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改变国画命运的艰苦写生

李苦禅作品《红梅竹石图》 李可染作品《牧童》

　　薛良    

　　如果没有1954年李可染、张仃、罗铭的江南水墨写生，那么今天中国画的色彩必定会黯然很多。

　　李苦禅去学校传达室看大门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可染同时收到了来自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的两份聘书。考虑到北平城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故宫的收藏，而且自己最为敬佩的两位国画大师齐白石、黄宾虹都在这里，于是李可染决定接受徐悲鸿的邀请，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教职并迁居北京。李可染原以为自己来到北京后可以安心、顺利地深探中国书画艺术之堂奥，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数年后中国画的命运便面临着一场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一股否定、取消中国画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开始盛行。社会上，中国画的市场消费群体被视为封建残余打倒消灭了，画商、画铺只能改行歇业，以卖画为生的中国画家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李可染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1949年国立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1950年正式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保守”的中国画也因无法反映新的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而被取消，而他只能凭借着早年杭州国立艺专学习的西画基础，在绘画系教起了水彩课。而齐门“二李”的另一位李苦禅更是境遇不佳，只能去学校的传达室看大门。  

　　李可染尝试用水墨直接对景写生

　　1950年，李可染首先在《人民美术》的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谈中国画的改造》，提出“改造中国画首要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六七百年的源泉。”此语可谓一语中的。山水画的发展自明清以来，因循抄袭一味临摹古人，闭门造车与现实生活隔绝。挖掘“源泉”便是要抛弃陈规旧念，重新回归自然。1954年的江南水墨写生正是李可染深入探寻现实生活实践的切入点。虽然以写生的方式改革中国画并不是李可染的首创，但是此时的李可染确实将改革中国画的命运与自己相连，这是50年代一位中国画家面对“厄运”时的自觉意识，源自内心最深处的艺术良知与责任担当。然而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拥有改革的勇气与能力，从这个层面来讲李可染可以说是最佳人选，因为中国画的改革不仅仅要面向生活，还要拥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和对西方绘画的理解掌握，李可染便具备这些条件。

　　李可染自称中国画坛的“苦学派”，做事喜欢谋定而后动。在写生之前他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远足之前，李可染便在北京周边地区尝试用水墨直接对景写生，创作出一批具有实验性质的写生作品。另外，他的改革主张还得到了当时中央美院绘画系党委书记张仃的坚定支持。张仃虽然是从延安走来的文艺工作者，但他却不认同中国画为封建残余应被否定取消的虚无主义思想，更不同意完全以西画改造中国画传统的观念，于是李可染的水墨写生方式让他看到中国画未来发展的一道曙光。于是两人带着从《新观察》杂志社预支的100元稿费，便开始了江南写生之行。等到上路后，罗铭又加入了进来。当时的社会条件非常有限，仅仅百元的经费非常紧张，李可染三人江南写生之行的艰难可想而知。吃在老乡家，住在大车店。甚至在写生的最后一站黄山时，李可染只能睡在天都峰下一间小屋子的门板上，遇到下雨天还要打着雨伞睡觉。可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李可染创作出《家家都在画屏中》、《雨亦奇》等美术史上令人称颂的作品。

　　出发江南前，李可染还曾专门请邓散木篆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者，是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常有人回忆李可染是一位胆小谨慎的人，但是他在艺术创作中却有巨大的能量与勇气。他把“胆”字放在前面，为自己改革中国画的江南写生之旅壮行，为中国画命运置于死地而后生勇于寻求突破。当然只有胆量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立足于“魂”，这个“魂”字不仅仅是画家将时代精神与自我情景相融合的灵魂，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灵魂，是中国画改革创新的精髓所在。

　　白石老人为他们题写展名

　　历时三个月的江南写生结束后，北京画坛中无论是中国画的“保守派”，还是对中国画持否定态度的“革命派”都期待看到三人的成果。李可染等人在北海公园的悦心殿举办了“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览会”，恩师白石老人专门为展览题写了展名。展览共展出三人的写生作品80幅，其中李可染40幅，张仃12幅，罗铭28幅。此次展览触动了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黄永玉观展后，专门撰文《可喜的收获——李可染江南水墨写生画观感》，认为这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水墨画的一个新尝试，是提倡国画改革以来的可喜收获，这次写生创作对山水画新风格的发展影响深远”。留洋归国的吴冠中则称“李可染是中国传统画家将画室搬到大自然中的最早、最大胆的尝试者”。而且“这个规模不大的画展却是中国山水画发展中的里程碑”。更为重要的是时任中央美术学院代院长的江丰在看过展览后，改变了以往对中国画传统的认识，当即表示了自己对中国画革新的支持。委派当时的美院学生黄润华给李可染做写生助手，并特批1000元作为李可染今后的写生经费。

　　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人的水墨写生画展在北京引起轰动后，也吸引了外地画家关注的目光，影响范围开始向全国波及。稍后不久，北京的古一舟、吴镜汀等人，江苏的傅抱石、钱松岩等人，陕西的赵望云、石鲁等人，也都纷纷开始组织写生活动，整个中国画界掀起了一股改革中国画的写生高潮，至此，中国画的创作面貌得以改变。李可染用对景写生的方式把握住推动中国画革新的命脉，将西方绘画中光影、色彩等元素与中国传统的笔墨精神相融合，寻求出与自我审美理想相契合的创作方式，在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他之后开创的“李家山水”不仅改变了中国画的命运，也写入了中国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