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牌年画中的大众情人

　　王邦雄 

　　在研究上海月份牌年画时，发现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月份牌年画画的几乎是清一色年轻貌美的女性。这些美女动态各异、妖艳多姿，或手执纨扇，或手持花枝，色彩艳丽，脂粉气重，画面充盈着珠光宝气。

　　当西方现代生活方式慢慢传入上海，民风逐渐开放，电灯、电话、电报、电车、电影也纷纷现身上海，上海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正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东方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之一。月份牌年画是众多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女性形象的凸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涉及到中国人对性观念的变化。简单讲，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有两种价值，一是阴阳和合，二是节制欲望。阴阳和合在中国古代占有重要地位，但中国的性观念从清朝开始不再像古代那样自由、古朴，而是向着压抑的方面发展，对性的否定态度在20世纪后半叶变得越来越严重。尽管如此，人的潜意识对性的渴求与欲望依然存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随着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入侵，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以及性也渐渐开放，当时上海的夜生活丰富多彩，令现代人不可想象，商业广告中隐含的性意识成分得到广泛认同。

　　月份牌年画中的美女形象应运而生不为奇怪。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看”与“被看”是永远存在的，女性被物化为纯视觉对象是商品社会的普遍规律，而且女性的身体作为摆设被人们普遍接受。自弗洛伊德以来，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从性的潜能为中心，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符号系统，有隐喻、比附、象征等各种方式。特别是图像文化，更为其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传播方式。月份牌年画中的女性形象是融合了中西两种不同方式画就的，特别是西洋水彩画讲究笔触，刻画精细，色彩丰富，水分淋漓，画面水色交融，轻快透明，有一种独特的韵味，用它来表现女性更是恰到好处。对看惯了中国传统仕女画的民众，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感。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月份牌年画中的美女为大众提供了大众情人的消费通道，尤其是下层民众被长期压抑、隐秘潜在的性心理得以宣泄。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以压抑人类性本能为代价的。文明与性功能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格的超我与性本能。超我是人类文明的内化，它总是居高临下地制约着性本能，然而，超我的不适当制约，则是造成心因性性功能障碍的根源。当然，人不能没有超我，否则性本能随意释放，社会不就乱了套？但是文学艺术的产生特别是视觉艺术为此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它通过艺术想象、艺术创造，用一种特殊的转移方式即升华，使本能冲动向着被社会理解和赞同的方式得以转变，使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取得替代性满足，这就是不满足的欲望的无意识转换。

　　应该承认，上海月份牌年画中大量的美女图像就有这种替代性的补偿作用，使广大民众获得一种潜在性心理的平衡。对画家来说，女性形象、线条、色彩、面部表情的复杂细致无疑可以锻炼画家的水平与技巧，而性意识、性心理也是月份牌年画创作的潜在动力。自从弗洛伊德揭示了这一奥秘后，还没有见到哪部著作与理论断然认为性与艺术没有丝毫的关系。

　　有一位著名的外国画家，画了一大批女性人体作品，当记者问及他为什么单画女性人体时，他坦率地回答，因为我是男人。毋庸讳言，月份牌年画的画作者都是男人。正如熊秉明先生在观看罗丹雕塑时产生的感想，“这些组像好像给我和她的相遇以意义，以生命的滋味，以美的形式。我又想到抚摩她的腰际弧形的游移，肩的崎岖突兀，腹的柔软，乳房的颤动，腿肌的表面则紧张有力而润滑……我又惊骇地想，没有这样的对肉体的神秘经验，也能做雕塑吗？”我们在观看月份牌年画中美女视觉图像的时候，也一定能体会到当时年画作者在刻画女性视觉图像时的专一、认真并倾注全部对女性充满爱恋的心血与功夫……特别是有的月份牌年画几乎裸体或半裸露，其中充满着作者对女性的渴望与潜在的性本能欲望。

　　应当说，无论从表现形式还是表现尺度，当时月份牌年画中的女性形象与西方艺术或广告中的女性视觉形象还有很大差距。但作为商品广告，月份牌年画中对女性形象的充分表现，已经走出了可贵的一步，“性感”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大众情人的消费对象。我们不必忌讳“性感”，应该给予性在视觉艺术中适当的地位。人，从他摆脱了动物局限的那个阶段起，就有了一种精神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常常会把在现实中郁结的困顿、压抑、自卑和克服释解这种负面的正面努力，用象征的手法表现出来。按弗洛伊德理论，性意识的替代性补偿就是艺术特别是视觉艺术的最好表现方式，也是社会平衡最好的润滑剂。■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