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铜驼：对洛阳古建的回忆

　　唐克扬

　　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美国汉学家谢弗(薛爱华)提到洛阳的时候是不一般的艳羡语气：

　　“……与它西面的长安城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围……”

　　洛阳曾经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已经忽略了一切具体的时间空间，忘记了百代的光阴是无法用一张地图来描绘的。但是，人们在提到历史上的伟大城市的时候，多半又都是如此的“印象派”，而且越是深刻的误会，这理想中的城市便越是光彩夺目。日本室町时代以来，就一直流传着因洛阳而得名的“洛中洛外”图绘，那时代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从未来过中国，更不用说身临其境地感受洛阳的繁盛，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这样的图绘中，雾里看花，把洛阳当成一切人间锦绣的最高象征。

　　中国文化的“理想城市”。

　　中国的“理想城市”也有自己的地形图。最紧要处，是包容得下各种误会和暧昧的“自然”，对于洛阳而言，是“花”和“尘”。阳春好景时的“洛阳花下”呼应着不那么美妙的“衣袂京尘”，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古中国城市最显著的景观，这景观同时也是“自然”和“人工”的平局，是中国式人生的一对寓言。

　　“花”对于洛阳来客并不陌生。“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 虽负担者亦然”(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是，今天的人们不太容易体会的，是拂看花客面而至的“紫陌红尘”，它们随着人情的涨落而同时隐现，让古代的城市变得肮脏、困顿，并在城市的末日里将它直接埋没。它提醒着我们，繁盛的时间也对应着过往的苦恼人生，城市如同构成它们的建筑材料，在建构、累积的同时也崩塌、污损，而万古不变的自然将欢笑如初，通过这种对比，“自然”最终揭示和浮现了“人事”的有限。

　　和短暂的人类生命一样，城市自有它们的生与死。对于有一类城市而言，“过去完成时”中不可见的过去才是它们对于当代历史的意义所在。

　　“花之洛阳”永远活在对上个春天的追忆中，我们所要讲述的北魏洛阳的故事，也恰恰是从它的身后劫灰说起的。

　　公元547年，也就是哥特王托提拉洗劫罗马的后一年，一个名唤杨衒之的北平人——此“北平”大概只是现在的河北郊县吧——公差路过洛阳，这时候，昔日的洛阳却正是在一片丘墟之中，先前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已经土崩瓦解，连带着它的都城也就灰飞烟灭。杨衒之依然不过是名小官吏，不过却由效忠北魏，转而隶属它分裂出来的东魏朝廷。慨叹于这壮丽城市的结局，不禁悲从中来，他追怀往事的感喟，最终成就了一本独特的“倒叙”的城市史：杨衒之记载北魏晚期都城洛阳胜概的《洛阳伽蓝记》。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来者而言，这是一种绵延不绝的“追忆”传统的开始。这种“城市追忆”的文体远至《东京梦华录》、《梦粱录》，近至《春明梦余录》和《鸿雪因缘图记》。

　　杨衒之的声音具有恒久的魔力，不仅是因为《洛阳伽蓝记》“过去完成时”的叙述角度，而且还因为它同时应和着“预言”的前定：“将来完成时”的预言，和“过去完成时”的追忆仿佛两面相对而立的镜子，镜子之中无穷折映出的是城市的宿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将来完成时”设定于杨衒之时代的两百多年前，依然是在这座城市的地盘上，有一位出身河西敦煌的著名书法家，已经准确地窥见了洛阳未来的命运——对于将文化当做只有面值而无价值的物品收藏的当代人，索靖的大名联系着《出师颂》，是2003年拍出2200万元人民币高价的书法名作，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索靖被记住却是因为他1700余年之前的一句谶语：

　　“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晋书·索靖传》)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律，为中国城市带来了奇怪的喜剧和悲剧并存的传统，或者是现实与它的最终结局间不祥的叠映——历史时间在此不再是一根绵延的线，而是被压缩成了一个黑洞般密度的点，通过“星际穿越”般的“虫洞”，人们既可以站在未来打量现在，也可以立足于此刻，指点一座城市的不同的命运。

