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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篆刻群体结盟西泠及邂逅1912年

作者:佚名      宝物评论编辑:admin     

   

      研究海派篆刻群体,两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一是西泠印社,二是上海1912年现象。无论是从人脉、艺脉还是地脉来讲,海派篆刻与西泠印社都有着相当深厚紧密而独到持久的联系。而辛亥革命之后,清末的一批高官大吏汇入海派艺术的群体,为海派篆刻群体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与大师的人脉,并奠定了海派篆刻群体在全国印苑的标杆性、权威性与话语权。

  吴昌硕(中坐者)与友人在西泠印社合影  吴昌硕(中坐者)与友人在西泠印社合影

  研究海派篆刻群体,两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一是西泠印社,二是上海1912年现象。

  与西泠结盟

  无论是从人脉、艺脉和地脉来讲,海派篆刻与西泠印社都有着相当深厚紧密而独到持久的联系。光绪三十年(1904)荷月,正值花甲之年的吴昌硕应友人之邀客居杭州。而此时,在西子湖畔的人倚楼中,叶为铭、丁辅之、王福厂、吴石潜正雅集于此,他们品茗论艺说印,深感篆刻艺术源远流长,特别是在西泠更是八大家崛起之地。但回眸五千多年的印坛,却从未有过一个专门研究、创作印学的团体。于是,他们“人以印集,社以地名”,“西泠印社”应运而生。

  经过十年的筹备,西泠印社已初具规模,遂于1914年重阳节这一天,在西泠数峰阁边召开了印社正式成立大会,订立了契约章程,确立了“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建社宗旨,并一致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由德高望重、年届七十的吴昌硕出任社长,不仅佐证并确立了海派篆刻在全国印苑的领军地位,而且展示并彰显了海派篆刻群体整体的精英组成与创作实力。在西泠印社早期的61位社员中,亦是以海派篆刻家为主体成员。实际上西泠四君子中的吴石潜、王福厂、丁辅之本身就是海派篆刻家,只是他们的篆刻风格归属于浙派。而吴昌硕正是以海派书画篆刻家领袖的身份,使西泠印社具有了高端性与引领性,并以其领袖的号召力与巨擘的影响力,使印社云集了一流的艺术家,如王国维、李叔同、经亨颐、朱祖谋、马衡、马一浮等,并在吴昌硕的支持或主持下,对西泠印社进行了重大的文化建设,如题襟馆、汉三老石室、缶龛等。历史地看,正是吴昌硕从1914年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后,使印社进入了继往开来的全盛期。唯其如此,可以这样说:是海派篆刻群体为西泠印社提供了一位杰出的首任社长和卓越的群体成员。而西泠印社为海派篆刻群体提供了一个组织架构和创作基地。

  邂逅1912

  在观赏吴昌硕那些笔墨酣畅、气势郁勃的丹青翰墨时,经常发现盖有这样一方闲章“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时已是一位69岁的老人弃名(俊卿)而以字行(昌硕)行世?其中是否隐藏着风云激荡的历史往事?还是蕴含着扑朔迷离的艺术玄机?农历壬子年,正是1912年。这一年对吴昌硕来讲具有命运转机的意义。他正式定居上海,完成了从艺术大师到海派领袖的嬗变。而这一年腐朽的清王朝土崩瓦解,成立了中华民国。随着旧时生产关系的被打破,新型的生产关系逐步建立,近代上海的金融、工业、商贸、文化等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辛亥以后,民族工业进入了黄金期”。(《上海——一座城市的编年史》)

  于是,中国近代艺术史上一个最重要、最活跃的艺术流派——海派书画篆刻群体就这样与1912年邂逅相逢。由于改朝换代,清末的一批高官大吏纷纷来到了上海,并实行了华丽的转身,汇入了海派艺术的群体。如陈宝琛、陈三立、沈曾植、李瑞清、朱祖谋、曾熙、康有为、张謇等,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中的大师,名流中的名流”。他们的加盟,使海派艺术进入了一个历史辉煌期与艺术建树期,是为“1912年现象”。为此,他们亦为海派篆刻群体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与大师的人脉。如陈宝琛就是古印收藏大家,著有《澂秋馆印存》、《澂秋馆封泥考》等。沈曾植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康有为是碑学巨擘,著有《广艺舟双楫》等,从而奠定了海派篆刻群体在全国印苑的标杆性、权威性与话语权。

