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构图的摄影美学(图)

安塞尔•亚当斯《月亮和半圆丘》 达·胡姬《印度》 德国摄影家 Tanja Deuss 利用她的拍立得 Polaroid SX-70 创作出一系列称为“Abheben”的作品。

　　有人问摄影家罗杰·拜伦：为什么你的作品都是正方形的？他回答：从1982年开始，我就用禄来方底片拍摄，到目前为止，我都没用过数码，我都是把相机贴在自己肚子上拍照的。他进而解释道：正方形其实是最完美的形状，因为每一条边都是一样的。如果是长方形的话，长边自然会比短边更为重要。正方形完美地平衡了每一个方面。这令我的图片可以方方正正，显得规整。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很好把握的形式。

　　方构图的摄影美学

　　撰文/林路

　　

　　无可讳言，正方形构图一上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中规中矩的、稳定的构图框架。然而在以往的胶片相机中，这是一种不常使用的画幅，或者说非常少的影像能够适应这样的构成方式。甚至一些大师级人物都认为，这也是最为困难的构图框架，尽管它具有过于完美的均衡空间。

　　方形构图的妙趣

　　为什么说大多数画面不太适合正方形的构图？第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安排对象的轴心。很少的主体能够在如此紧凑的空间得到完美的轴心表现。同时，在方形构图中，是绝对没有倾向性的。1:1的均衡设计，形成了非常精确而且稳定的分配空间。然而大部分的物体都会有一个方向性的长度，因此更适合于和矩形画框较长的一端中轴线形成关联。因此大凡风景的构图呈现水平的空间，大部分的人物构图呈现垂直的空间。这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定律——国外的经典摄影教科书甚至不说横构图和竖构图，一上来就说风景构图模式或者人像构图模式——初学者甚至因此摸不着头脑。

　　第二个理由是，正方形的构成显得有些冷漠，形成过于刻板的正规样式。因此缺乏情感的逃离几何学的构成，往往只能让观众的视点聚焦于画面的中心。一些聪明的摄影人看到了其中的妙趣——有时候精确的对称设计也会很有趣，从而在看惯了具有动感的矩形空间之外产生新意。于是他们就是喜欢这样一种正方形的样式，甚至于不用考虑横构图或者竖构图的选择，拍摄时面对这样严谨的空间，有时候只需要考虑上下左右的空间关系就可以了。至于有的“伪方构图”的摄影者，选择方构图的理由就是偷懒——按下快门后，还可以进行重新的剪裁——这也许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哈苏500EL70

　　哈苏相机的方形“神话”

　　说起摄影的方构图，就不得不提到照相机的影响力，尤其是当经典的哈苏相机横空出世，方构图也就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理由：因为喜欢哈苏，爱屋及乌，也就喜欢上了方构图。回首历史——1906年，弗里兹•维克多•哈苏布莱德出生，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为以后的照相机工业带来不可估量的财富——当然他不可能想到，他摄影的方构图传奇，奠定了物质的基础。1937年，30岁出头的维克多•哈苏开了自己的摄影商店“维克多摄影”并建立摄影实验室。戏剧性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一家德国的军用飞机在瑞典被击落，人们从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一架军用照相机。皇家瑞典空军向维克多•哈苏询问，是否能仿造一架相同的相机。哈苏回答很自信：“不能，但我可以造一架更好的。”于是在1941年，维克多•哈苏AB建立，并为瑞典空军制造航空相机。然而，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局限于军用相机的制造，1948年，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哈苏相机在纽约的运动加俱乐部被介绍新闻界，引起摄影舆论的轰动。人们对这架哈苏1600F好评如潮。一家日报的记者这样写道：“一件永恒的精品。”纽约《先锋论坛报》不得不承认：“欧洲制造商再度击败美国相机。”直至今日，当时生产的哈苏1600F相机仍在使用中，并且操作正常。当然，大部分已经成为稀世珍品，落入收藏家的手中。

　　随后就是人们众所周知的事件——1962年，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使用哈苏相机拍摄空间照片，引起世界的广泛兴趣。1969年，人类首次登上月球，拍摄的照片是使用哈苏500EL/70。1978年，维克多•哈苏去世，他的遗嘱中提到建立“恩娜和哈苏布莱德基金会”。基金用于支持科学教育和研究，每年颁发摄影奖金和奖牌……

