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已不是读书人的事

　　《文雅的疯狂》 　　[美]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著 　　陈焱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9月第一版 　　588页，69.00元

　　美国铁路大王亨利·亨廷顿在解释自己搜求珍稀书籍时所说的：“世人生生灭灭，书籍却可永存，要盛名不朽，集藏一批珍密善本正是无上的稳妥捷径。”

　　维 舟

　　在所有因钟爱而生的狂热之中，对书的痴迷可能是其中最容易得到谅解的，藏书大概也是唯一不受人鄙视的拜物教。对某一信条的狂热也许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对书的癖好，唔，看起来总是无伤大雅；即便是再怪异的行为，“他总是个爱书的人嘛！”在知识分子之中，“爱书”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免责的特权。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任何一个有文字的社会，书籍都是存储着那个社会所有智慧的宝库。书籍的发明，使人类的知识可以摆脱人的口述和记忆而独立存在，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崇拜：书籍的永恒与无限，与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有限相比，对一些人来说，就像是永存的神。收藏那些具有永恒性的善本，就使自己的个体生命也得到了延续。这似乎是许多藏书家隐秘的动机，就像一百多年前美国铁路大王亨利·亨廷顿在解释自己搜求珍稀书籍时所说的：“世人生生灭灭，书籍却可永存，要盛名不朽，集藏一批珍密善本正是无上的稳妥捷径。”

　　有关藏书者的种种趣事奇谈往往让许多人痴迷(这一点，这本《文雅的疯狂：藏书家、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尽可满足读者)，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读书人本身就是潜在的藏书者。往高了说，藏书家的确有益于文明的延续，因为很多书一旦散佚，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而另一些书之所以幸存下来，往往正是因为某些藏书家疯狂的、有时甚至不近常理的努力。真要说保存好一本书，最好的办法其实并不是某些藏书家保存它的努力，而是尽可能地复制更多本。但是，不要忘记一点：藏书癖并不是总是有利于知识的流布与存续，后者不一定是它的目的。很多藏书家将自己的秘本居为奇货，不肯出借或传抄，以继续努力确保它们的珍稀性；另一些人得知自己珍藏的不是唯一存世的孤本，竟然为之情绪崩溃。

　　从知识流通的角度来说，很多藏书家的举止差不多都只能以“不可理喻”来形容(当然，这也是称之为“文雅的疯狂”的原因所在)，说实话，如果他们为之痴迷的是金钱而非书籍，相同的行为和心理只会被大众鄙弃而非津津乐道。客观地说，现代私人藏书家在其收藏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欲望，是一种浮士德式的精神，不断地以自己有限的人生去追逐无限的目标。很多藏书家的故事，都透露出他们极强的占有欲—和书中的结论不同，我个人认为这才是历来少有女藏书家的更关键因素。虽然人们或许不免将他们的做法美其名曰“对书的永恒之爱”，无疑也认可了他们对文化事业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但大多数的事例之中，藏书家搜书既不是为了阅读也不是为了其他更高尚的目的—收藏目的就是收藏本身。

　　或许可以这么说：藏书癖在某种程度上正表明了现代工具理性的发达。手段变成了目的，人们是在为收藏而收藏。一些藏书家事实上在收藏的过程中异化了：巨量的藏书仿佛是独立于自己生命的存在，又像是他自己存在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我是我所拥有的”，因而当一些人丧失了自己的藏书时，绝望地自杀了。更多的藏书家，则一想到自己的藏书将在自己身后流落四方，就忍不住伤心难过。

　　这是在读这本《文雅的疯狂》时最应注意的一点：虽然作者纵论古今，谈得妙趣横生，但是不要忘记，古代的藏书与现代的藏书并不是一回事。无论中外，私人藏书家的出现都不过只有数百年的历史，在更早的时期，藏书通常是王室、政府或教会的行为，所着眼的更多在于某种公共知识生活，或者是典籍知识的垄断。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便是如此：它丰富的藏书使得这座城市辉煌的公共知识生活成为可能，那时的藏书即便再多，只怕也很难冠以“疯狂”之名。只有在印刷术出现之后，私人藏书家才成为互相竞争的收藏者，而他们所首先谋求的，往往是自己的兴趣癖好，而不是某种公共目的。他们也无暇真的去一一深入阅读自己的藏品，那恐怕要穷尽其一生—书中所提到的一个著名的窃书贼(也是深度藏书癖患者)，偷了几百座图书馆的两万三千六百本书，这些书即便每天读上一本，也足够他翻上六十五年之久。藏书、读书、著书，这以往神圣的三位一体已经崩塌，变成了各自分离的智识活动领域。

