪征博物馆的“双鸟荷花纹镜”，围绕中心镜钮浅浅地浇铸线刻了莲花、荷叶、飞鸟等图像，绘制写实，布置随意，无论刻铸之工还是图案设计，都已经无法和汉唐人的精到相媲美了；另一面“牛郎织女铜镜”， 中心镜钮的下半部分绘铸湛湛水波，波浪浩渺，水波之上有牛郎织女两人隔水相望，上半部分则祥云飘浮。这面铜镜设计得较为规整，以浅浮雕形式把牛郎织女故事表现得现实可感，是一面制作精到的铜镜。

　　到了宋晚期，铜镜制作已经十分简陋了。收藏于仪征博物馆的宋代铜镜“竹叶纹下山虎铜镜”的设计意识就较为自由活泼，尚能够显示出宋代扬州铜镜在衰微之下所展现出的某种活力。此镜圆形，右下土坡之上饰以竹叶，天头亦饰以竹叶，有一下山猛虎呈回头张望状。整面铜镜虽然技术上显得较为粗糙，但也不失其纯朴活泼之趣。

　　元代扬州铜镜制作，则更成为了强弩之末。从目前出土的元代铜镜来看，当时的铜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做工也比较粗糙，绝大多数的镜面是素面的，没有纹饰，即使一些有纹饰的铜镜，也显得简单而粗略。

　　除了铜镜，宋代的铜器制作也有较为精美的作品，如1993年出土于仪征化纤白沙二村工地的铜带扣就显示了宋代铜器錾刻工艺的精湛水平。铜带扣通体鎏金，以表、底两片铆接，一端以活页轴、扣环组合。大小不同共二件，大件素面无纹，小件錾刻花纹。其边饰以鱼子纹为地的卷草纹，主纹是以鱼子纹为地的三狮戏球，作争抢状。狮身有细小花纹，背面刻“贾家造”。铜扣环中为卷草纹，上下为连珠S形纹。狮子刻画细腻，生动传神，栩栩如生。

　　宋元出现了多种新的漆器工艺

　　宋代实用漆器方面较之前代有了较大推进。漆器已经突破了官方作坊的规定限制，允许自由买卖，出现了不少专门以卖漆器为主的店铺，从现存和出土的一批漆器中就能够看到上面的店铺铭文。

　　宋代实用漆器在汉代薄片卷木胎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种新的工艺，即叠圈木胎工艺。这种工艺制作的漆器不仅坚固厚重实用，而且不变形，深受当时市场的欢迎。因此，宋代的漆器普遍采用了这种工艺。宋代漆器生产另一发展方向就是专门用于收藏和鉴赏的雕漆。它是从唐代的“剔红”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工艺。

　　除了剔红，还出现了剔黄、剔黑等雕漆工艺。最有独创意义的是宋代的雕漆装饰新手法“剔犀”，即用黑、红两种漆反复间隔着涂叠之后再雕刻，从而出现黑红相间的纹饰效果。值得重视的是雕漆工艺的出现预示着漆器功能上的转向。宋代雕漆器，已经脱离了日常实用的范畴，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工艺美术品，只有贵族才能够享用。这就在中国漆艺史上出现了专门用于艺术鉴藏的新的漆器工艺发展方向。以后明清漆器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精品发展基本上就沿着雕漆的路径继续发挥，成为明清漆器艺人争显所能的最主要的漆器样式，最终由扬州漆工推到了它的极致。

　　关于漆器，宋代扬州最有代表性的记载为漆制弓臂。据《江都县志》所记：“宋开宝乙亥至宣和辛丑，先后一百四十七年，贮弓挺直，宛然如新，而胶漆不脱，可谓异矣，此良弓也。”到了元代，漆器制作上出现了被称为“软螺钿”的品类，先前的螺钿逐渐向着薄而透明的方向发展。这种新的工艺，在扬州的漆艺制作中也有所反映。1966年在北京元代遗址中发现的一件直径约37厘米的“镶嵌细螺钿漆盘”就是扬州制作的。这种漆盘用薄螺片拼嵌成一幅以广寒宫为背景的嫦娥奔月图，林木蓊郁，楼阁重叠，色彩绚烂，精工细丽。这种工艺的出现，丰富了漆器制作家族的品种，为明代扬州漆器点螺镶嵌技艺的发展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雕刻工艺

　　刻画生动、技艺精湛的宋元扬州雕刻

　　宋初承南唐余绪，扬州的佛教较为发达，迄今在一些出土的文物中，还可以看到一些较为精美的佛教雕刻作品，让我们能够一窥两宋时期的扬州的雕刻状况。

　　1999年出土于仪征市政府大院内的北宋时期的经幢石座，为北宋经福寺中的石刻作品。此物为一经幢的础柱。外壁以高浮雕的手法刻制出四个壶门，门内各有造型一致的力士，力士双手屈伸上举，作托举经幢状。这是一件十分精美的寺庙石雕造像，其器形之完整，高浮雕手法之精致，神态刻画之准确生动，在现今出土的扬州地区雕塑作品中都是不多见的。

　　还有一件位于仪征市区城南商会街的宋代石雕井栏也很出色。井栏为青石质，平面外作正八角形，现有五个面上存高浮雕图案，内容为新科状元骑马游街的场面，形象生动，雕刻精美，是一幅不可多得的宋代风俗画。

　　此外，现藏于仪征博物馆的“北宋三层雕花石印盒和铜印”是难得一见的宋代精美工艺品。其1993年出土于仪征化纤白沙二村工地。盒分三层，层层子母扣合。石呈淡褐色，盖为盝顶，盖面以斜格纹为地高浮雕莲花和莲叶纹，边缘饰莲瓣纹，四壁刻菱纹形牡丹纹和云纹。第二层中间有一隔层。开一长方形穿孔，便于放置一枚正方形印章，隔层四周边有墨书文字。四壁皆以网格纹为底纹高浮雕孔雀穿牡丹纹。第三层放置另一长方形印章。四壁刻鱼戏水纹。刻伏莲瓣纹为底座。此印盒设计精巧，纹饰雅致，主次纹饰分明，雕刻精细，具有晚唐遗风，把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