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呼唤全社会参与

孩子们跟随成都杜甫草堂古籍修复师宋鑫学习传拓技艺。

　　本报实习记者  付远书    

　　“目前，全国各公藏单位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需要修复的古籍约1500万册。一个较为熟练的专业古籍修复师最多一年修100册，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古籍修复、碑刻传拓专家，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嘉福边说边洒水、铺纸，随后轻轻拿起墨包，小心翼翼地拓在一块出土于成都杜甫草堂的唐代石碑上。1月15日，赵嘉福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展示的精湛技艺，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游客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现场拓片教学。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古籍保护力度，但古籍保护与修复现状仍然堪忧：很多珍贵古籍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保障，保存环境堪忧；古籍修复和保护的专业人才因为工作枯燥、收入低、培养经费不足等而流失。

　　今年22岁的宋鑫，是杜甫草堂文物修复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与妈妈欧萍从事同样的工作。欧萍从事书画装裱和古籍修复已有20多年，幼教专业毕业的宋鑫却是“半路出家”。“受妈妈的影响，我对这些散发着厚重历史气息的古籍从小就耳濡目染，较为了解。”2012年从成都大学毕业后，宋鑫前往南京莫愁古籍修复中心进修文物鉴赏与修复。2013年，宋鑫回到成都，在杜甫草堂和母亲欧萍一同干起了古籍修复。一年多来，宋鑫和同事合作完成了绵阳等地图书馆馆藏古籍修复工作，还和母亲搭档加入杜甫草堂博物馆“草堂一课”的社会教育工作，为孩子们教授传拓技艺。

　　“如今四川的高校没有设立与文献修复直接相关的专业，某些高校只开设了与文物保护和图书档案管理有关的理论课程，加之大众不够了解，文献修复后备人才自然出现匮乏。”欧萍表示，文献修复师是一个较冷门的职业，技术性强，入门也较难，从业者必须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

　　但就技艺而言，古籍修复没有捷径可以走，都是沿袭了千百年的手艺。据了解，修复工作中比较难的一道工序是“揭裱”，就是要把所有不是画作本身的东西去掉，换上高强度且适合原作的纸张，原则上要做到“拿得上去，取得下来”。修复师要用双手轻轻地一点点揭去已经破败不堪的古画原装裱层，揭裱完成后的古画仅余薄若蝉翼的“画心”，像丝绸一般柔软脆弱。这一过程往往要花去几个小时，中间不能有任何停顿，稍有闪失就可能损毁原作。在旁人看来，可谓如履薄冰、步步惊心。“这其实是一项比较枯燥的工作，必须要静下心来。”宋鑫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自己和母亲都不会去工作，必须保持心静，摒除杂念，才能着手工作。

　　对于古籍修复现状，早在2011年，四川省图书馆在全国较早开启跨部门合作，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联合申报四川省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共同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即便如此，修复古籍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古籍破损的速度。据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嘉陵介绍，古籍修复耗时耗力、成本很高，很多县级图书馆根本无法承担古籍修复昂贵的“手术费”。

　　2008年，已经年过花甲的彭德泉，联合几个曾经长期在图书馆工作的朋友成立了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6年过去了，当初仅有几个人的小队伍已经壮大为30多人的专业修复团队，不仅在广汉和成都建立了两个总占地面积近500平方米的修复基地，10多家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等成为中心的合作单位，修复古籍4000多册、碑刻拓片500多幅……2014年3月，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被四川省文物局授予“可移动文物修复二级资质”，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获此资质的民办文献修复机构。

　　对于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修复，王嘉陵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古籍修复对专业技能要求严格，社会机构修复技术水平良莠不齐，应对社会古籍修复机构进行统一规范管理。彭德泉也认为，国家在古籍修复方面的相关立法和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备，行业主管部门对民间古籍修复机构的管理也不尽完善，类似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这样拥有修复资质，并且修复技术较为成熟的民营修复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难。“古籍修复仅仅依靠某个团队的力量难以实现，需要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彭德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