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黄胄晚年部分作品草率完成

黄胄 听琴图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画坛人物画家影响最大的三位是方增先、刘文西和黄胄。陈传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黄胄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似乎更高。那时他才30多岁，已是中国画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以速写入画，其人物画，别创一格，气韵生动。但高尔泰却认为，黄胄的作品问题在于缺乏“精神性”。

　　■收藏周刊记者 程辛 实习生 苏碧雁 整理

　　简介

　　黄胄

　　1925—1997,原名梁淦堂，字映斋，河北蠡县人。“黄胄”之名源于一面“炎黄之胄”锦旗，故取名“黄胄”，并一直沿用。

　　问诊专家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传席：美术史论家、美术批评家

　　刘 墨：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高尔泰：美学家

　　名家点评

　　在现代画史上，有许多高手画过新疆生活，他们在个别形象的塑造方面或精于黄胄，但在总体味道的把握上没有人赶得上黄胄。在维吾尔人心目中，惟有黄胄画出了他们的美，能得其神采味道。 ——刘曦林

　　黄胄怀着对新生活的热爱，把速写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引入了中国画的基本训练和创作之中。所画人物、牲畜，造型准确生动，笔墨豪放自由，打破了各种窒息创造精神的陈规，使传统中国画贴近了现实生活。

　　——薛永年

　　早熟的天才画家，30多岁饮誉国内外

　　受赵望云影响最深，坚持“从生活入手”

　　陈传席开篇点题，黄胄是天才型的画家。所谓天才型画家，往往不师而能。足见陈传席对黄胄的绘画及在画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重要的定调与认可，因此他又将黄胄称为早熟的天才。

　　从黄胄早年所创作的画作来看，其在国内外已经颇有名气。如黄胄25岁所画的《爹打老蒋去》被选入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受业界重视，更为徐悲鸿所称赞。1956年所作《洪荒风雪》，获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造型和实用艺术展览会金奖。1959年《赶集》又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铜质奖章。陈传席指出，那时的黄胄仅30多岁，但已是中国画坛上一颗闪耀的明星。而观看黄胄早期的画，陈传席还补充，受家学熏陶，黄胄自学成才。其自幼就画得一手好画。可以说是自学成才。他在1943年拜著名画家赵望云为师时，也正是因为黄画得好，赵望云才愿意指导他。不过，陈传席仍然认为，黄胄虽然受过赵望云的影响，但后来却能独立门户，在画史上的地位似乎更高，仍是他的天才因素决定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黄胄虽未专师于哪一家，但他的人物、动物等造型，来自写生，笔墨就是当时流行的画风，但显然比流行的画风更丰富、更完美，也更深沉。[2]

　　但在《黄胄自述》中，他曾回忆：“在我的一生中，青年时期接触过四位画家，他们对我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四位画家是赵望云、韩乐然、司徒乔和徐悲鸿。其中，影响最深的是赵望云。对此，薛永年指出，黄胄的中国画在年轻时代即受赵望云面向生活和农村写生的影响，在面向生活与继承传统的关系上，一开始就把从生活入手放在第一位，而且终生不渝。[3]

　　速写与人物为世人所赞赏

　　源于对传统愈来愈深入的理解

　　综观黄胄在画史上的影响与地位，陈传席指出，黄胄是中国人物画史上里程碑式的画家，是20世纪中后期影响最大的画家之一[2]。然为世人所赞赏还有其速写。特别是新疆速写题材。

　　回顾黄胄的艺术之路，薛永年将其概括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中国画家中， 黄胄是一个极富创新意识的画家， 他怀着对新生活的热爱， 把速写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引入了中国画的基本训练和创作之中。所画人物、牲畜， 造型准确生动， 笔墨豪放自由， 打破了各种窒息创造精神的陈规， 使传统中国画贴近了现实生活，贴近了人民心灵。黄胄的艺术，脱颖于上世纪 40 年代，成熟于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 60 年代，至上世纪70 年代中叶以后更趋完善。特殊的经历使他走着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在这条道路上， 黄胄起步于深入生活和速写， 亦得益于对传统的愈来愈深入的理解和选择。从他上世纪50至90年代的作品可以看出， 黄胄这种富于创造性的中国画， 一方面摆脱了束缚创造的传统惰性， 另一方面又努力发扬着不失生机的传统精华。 [3]而对于速写，黄胄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开始学画时没有临摹， 这也有它的好处。我一开始就在生活里‘闹’, 主要是画速写， 边观察边画， 边学边画， 以后再学传统的东西。由于没有什么束缚， 所以敢于放开手来画。”对此，刘曦林指出，在黄胄的上万件速写中，新疆速写所占甚多，仅1956年于和田六个月速写即近千幅；在他的水墨画作品中，新疆题材当在半数之上，如果把画驴包括在内，比例当更大。

　　陈传席亦认为，黄胄的最大贡献是给我们留下大量的草原风情的作品。他画毛驴最闻名，但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人物画家。他曾说，画毛驴是为了练笔墨，最终为了表现人物画的笔墨实际上，黄胄在人物画上的贡献最大。他的笔墨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规定，但气韵生动。陈传席认为，传统中国画要求的最高标准是散、淡，散就是胸无杂念，包括没有素描、光暗对比等约束；淡就是绝对自然。黄胄因性情使然，不期然而然达到了“散”和“淡”的极致，所以，他的人物画也生动到极致，而且都是那样可爱，看后令人心动，这就难能可贵了。[2]这就是陈传席上述所言“不师而能”的根因所在。

　　忙于筹建艺术馆耗去大半精力

　　他的“马”缺乏“精神性”

　　刘墨表示，到了晚年，黄胄开始将笔墨从人物转到动物尤其是毛驴的表现上，墨色和用笔都很灵动。机灵、敏锐、运笔成风，自成格韵，是黄胄的特色，然缺点是稍一失控，即失于滑，不含蓄。[1]高尔泰认为，“黄胄有黄胄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缺乏‘精神性’,例如，你把他画的马同徐悲鸿的马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后者有一种古君子的风度，而前者只不过是动物，是运输工具。这个精神上的差别是巨大的。所以不能光从笔墨技巧着眼。”[4]

　　陈传席则补充，至少说高尔泰对黄胄的批语是正确的。黄胄的画“缺乏‘精神性’”，这与他的修养有关，但他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陈传席还指出，黄胄文化程度不高，年轻时，凭着他的聪明、灵气、朝气，自学成才，画得十分生动，十分有朝气，十分大胆。而年龄稍大，便会退步。后来又忙着筹建“炎黄艺术馆”，建好后又花很大力气去维持，耗去大半精力。他直言，画家不专心于画，而忙于建馆，于画无益而有害。特别是晚年，黄胄因名气更大，各种应酬太多，他的健康不如以前，很多作品只好快速完成，有些很草率，但他的一些精心之作，尤其是挂在一些严肃场合下的巨幅作品，陈传席的看法改变了一些。

　　有人说黄胃不懂传统，每一笔皆不合传统。陈传席对此亦有分析，若从传统方法论笔墨，如何下笔，如何运笔，一波三折，平、圆、留、变、重等等，他的笔墨确是不太符合的，但黄胃的笔墨却符合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气韵生动。[2]

　　本版参考文献：[1]刘墨《20世纪中国画名家批评》、[2]陈传席《论黄胄的绘画及其在画史上的地位》、[3]薛永年《黄胄与中国画传统》、[4]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