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件佛像 千年佛教东传史

百件佛像，千年佛教东传史

　　时至今日，犍陀罗艺术对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已是定论。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特展“圣境印象：印度佛教艺术”(2014 年 12 月 3 日—2015 年 2 月 2 日)，为我们直观地体会这一点，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

　　我曾读过一本叫《犍陀罗式雕刻艺术》的小册子，写得简明扼要，相当不错的入门书。不过结尾处，为了强调“纯中国民族的气魄和格调”，而得出一个很粗率的结论：北魏早期及以前，中国的佛菩萨造像基本未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后来才“有选择地吸收外来的东西”。想想，再正常不过，书是 1959 年出版的，那可是新中国的多事之秋这种时候来写关于犍陀罗艺术的书难免带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时至今日，犍陀罗艺术对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已是定论。不久前去世的汉宝德先生就明确指出：“佛教是带了雕塑艺术进来的，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有俑的观念，没有像的观念。中国正统文化是平面，如今接受并发展了立体的艺术雕刻到北齐面容才中国化、生动化，到唐朝而大盛。”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特展“圣境印象：印度佛教艺术”，为我们直观地体会这一点，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

　　“圣境印象”的布展很照顾对佛教尤其是佛教史缺乏了解的普通观众，“佛陀传略”、“薪火相传”、“梵天诸神”、“佛法外传”四个部分基本上是按照佛教历史事件的顺序排列的，也就是说，艺术品本身的年代顺序被打乱，而以其所描绘的内容的时间顺序为准。

　　其实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展品中贵霜帝国时期(公元 1-3 世纪)和波罗王朝时期(公元 8-12 世纪)的作品最多，前者又以犍陀罗风格为主，同时期与犍陀罗并称的马图拉风格只有寥寥几件点缀。代表印度本土佛像艺术“黄金时代”的笈多王朝时期(公元 4-6 世纪)，只有两三件展品，不过展厅入口处来自鹿野苑的“佛立像”，以及另一件“佛传故事”砂岩浮雕，都是代表性的杰作。相比之下，作为最后辉煌期、同时也是衰落期的波罗时代的作品，感觉占了近半数。另外，巽伽王朝时期(公元前 2-1 世纪)的 5 件纯印度风的浮雕让人印象深刻。

　　代表印度本土佛像艺术“黄金时代”的笈多王朝时期(公元 4-6 世纪)，只有两三件展品。这是来自鹿野苑的“佛立像” 　　《佛传故事》笈多时期，约公元 5 世纪，北方邦鹿野苑，砂岩，92×32×11 厘米，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

　　仔细分辨这几类风格，玩味一下其中的差异，你或许就能对早期佛教艺术史有一个大略的概念。巽伽时期的浮雕尚未出现佛陀形象，而是以法轮、菩提树等象征性地指代，因为释迦牟尼反对婆罗门教的偶像崇拜。佛像的“发明”，现在一般认为是在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时期，最有可能是在公元1世纪末。不过，对于最早雕刻佛像的究竟是犍陀罗还是北印度的马图拉(即古籍中的秣菟罗)尚有争议，因为两者几乎在同一时期产出了大量佛像。相对来说，犍陀罗更具说服力，因为这一地区经过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及其部将建立的塞琉古王朝的长期统治，艺术上完全希腊化了。正是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与佛教结合，产生了风格鲜明的犍陀罗艺术。展览上的很多犍陀罗佛传浮雕，如“乘象入胎”、“逾城出家”、“阿私陀占相”等，如果不告诉你具体的故事，你大概很难把它们与古希腊那些描绘神话的雕刻区分开来。出自犍陀罗历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塔克西拉(汉文古籍中的“叉始罗”)的一尊灰泥制佛陀头像，其安详之美，让人不由地记起温克尔曼对古希腊艺术的著名论断：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

　　相比犍陀罗的精雕细刻，马图拉的风格就显得粗枝大叶，形象上也更印度本土化。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不应出现人形佛陀的观念几个世纪里在印度一直根深蒂固，所以马图拉自身要产生佛像阻力很大，更有可能是在强大的外力推动下，从临近的犍陀罗输入了佛像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在与更本土的印度艺术风格(比如药叉神和药叉女的雕像)的结合，当时还显得比较生硬和粗糙，从“佛陀施佑”和“诃利帝与半支迦”这两件作品中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一点。

　　相比犍陀罗的精雕细刻，马图拉的风格就显得粗枝大叶，形象上也更印度本土化。从“佛陀施佑”这两件作品中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一点

　　与马图拉带有某种原始感的生硬不同，处于佛教衰落期的波罗王朝虽有重振的雄心，大多数作品却繁复而雕饰，给人另一种生硬感。波罗时代雕像的特点是大量使用质地坚固、致密的黑色玄武岩，黑而光亮，乍一眼很吸引人，细看却缺乏生气，因为它们大多是按照规定的样式制作的。不过由于波罗时代大乘佛教的主流已经变成密教，从展品中的“胜乐金刚像”、“度母像”、“摩利支像”、“胜尊佛母像”、“般若佛母像”等，可以清晰地看到与今日藏传佛教艺术的传承关系。

　　由于波罗时代大乘佛教的主流已经变成密教，从展品中的“胜乐金刚像”等，可以清晰地看到与今日藏传佛教艺术的传承关系

　　佛教从印度经中亚传到新疆，通常认为有南北两路。北路从犍陀罗向北越过兴都库什山到阿姆河流域，再向东越过帕米尔高原北部的几个隘口到达塔里木盆地；南路从印度西北部向东穿过克什米尔南部，翻越喀喇昆仑山南部山口，到达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和田(于阗)。此外还有一条路，即汉文古籍所载“宾道”，从犍陀罗出发，经印度河谷、吉尔吉特河谷、洪札河谷，通过红其拉甫山口(这一路基本上与今日中巴公路即喀喇昆仑高山公路重合)，到达塔里木盆地西南的皮山。这几条路都以于阗或龟兹为目标，犍陀罗、笈多和波罗的佛教艺术，也就是通过这几条路，来到了新疆，于是有了丹丹乌里克、克孜尔、吐峪沟，有了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