　　这预言可以是通往兴盛的吉言——索靖的传记至少还与另一桩有名的预言故事有关，但是这一次他强调的是“成”而非“坏”，“先时，靖行见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后当起宫殿。’至张骏，于其地立南城，起宗庙，建宫殿焉。”(《晋书·卷六十》)。但更多的时候，预言恐怕是不中听的：在约700余年之后的欢宴上，大文学家苏轼面对一座新建筑的落成，就再次写下了“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的断词(《凌虚台记》)——从新生儿的啼哭看到了千年后的白骨。

　　对一座城市结局的洞见不仅是政治预言，而且也是大多数中国历史都市的事实，索靖的噩梦不过是其中一个富有魔力的“虫洞”，而杨衒之面对的北魏洛阳的残灰，也绝不是这座城市劫难的终了，在他身后，一座中国城市新的幻象就和它很快崛起的现实一样饱满了--那便是唱着“千年万岁阳春曲”的隋唐东都洛阳。

　　在索靖的时代，尽管东汉末年董卓等人对于东都的破坏还历历在目，但后来者建设的规模、速度、能力均属惊人，用不了多久，这时候的西晋首都洛阳已重又“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壮丽得让人不相信它能被任何力量所毁坏了。

　　索靖不幸一语成谶，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那就是“衣冠南渡”，它始自公元311年(晋怀帝永嘉年)，刘渊、刘曜率领的南匈奴部攻陷和烧毁了一百年内再一次辉煌起来的洛阳。今天，大概没有多少中国人敢说，这历史事件与他们毫无关系，因为“永嘉之乱”从北方裹挟了大批的汉人南下，南渡政权在地方侨置的郡县，给江南带来了无数与北方有关的地名，类似北美殖民者那一串串的新约克，新奥尔良，新汉普什尔的命名……例如安徽和江苏接界处的“当涂”，就是以北方怀远的涂山而得名。今天长江以南的所谓“本地”汉人，高矮白黑，人种之间差异其实不小，有时候便是因为他们骨子里流的本是洛阳人的血。■

　　(作者系建筑策展人)

 

　　从周武王灭商后营建的洛邑开始，洛阳就仿佛坠入了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无论城址迁徙，还是改换姓名，任由道德训诫和兴亡成败的种种教训，只要洛阳还是神都帝京，就一样终难逃大起大落的命运。今天人们只知明清北京城的壮丽，却不太想得到洛阳，这号称十三朝古都的中国第一历史名城，毁弃复又兴起，这样的轮回究竟有过几遭？百代的经营一朝都如摧枯拉朽，今天，这重复耕种的大地上竟已渺无昔日文明的痕迹。

　　1963年，当纽约市的资本家们在一片争议中合谋拆除宾夕法尼亚火车站时，《纽约时报》发布社论说：“将评说我们的，不是那些我们所建造的纪念碑，而是那些我们所毁弃的。”

　　难怪宋人司马光会说，“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在《诗经》的《王风》中，一首题为《黍离》的诗歌记载了另一座古都的结局：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毛亨的《序》暗示着它可能和《洛阳伽蓝记》有着类似的起源——曾经亲眼目睹了前朝盛况的官人返回故土，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周大夫行役， 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彼黍离离”并不仅仅是洛阳和丰、镐的命运，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伟大都市相比，上一个千年中国文化的主角北京应该倍感欣慰——毕竟它还剩下了不少可见的“遗迹”，而洛阳已经湮没无存，哪怕是些幸存的“尸骨”。要知道，使后来拜访这座城市的北魏小官吏杨衒之发出“《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的感慨的北魏洛阳，曾经是中国古代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辉煌都市——“近代以前全球所见范围最大的城市”(俞伟超语)，那个洛阳拥有中国古代最高的木构建筑(永宁寺塔)，拥有最多数目的佛寺和佛塔，从葱岭以西到大海之东，都有络绎不绝的访客。但仅仅在北魏灭亡后的十数年后，它所能留给来者的就只有“彼黍离离”，茫茫一派“自然”了。