　　在市场化与工具理性的推动下，收藏遵循它自身的规律而非某种公共知识生活的需求：为了更有成效，人们开始专事收藏某一类书(不管是魔术书、意第绪语书籍，还是儿童文学)；藏书并不总是为了自己阅读，当然更不是为了借给别人读；有时买入卖出一批书籍，仅仅只是因为它是更好的投资保值对象。一如书中所言，现代美国的绝大部分收藏家都并不是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书籍的意义是被中立化了：人们收藏这些书的用意、动机、收藏行为，和收藏邮票并无本质区别，就像集邮家也会专事搜集某些品类的邮票并用以保值和投资。这些现象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达到极盛，实非偶然。说白了，这些收藏行为已非纯粹意义上“读书人的事”了，也因此，这本写给爱书人看的书，对我而言恰恰表露出另一重意义：现代的私人藏书行为，有时反倒会令读书人幻灭。

　　如果拉长了镜头来看藏书史，那么，它或许就像大多数社会现象一样，只是某种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所有的藏书，所针对的自然都是值得收藏的书籍，而无论是孤本、珍本、秘本，还是稀见本、善本等等，这些词共同隐藏的一层含义便是这类书籍的稀缺和难以获得。固然，“只要还有书，就会有藏书家”，然而在不同于印刷文明的数字信息时代，一个已经出现的趋势是：要生产一本书的原始版本需要大量成本，但要复制更多样本却几乎不花费任何成本，即所谓“复制的零边际成本”。尽管印刷文明本身相对于之前的手抄本而言就是低廉的复制成本，但数字信息时代才将之发挥到了极致，复制从未如此廉价、快速和容易。这对奠基在稀缺性之上的藏书活动而言，是一次釜底抽薪。纸质书会继续存在，但新出的书籍几乎已一劳永逸地摆脱了以往那种可能散佚的命运。在这一新的革命性变化面前，藏书活动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1995年原著面世时，这一浪潮尚未显露出其汹涌而来的面目，这实际上是作者所未能回答的一个问题。

　　不论如何挑剔，身为一个爱书的读者，总还是应当感谢译者陈焱。翻译这样一部旁征博引的著作，只怕也需要疯狂的努力才行。在书的后记中，译者说得明白：他为此耗费了整整十年光阴。从全书有意追求典雅的词句来看，他是把这本厚重的书作为经典来对待的，很多地方都不难看出煞费苦心的字斟句酌，所谓“信、达、雅”三字，他看来在“雅”上最用心。一个译者坚持这样的行文译法、这样的时光付出，可想也是一位择善固执之人。

　　不过似乎有些难以理解的是，译者在行文的细节上推敲再三，但却出现了一些常识性错误。例如第91页这段话：“到了公元一一一年之后，十字军东征时期的穆斯林士兵占领了亚历山大城……统领穆斯林军队占领亚历山大城后，大将阿慕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即"阿姆鲁")向远在君士坦丁堡的国王，哈里发奥马尔(Omar)启奏……阿姆鲁决定，要请示哈里发处置藏书的方法，便派了一名使者去君士坦丁堡。”这短短一段话至少有三处错误。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1096年，不知何以说到公元111年？二、下文说到的穆斯林军队占领亚历山大城，却是阿拉伯帝国初兴时于639-641年间西征埃及时所为，阿姆鲁的请示正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故事。三、哈里发奥马尔当时不可能在君士坦丁堡，他644年去世，而阿拉伯军向君士坦丁堡进攻始于669年。我手中并无英文原版，不知是否系作者失误，但显然这里颇有不通之处。

　　另一些地方则涉及英文在具有双重含义时如何对译的问题，某一特定英文单词往往有几个意思，这就需要参照文本语境来确定是哪一个。例如，第150页：“佩恩生性谨慎，他在美国特拉华谷创立了殖民地，迄今仍然以其家族命名”，这里的“特拉华谷”，想必是Delaware valley，valley一词的确有“山谷”之意，然而这里指的其实是“特拉华河流域”，此殖民地即宾夕法尼亚州，以Penn的姓氏命名。此外，有些句子乍看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联系上下文语境来推断，则可发现必是译者错解了原文的含义。如第54页，“待到此贼受终审惩罚之际，愿地狱之火将其永远吞噬”，“终审”在汉语中是法律用语，不如直译为“最后的审判”或“末日审判”。

　　这些都是无伤大雅之失，本非书中的重要文句，读者原不必苛求完美，只是于此也可见译事之难。这样的书应该很快就能再版，因此它总还有更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