  精英荟萃、流派纷呈的

  第三代海派篆刻群体

  对于艺术史的研究,是重在发现艺术演变过程中重大转折的契机,或是引起巨大变革的成因。诚如温尼·海德·米奈在《艺术史的历史》中所说:“什么是艺术史,它从哪里来,它的背景是由怎样的思想、制度和实践所写成的。”于是,在经过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周期率的发展历程后,海派篆刻群体一个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的勃兴局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现了。

  第三代海派篆刻的群体阵容是相当可观的,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精英荟萃、风格多元的大时代。如赵石(1873-1922)、赵云壑(1874-1955)、徐星洲(1853-1925)、楼邨(1881-1950)、赵叔孺(1879-1945)、钱瘦铁(1897-1967)、童大年(1873-1953)、吴石潜(1867-1922)、丁辅之(1879-1949)、王福厂(1880-1960)、潘天寿(1897-1971)、黄宾虹(1865-1955)、金铁芝(1893-1969)、王个簃(1897-1988)、黄葆戊(1880-1968)、沙孟海(1900-1992)、诸乐三(1902-1984)等。如果说在海派篆刻的群体构成发展中,以第一代赵之谦为代表的是振兴期,以第二代吴昌硕为代表的是鼎盛期,而以第三代精英群体为代表的则是全兴期。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与艺术环境有着历史的成因。

  海派篆刻精英群体崛起的年代正是20世纪30年代,这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上海已成为中国乃至东南亚最繁华的大都市。发达的经济、繁荣的商贸、兴盛的金融、先进的工业等物化条件,为整个海派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宽广的空间,由此形成了大海派文化艺术圈的全面兴盛,在众多领域成就卓然,开宗立派,各路精英相聚汇集,大师以群体阵容涌现。

  在由明及清的五百多年流派印发展史上,历来的篆刻流派均是以一家为师,一派为宗,如以文彭为代表的吴门派、何震为代表的徽派、程邃为代表的歙派、苏宣为代表的泗水派、汪关为代表的娄东派、丁敬为代表的浙派、邓石如为代表的皖派、黄牧父为代表的黟山派等,均是如此。而第三代海派篆刻群体在风格取向上是多元的,在成员构成上是各地的,在创作形态上是多元的。

  风格是艺术审美飘扬的旗帜,而群体则是创作践行的团队。第三代海派篆刻在风格展示上是“海纳百川”,在群体协同上是“有容乃大”。在这个第三代精英群体中,除了师承吴昌硕一系的有赵石、赵云壑、徐星洲、楼邨、钱瘦铁、王个簃、诸乐三、潘天寿、沙孟海等为第一团队外,另外还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团队,即为赵石一系、赵叔孺一系、王福厂一系。客观而言,在第三代海派篆刻群体中,吴昌硕一系无论是从创作实力、艺术成就、社会影响及印学层次来讲,都是领先的。这个群体的风格取向虽然均师法于缶门,以秦玺汉印、封泥、石鼓、古彝、钟鼎、瓦甓、碑碣等的金石风为主,但他们各自又自辟蹊径,如赵石篆刻劲健酣畅、造型郁勃;赵云壑古朴浑穆、淳厚凝重;徐星洲典雅遒劲、气势磅礴;楼邨苍莽洒脱、雄悍豪放;钱瘦铁险峻奇谲、格古韵清;王个簃的刚劲磊落、不事雕饰;诸乐三的雍容苍逸、朴茂自然;潘天寿的气韵高迈、奇崛多姿;沙孟海的简朴古拙、意境丰瞻等,成为海内外印苑一道亮丽的风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群体中的王个簃、诸乐三、潘天寿、沙孟海等,均是艺校中的名教授,他们不仅从事奏刀,亦从事于印史、印艺、印派等的学术研究。

