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的版画家们不仅仅停留在继承上,而是从创造的角度,以个性的立场、发展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诠释着他们对徽派版画的认识,以更深刻、更成熟的作品诠释着他们对新徽派版画的理解,并验证:最好的继承就是发展。
■ 代大权
中国传统版画早于四大发明,在唐代《金刚经扉页》的插图之前就有许多物证,在岁月的长河中发展着自身的存在,深化出更文明的形态,当原始人手沾泥浆,捺摁崖壁,草绳勒胎,烧陶为器,夯土筑范,铸鼎铭文时,版画的思维就逐渐形成了。后人强调中国是版画的发源地,只是佐证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但在实际却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任何比较除了历史,更在于现代与未来。徽州版画的历史正说明了这一点,过去所有的光芒都只为了今天新的发展。
中国传统版画自唐宋金元直到明清,以印刷的传承为传承,而印刷的进步则以社会的发展为发展,在其黄金时代之前,所有的变革都是积极的积累、扎实的丰富、平和的普及,没有如此的积累、丰富和普及,郑振铎先生所谓的万历年代的光芒万丈就不可想象,而徽派版画在这一历史沿革中的活跃和突出有目共睹。
中国画中的南宗、北宗、吴派、浙派、新安派、岭南派等,大多以所处地域为界,中国的印刷品也以蜀本、浙本、平水本、北京本、建安本、金陵本、新安本等不同地方为界。地域文化的独特个性是不同派系相互区别的资源基础,所谓一方水土成就一方人文。徽派版画正是植根于徽地文化的沃土,植根于徽人氏族的文明,早期皖南望族大户刻印的元末明初本的《报功图》既是这沃土与文明的产物,也可看做是徽派版画的先声,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黄永旻等刻制的休宁流塘《詹化宗谱》中詹姓先祖的形象生动自然,线条流畅,已显露出徽派版画刻画细腻,表现深入的风格,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高石山房郑之珍刊刻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插图的面世,更强化了徽派版画与建安、金陵、武林等不同版画重镇的比较,这一作品中刻工黄珽等人用刀大胆精熟,刻线干净利索,人物形象和画面氛围有着明显的民间文化意韵,与民间木版年画有相似风格,并在表现趋向上接近南北两京的画风。
随着徽州的墨庄书坊生意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优秀的画师与刻工身价渐涨,精妙的画面和娴熟的刀工也成为奇货可居的商品,老板们不惜重金延揽高手,匠人们竭尽心力拿出精品,由此涌现出一批如丁云鹏、吴廷羽、郑重、黄应澄等著名师匠。当时四大墨谱的问世,画谱、民间故事书、诸子百家书、戏曲小说的刊行,都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徽派版画家高峰期的特征。精美的绘图、圆熟的刻版和讲究的印制装裱也反映了当时读书风气之盛,读者将文字的理性与赏图审美的感性合二为一,形成阅读的乐趣,书籍因插画的丰富也让更多人有了接近文化的机缘。徽地书籍名噪一时,外地书坊不甘落后,也想方设法请来徽州画师刻匠提升本地书籍的品质,因此,明朝的这一时期形成以徽派版画为主的传统版画的黄金期。
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各省西风东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文明的影响都随着海船的往返日趋热烈,民族、民俗和民间的不同文化形态,在外来文化影响下起着或暗或明的变化,这其中徽派版画借助书籍画本在社会普及,成为这种变化的重要载体。明末清初间,中国传统版画的盛况所形成的文化与审美的高峰,更离不开徽派版画的努力,徽派版画最著名的黄氏派系黄应光、黄应祖、黄应秋、黄德宠、黄一楷、黄一彬、黄一凤等,有的虽长年客居苏杭,不在徽州一地,但正是这些祖籍徽州的师匠们,将徽州版画的精神品质和操作技艺在他们的客居地发扬光大。
今天,当人们再次回顾徽州版画的历史功绩时,首先要明确它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它的衰落甚至比它的兴盛更具价值和意义,因为对中国版画而言,徽州版画的衰落也正是传统版画的衰落,复制的衰落,手段的衰落。
中国传统版画以复制为目的,而不是以创造为目的,传统版画将画、刻、印的表现过程根据印刷技术的要求,分成不同工序,分门别类,参与其中的人安分守己,各司其职,从技艺程序上规范了行为——复制的目的制约了手段的发挥,理性的手段抑制了感性的探索。即便是技艺高超、影响甚重的徽州版画,也始终不敢脱离图式范本,这也是印刷的本质所决定的,因而徽州版画的雕版高手所掌握的刀法技艺,很少能从共性承传升华到个性表现,稍有一些探索性变化,便会被行业认为不合法度,被观众认为不合习俗,理性对感性的制衡从始至终。而绘师必须严格按照文字框定的内容去表现,则是又一次现实对想象的制衡,最后以精准饱满为追求的印刷结果彻底断绝了任何意外和可能,而恰恰是这些意外和可能孕育着创造的潜质。
新徽派版画的兴起秉执新兴木刻运动的宗旨,即以创造为追求,以艺术个性为号召,走的是完全不同于传统复制版画的一条新路,传统徽派版画的注重线描、突出人物、构图饱满、不留空白等表现特征,也当然成为新徽派版画的形象语言;在精神与文化层面,徽派版画的纤巧细密、富丽精工、典雅精致等特点,也被新徽派版画家小心翼翼地引申到新的历史语境中,表面上看新徽派版画兴起是随着新时代步伐,实际最关键的还是人,事在人为。由于师松龄先生及一大批声气相通的版画家们的共同努力,从作品到声望,徽派版画终于以新的名义在新时代中站立起来,无论是悬于庙堂的大版画,还是走进百姓家的小版画,新徽派版画无愧于历史,无愧于现代。
师松龄先生之后的新徽派版画迅速进入调整期,安徽省的版画家虽然对师先生的影响力、新徽派版画的辉煌敬畏有加,但自身的创作更为开阔,并不仅仅停留在继承上,而是从创造的角度、个性的立场、发展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四个方面,诠释着他们对徽派版画的认识,以自身更深刻、更成熟的作品诠释着他们对新徽派版画的理解。他们将以自己的作品验证:最好的继承就是发展!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新徽派版画会创造出不同的“新”,就像时代赋予国家不同的“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