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潘天寿的写意精神无法超越黄宾虹

　　■梁照堂(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

　　“大写意”作为中国画的典型，与世界各国的绘画有着最鲜明区别，是有着难以企及高度的中国绘画形式，尤以花鸟最为典型，如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山水画亦有如石涛、黄宾虹；人物画代表当数南宋梁楷，其《泼墨仙人》是典型的大写意人物画。

　　较之一般写意画，“大写意”的写意精神更淋漓尽致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简练、简约。它多以中锋行笔，正如齐白石谈到其写画，每一笔都求“慢”，笔墨、境界一以当十，更为意象。其中，文人画体现最为明显。而一般写意画如小写意更偏于写形、写实的相对细腻，在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上，与大写意相比，要逊一筹。

　　大写意以一种很随意、率意而为的形式呈现，是“经意之极，若不经意”的结果。这种率意而为，不仅表现于画面中，更是体现在中国写意精神上。但是，它并不可理解为马虎任意，须知画家要长期修养、苦心修为、刻意经营，于治学认真谨慎，甚至殚精竭虑，掌握诗、书、画、印、文等中国传统文化与底蕴。正如根基扎实的底座，才能撑起高大的金字塔，最后呈现在画面上，集中于一点，是有力度、高度、厚度、难度的随意性、率意性。

　　中国画的写意蕴含着中国文化精神与修养的神髓。这种写意精神，从古代亦能找到源头，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要体现出写意精神，画家需要长期修养探索领悟，做到既“认真”亦不能太“认真”，既刻意也不能过分随意，归结为一点，即率意而为。正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在特定情况下的随意与率意的“神来之笔”，数日后羲之再“认真”重写《兰亭序》，总书不出当时所书之妙绝。这种随意与率意植根于画家的长期深厚修养。

　　中国画的大写意既不似西方古典绘画的苦心塑造，亦不是现代西画那放纵肆意的涂抹。这种中国写意的随意性与率意性，有别于梵高、塞尚、高更的西方的激情表达方式，也别于波洛克的油彩恣情画布任滴。

　　大写意的任何情感表达都是框定于中国文化精神之中，笔墨具有规定性，并非只是恣肆的情感宣泄。而后的画家如陈子庄、朱屺瞻等，他们的成就很高，有很强的艺术恣情，但他们在食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上还有所略欠。似更近梵高、塞尚、高更式的激情表达，画里虽表现出随意性与率意性，却始终无法达到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等深厚中国式大写意的精神高度。这些中国画的高峰巨匠，是在吃透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喷薄出写意精神。

　　此外，还有甚高成就的画家如李可染、潘天寿等，对待艺术的态度极其认真，令人钦佩每一笔、每一画都深思熟虑。为何他们的写意精神仍无法超越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原因在于，他们只达到“经意之极”，还未做到“若不经意”的境界。每一笔每一画过分去经营雕琢，实际上似违反了“不雕”和“大朴”的写意精神的核心。

　　此外，工笔画亦要体现出“气韵生动”的写意精神。传统的工笔画多写心、写意、写境、写蕴。如今许多工笔画成了写装饰、写形式的画，多了几分矫饰、装潢、装饰的矫情。

　　“经意之极，若不经意”体现在大写意中，是大朴不雕，更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中的瑰宝，它以最简约、最出神入化的笔墨，融中国文化精神之精华于画面上。大写意要往更好方向发展，画家首先要认真体会其中国文化、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此外，长期读书修养必不可少，诗、书、 画、印、文达到一定的高度，掌握中国文化精神的规律。画家在此基础上率性而为，如此作品的“随意”写意才体现出高度、深度、力度与厚度 ,才能经得起历史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