  赵石一系是从吴昌硕印系里变化派生而成的。赵石的印学生涯是颇有传奇性。他出身常熟一清贫之家,自小在乡村小药铺当学徒,三年无成而到姑苏寒山寺欲削发出家,因拒而回其药铺。后从吴昌硕的弟子李钟学书法篆刻,二十多岁时入吴昌硕的好友沈石友师米斋为其治印刻砚,吴昌硕来沈府时见其所刻印章颇有才气,于是收其为徒。赵石自此用功更加精勤,在效法缶翁鼎彝古印、封泥石鼓、瓦甓碑碣的风格取向上,大胆变法,注重于篆文的字形造型,结构的奇崛变化、章法的大开大合、用刀的酣畅淋漓、气势的豪放洒脱,从而强化了印面的视觉效果和刀法的肌理质感,凸显了鲜明的个人风格。风靡当时海上印坛,求印者接踵,从学者众多,其中以邓散木(1898-1963)、唐素铁(1904-1966)汪大铁(1900-1965)、翟树宣(1895-1962)为成名者。

  赵叔孺是海派艺术家中金石书画全能型的通才,在当时与“三吴一冯”齐名,列“海上四家”,名重于世,影响颇大。他天才早熟,10岁就以画马出名,后成为林颖叔之婿,林系金石书画收藏大家,赵认真观摩钻石,深得前贤名家之艺绪流风。18岁即中秀才,28岁起历任福州平潭海防同知,还曾赏戴花翎、钦加盐运使。辛亥后寓居海上,成为职业金石书画家,设帐收徒,弟子众多。其篆刻风格取向多头,上至春秋古玺、秦汉官印,下至明清流派,沿波讨源,后从师邓石如、赵之谦、汪关为宗,印风精工儒雅、华润婉约,极富书卷气。尤工于小玺及朱文印,严谨工稳而神采焕然。在海上印林自开一新境界,深得海上各界的推重、赵氏门人有七十多人,其中杰出者为方介堪(1901-1977)、叶潞渊(1907-1994)、陈巨来(1905-1984)、张鲁盦(1901-1962)、陶寿伯(1902-1998)等,为海派篆刻群体培养了一个名家团队。赵叔孺亦精于鉴定,擅长于金石碑版的考订及赏析。学养深厚,才艺双绝,编拓有《二弩精舍印赏》,著有《汉印分韵补》等。

  王福厂幼承家学,10岁即能书刻。他是第三代海派篆刻家群体中功力独特、造诣精湛的资深大家。早在1904年,他就和丁辅之、叶品三、吴石潜创立了西泠印社。20年代初应北京邀请,任职印铸局技正兼故宫博物院顾问,后曾应南京国民政府之聘而复官于印铸局,但他无心于官场而沉缅于铁笔翰墨。尽管待遇甚厚但毅然引退,遂长期寓居于海上刻印鬻艺。其篆刻风格取向于浙派,深得丁敬、黄易、奚冈之神韵。后又广采博取,效法于吴熙载、赵之谦等人,并对甲骨、金文、秦权、诏版、汉碑额等多有采纳,会通之际,印艺大进。其篆刻笔法秀美雅致,运刀劲健畅达,章法周正妥帖,从而形成了清丽醇正而精工圆熟、气韵高逸而法度雍穆的印风。各界求印者应接不暇,享誉艺林。其门下俊彦学子云集,翘楚者为吴朴堂、徐家植、韩登安、顿力夫等。

  第三代海派篆刻家群体除了以上四大系外,亦有在秦汉古印、明清流派及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父等印风中,参照吸纳、融通变法、自出新腔的李健(1881-1968)、黄葆戊(1880-1968)、朱复戡(1900-1989)、马公愚(1893-1969)、方去疾(1922-2001)、来楚生(1903-1975)、钱君匋(1907-1998)、潘学固(1893-1981)、田桓(1893-1982)、邹梦禅(1905-1980)等,他们在以后的海派篆刻群体中,亦发挥了艺术创作的主体职能和培养弟子的传承作用。唯其如此,三代海派篆刻群体才真正实现了群体的艺术创造和风格取向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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