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画的择色十分特殊,西方用色,时时在变,从未有千年一色的怪事。而中国选择“水墨”,自唐至今,执守不变,这反映了一种社会性的共识,尽管每个画家用墨之法各异,却始终离不开这“黑”的涯限。研究现象诚然重要,而探索“思想”也有价值。数十年来,画史研究有潘天寿、俞剑华、郑午昌等的洋洋宏著,近人又有王伯敏氏推出画史,成绩斐然。而思想史、批评史这类,单篇短札虽时有见于刊物杂志者,长篇专著却付阙如。此或因画家多注重于技巧、风格的传承、兴替,而忽略思想和观念。今之画家在习画的过程中,并不将“读书”放在第一位,于经史罕有涉猎,故研究思想史势必难作画外考察。比如,中国画的“空白”,石涛的“一画”,谢赫“气韵生动”,便不易在画内求解。
《老子》中用的最频繁的虚、无、静、默之类,凡此在语义与哲学精神上,无不与黑白相通。“大象无形”,与十四章所说“无状之状”“无物之物”的精神是相谐不悖的。这些言论暗示了黑与白的无边、无际、无限的表现力。简言之,一无所有的黑与白,是拥有一切,无所不包的。
中国画最终走入水墨的玄界,其美学精神是早已“规定”了的,民族文化思想的强大驭控力导迫着绘画选择与自身同一“血型”的色种。文人们称书、画曰“墨戏”。这“戏”,不是市俗人间的悲欢离合,而是精神的游戏、理性的游戏、“玄”的游戏。他们遨游在玄妙的“空”之灵界,与“道”同体,委实“逍遥”之至。
以黑白构染成像,是中国画用色的鲜明特色。但这“白”,不是颜料所加,而是纸的色。在三棱镜下的色光光谱,白为“100”,而黑为“0”,亦即处于两个极端。我们祖先虽不能以科学手段测得黑白的光度,但在实用上却得此精神。潘天寿先生云:“黑与白为至明朗、确实之对比,又为至高雅、质朴之配合,吾国绘画以黑与白为主色,即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也。”又曰:“于黑白之外,又常配以醒目之红色,黑白红相间远从彩陶始,极具古厚之意趣。民族性格使然。”(引自《潘天寿谈艺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潘公凯编)实用既在远古,而理论却构建在汉季。《汉书·艺文志》著录之阴阳五行家著述,凡1300余卷,占其总数的十分之一强,仅此可见其流行之盛。汉人以阴阳五行解色彩之构成、变化、性质,于无意中,竟奠定了我国绘画色彩美学的原理。加之,其时虽独尊儒术,而黄老之学反大流行,在精神上,处于两极的黑、白最通玄学之门。黑白为阴阳之色征,故后世的太极图,其阴阳鱼即以黑白为色,而“黑”为玄道之象征,“白”又与空无、虚静相通。在诸色中,黑、白最具玄理。
书画的空白前人论述已多,倘不从哲理入手去破译它,徒知以西方美学来加以分析,则必不能揭示本土艺术的美学精神。“空白”是“无”,是“寂”。空白展示了在寂无中无限开拓与博大的精神。姜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