哈苏相机介绍

　　哈苏相机不仅是摄影家的梦中情人，它还为每一位摄影者提供了这样一个成功的标准：只有精益求精才能胜券在握。在哈苏相机的制造厂内，每一制作过程都一丝不苟，相机内的800至900个精密配件都经过逐个校准，从而达到完美和谐的境界，能够承受粗劣的操作环境。然而当年坚定地选择了同样要求精致完美的方构图画幅，其实也正暗合了哈苏相机的独特气质。这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心躁气浮的现代人来说，哈苏和方构图的传奇，尤其值得借鉴和玩味。其实在数码摄影时代，哈苏公司也不甘落后，先是联合一些厂商生产适用的数码后背，从而完成了从胶片摄影向数码摄影的第一步转型。随后，他们又研制产生了造型独特、功能丰富的哈苏一体化中画幅数码相机，再一次走到了中画幅数码相机生产的前台。我一直在猜想，在维克多·哈苏的祭奠仪式上，他的遗像是否也镶嵌在一个方形的镜框中？

克莱尔·费里希尔的手机作品

　　摄影师与正方形的故事

　　的确，方构图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构图样式，同样的边长给人一种比较稳定的感觉与和谐的素质。尽管方构图在主流的影像中依然并不流行，然而却有特殊的地位。很难说方构图就一定比长方形的构图更好或者更有美感，至少在拍摄之前却不需要你对画幅的长宽比例和横竖构图费心。使用正方形构图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也是一些摄影家喜欢的原因：这就是不管你是手持相机拍摄，还是使用三脚架拍摄，你永远不需要翻转照相机，只需用一种方式拍摄就行了。当然，方构图的画面要想配一个镜框倒是有一定难度的，往往需要定制。至于方构图的画面是否一定需要一个方的镜框，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可以使用垂直的镜框，左右两边上顶端留出的空间一致，下面多保留一些空间。这样的布局在许多广告宣传页面中都可以看到。

　　于是我们看到，《正方形的乡愁》是摄影家阮义忠继《人与土地》、《失落的优雅》之后，又一次再现20世纪70—90年代真实台湾的经典摄影。书中所有照片，都是用120相机6cm×6cm胶卷拍出来、未经裁切的影像。在不断变化的时代，阮义忠着意寻找不变的价值，跋涉于旧日的乡土、温淡的老镇，记录下遇见的每一张纯朴面孔。80张照片及其背后文字，投递给我们那些已散落无踪的乡愁：成年对童真的乡愁，游子对家园的乡愁，车水马龙的都市对田野农耕的乡愁。黑白的正方形影像，隐藏着最深沉的情怀。

　　这些画面不同于阮义忠常用的35mm相机摄影作品——因为不常见的正方形构图，他的态度更为轻松，这些照片也因而更加自然可亲。除了阮义忠一贯表现的七八十年代的台湾之外，这一回他更将笔写到自己最为熟悉的故乡与亲人身上，笔调比《人与土地》、《失落的优雅》更为温柔沉重，也更为简净。最动人的成年乡愁，隐藏于黑白的正方形影像之中。

阮义忠《正方形的乡愁》封面图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不同的人不一样的乡愁，或婉约、或豪放，可以低吟，可以高唱。那么，乡愁或许就是方的？记得台湾诗人余光中曾将乡愁比喻为“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邮票大约也是方的，一如阮义忠在《正方形的乡愁》一书的序中所言，“台湾迅速地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甚至是资讯社会。我是要拍出农业社会及穷困生活中，人们的知足和互信，精神生活的富足，我就是在寻找这些人最可贵的品质。”因此，“看着一张张影像逐渐浮出，感触极深。相较于长方形的外放，这些四四方方的构图显得格外内敛，仿佛把乡愁框的更紧了”。这就是方构图的摄影美学发挥到极致的案例之一！

　　在他的一幅画面中，一位背对相机的老妇遥望着远方，尽管我们无法看到她的表情，但从她的背影我们能够感受到她脸上的沉默和平静，一抹波澜不惊的沉默和平静。画面通过方构图极其稳定地呈现出这一时期阮义忠摄影风格的写照：宁静、带着沉默的尊严。

　　再来看使用方构图闻名的摄影家罗杰·拜伦。有人问他：“为什么你的作品都是正方形的？”他回答说：“从1982年开始，我就用禄来方底片拍摄，到目前为止，我都没用过数码，我都是把相机贴在自己肚子上拍照的。他进而解释道：正方形其实是最完美的形状，因为每一条边都是一样的。如果是长方形的话，长边自然会比短边更为重要。正方形完美地平衡了每一个方面。这令我的图片可以方方正正，显得规整。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很好把握的形式。”

　　然而罗杰·拜伦在方构图把握中进退自如，也许这得益于他的心理学学士学位以及地理学博士学位对摄影创作的影响。正如他所说：“我第一个学位是钻研人类的大脑，而第二个学位则是钻研地球的矿藏。心理学并不能解释一切，而是告诉你什么是无法解释的。很明确的是，我的摄影作品都充满了心理学的意味，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都不太相关。画面里那种心理学的陈述方法制造了某种独特的场景。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观众看过我的照片之后总是很难忘。因为这种心理图景所反映的正是人类大脑里的潜意识——这不分国界和文化都是共同的原理。”然而我想到的是，大脑是圆的，地球也是圆的，那么和方构图的匹配，不正是最为接近的空间构成？