　　“彼黍离离”背后联系的不是“花之洛阳”，而是“荆棘铜驼”，是“城春草木深”。其实城市并没有消失。因为“自然”依然按照它的形状在生长，野草侵入闾巷，狗粪涂满门庭，如同一件陶范界定了它所铸造的器物的形状，正负颠倒，荆棘和稗草勾勒出了已经成为空白的城市……只是，这种依托人工范型而成长起来的“自然”，最终将无情地吞没它的“原型”，今天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古代城市的“阴刻”，如果你拿到一份考古工作者绘就的地图去实地考察，会发现，似乎是着了魔咒一般，在整座洛阳“内郭城”的遗址四围，只环绕着一大摞和“都会”无所粘连的“自然村”：

　　保驾庄、白马寺村、太学村、义井铺 ……

　　这地名间或泄露一点前尘往事，但在偌大的内郭城中，只剩下一片阡陌纵横的平畴，再无半分都会气息，昔日的“城市”和今朝的“乡土”恰好翻转了个儿，隐约可见的一线土墙拱卫着稠密的“当代”里剩下的这片空白。

　　我在一个微雨的夏日莅临这座“城市”，脚踩像昔日天街一样漫长的土垄，面向只在虚空中的魏阙和宫门。三春已逝，那花一样的洛阳，不仅从中国的现实中也从中国人的感受里被抹去了。

　　细细想来，对翠楼绮阁的毁弃并不是最值得叹惋的时刻，惊心动魄来自于重新涂写这片风景的那一刻，一群饥民攀缘而上已经烧为白地的宫室土台，七手八脚地指点着锦绣灰与公卿骨：

　　“这土细润，可以挖去盖俺家后院。”

　　“这细皮嫩肉女子，干脆带回家做我婆娘。”

　　“好大一片空场，翻耕了，明年一定有好收成。”

　　“这地甚平，或可以做打谷场。”

　　这惊心动魄的时刻并不是独一仅有，中国建筑史，或许毁弃了百分之九十九只留下了百分之一，而这百分之一的命运如今尚未可知。在同一片建筑基址上，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或是干脆拆了又拆又拆又拆……终于，荒城只剩下了丘墟，原来那些丽景飞甍的凌云杰阁，却不如它们黄泥涂地的台基更为经久，于是，古城就像是一座千年的烂尾楼伫立在原野中，任凭风吹雨打……在粗大骨节的黑手紧握锹柄后的远景里，原本“碧楼金粉”，不过是一堆可以搬来倒去的泥巴而已。

　　——初次造访洛阳汉魏故城遗址时，当地考古学者告诉我，当他们开始挖掘土台基址时，却发现一户农民已经在其中挖了一个窑洞，住在里面。显然，用细细遴选，并遍遍筛过的夯土垒成的宫殿台基，发现了它新的用途。而在北魏洛阳的例子里，“金銮殿”与“茅草屋”重叠错置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无意在“金銮殿”与“茅草屋”之间分出高下，但最为触目惊心的，也莫过于这种文明形态无端的错置与颠倒，那是对于历史因果的极端蔑视，对于无谓劳动和恶意反复的极端冷漠。无可否认，新的生命成长于斯，新的历史动力创造于此，但一切却是以一种粗粝的的方式完成的，这种伟大王朝城市的生与死之歌，与“建筑设计师”这一二十世纪宠儿的趣味绝不同调，也与我们对现代都会物质现实的眷慕格格不入。

　　无可否认的是，“荆棘铜驼”是中国建筑的一句谶语，它像极了尼古拉斯·普桑画中的轶事——借一块石碑，在淳熙的风景中沉默的死神开口了：在阿卡迪亚(乐园)也有我！如同“花”与“尘”的并存，“城春草木深”般的景象对于中国建筑的启示，并不在于它是某种“亲近自然”的理想生活的象征，而在于它是文明的反面。在此，由“自然”和“人工”混合起的废墟是人造世界的永远噩梦，是完美现境里无可消除的一处毒瘤。它揭示出一种高速建设与潦草毁弃之间的矛盾冲突，它既培育了持续进取的热情又造就了不断激发的混乱。

　　它将巨厦摧为瓦砾，它将高塔付之一炬。■

　　(作者系建筑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