　　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位摄影家加达•胡姬，她是2006年“发现露西奖”的获奖者，出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巴林岛，如今在纽约工作。在一组关于《印度》专题的采访中，她也说到了对于方构图的钟爱——

斯·雷尼尔《塔西提岛》

　　问：你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在旅途中拍摄的，画面中通常是一些人站在图像的中央。你是有意识将他们这样摆布的，还是直接拍摄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答：大部分时间都是直接拍摄所看到的，我很少将被摄者拉到一边，我就在看到他们的现场直接拍摄。在印度，偶尔也摆布一下，但是这样也会有一些麻烦，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出现在画面中，或者拍摄完了以后就会被邀请到他们家中。

　　问：你的系列总是方构图，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格式？

　　答：这是我在纽约的个人设计学校找到的感觉。我的偶像之一就是戴安•阿巴斯，她总是使用方构图。我一开始所选择35mm相机，但是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我所需要的观看方式。方构图可以包含一切：就像是七巧板，或者是拼图。方构图不会让你的视线逃离画面，没有35mm的移动感。这样也就像是一块画布或者画板。

　　问：你提到了阿巴斯对你的影响，仅仅是因为画幅还是其他？

　　答：实际上有很多综合的原因。她让我着迷，她在那个时代所拍摄的照片并非让所有人看的。当然我的拍摄温和得多，但是画面中的人物也是你很少在旅途中能注意到的。我从她那里得到了拍摄的灵感，她和被摄者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她可以进入他们卧室的方式，这些都下意识地影响了我。

　　……

　　其实静下心想想，摄影史上喜欢方构图的大师级人物不在少数。比如罗伯特·梅普尔索普，这位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古典情怀的摄影家，所完成的大多画面都是经典的方构图，甚至还出版过画册《6×6》。而在人们的印象中，安塞尔•亚当斯仿佛是使用大型机背取景照相机的典型摄影家，因此很少有人知道在他最后的30年的摄影生涯中，使用的却是哈苏相机。一些安塞尔•亚当斯最著名的照片，包括1960年的经典之作《约塞米提半圆丘和月亮》都是用120胶卷而不是用页片拍摄的。当时哈苏公司聘请亚当斯为他们的顾问，并将两套哈苏相机无偿借给他使用，当然也是为了借亚当斯的名声提高哈苏公司的知名度。

　　还有就是摄影家克里斯•雷尼尔，可能受到了亚当斯的影响，在拍摄时经常使用哈苏500C相机，柯达Tri-X黑白胶卷。即使当这台相机已经使用了将近30年，雷尼尔还是爱不释手，用它拍摄并出版了画册并由布尔芬奇出版社于1996年秋天出版的《戴假面者舞蹈的地方》。书中共有110幅图像，全部是黑白的，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展现了新几内亚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和生活现状。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实现纪实新几内亚的生活梦幻，我选择了哈苏相机和黑白摄影作为手段。对于我来说，那些微妙的灰色、黑和白，并不仅仅意味着色彩的缺席，而是走向神秘、精神的深层情感的世界通道，那时常是属于感觉上的东西，深深地储藏在我们的私人空间。有一天我可能会将自己的视觉和色彩感连接在一起，开始在这种特有的媒介中强化我更深的感受，但在今天，黑白的图片使我能够与观看者一起分享我在那些地方相同的感受，就像我当时所获得的那种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体验。在创造这一主题时，我唯一对自己不限制的就是时间，从构思这本画册到完成，我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那么，在当代摄影器材进入数码时代之后，方构图的魅力是否依旧？一些顶尖的数码相机都提供了诸多的画幅选择，包括模拟哈苏的方构图，甚至许多手机摄影程序中，都可以轻松调出方构图的拍摄模式。这一次，摄影师克莱尔•费里希尔花了五个星期的时间呆在巴西伯南布哥的叙库鲁印第安人生活区域，用手机拍摄了这一行将消失的种族，选择了一个模拟胶片程序的App调色。这一程序在拍摄前就已经设定了方构图，四周如同LOMO相机的暗角，就是为了想呈现这样一种矛盾心态：混合着现代与传统，古老与新生，从而提出这样的质询：对于重构的可能性来说，或者他们真实的文化界定以及不可逆转的失落，“什么是真实可信的，什么是虚假的？”或者说，他们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身份认证，从而适应21世纪的时代？

　　真是说不完的方构图的摄影美学！因为我突然想到，正是由于方构图四条边的均衡“压迫”，使画面中的一切难以从任何一条边“出逃”，结果造成了合理配置的视觉元素构成了纵向的运动，被推到了远处的三维空间，或者直逼你的眼前，构成了无可言说的3D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