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动辄拍出亿元高价的北京“四大”相比,人们似乎很容易忘记,上海才是中国拍卖市场的发源地,因为上海的拍卖行与市场总给人一种小富即安、不温不火的感觉。
钱维城书画作品《菊花图》与动辄拍出亿元高价的北京“四大”相比,人们似乎很容易忘记,上海才是中国拍卖市场的发源地,因为上海的拍卖行与市场总给人一种小富即安、不温不火的感觉。今年上海春拍到今已全部收官,不少拍卖公司和藏家均表示出“意料之中的平淡”,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质量稍欠的藏品立刻遭到冷遇。不过,流传有序、品相上乘的精品海派依然成为藏家追捧的热点,而明轩拍卖公司的“一间屋”专场,以文人生活雅事为概念征集布置,取得了出人意料的佳绩,或许可以为止步不前的各拍卖行开启一种新的模式。
仅从单笔交易金额来看,古代书画依然占据了上海春拍的高地。适逢上海工美20周年,仅28件拍品的“集胜夜场”就拍出了1.87亿元,而其中成交前五位的均为古代书画。原庞莱臣旧藏、上海博物馆馆藏编号为43817的吴镇的水墨立轴《雨歇空山》,以3565万元成交,不仅创下吴镇作品的最高成交纪录,也是当晚的最高价。仇英最擅长的楼阁题材则以3450万元高价落锤,项圣谟的《临韩滉五牛图》和八大山人的两件花鸟分别为叶恭绰和唐云旧藏,紧随其后。不过,高价不等于“拍得好”,几件藏品来源清晰,本身估价就在千万左右,事实上其价值仍有提升的空间。对于古代书画能否救市一说,几位拍卖行的经理大都表示并不看好。朵云轩的业务经理张春记就向《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表示,古代书画对藏家的门槛高,受众面小,决定了其流通性不会很强,整体的拍卖情况也远不如近现代书画活跃。偶尔出现流传有序、著录丰富的藏品才会出现高价,并且事实上,顶尖的古代书画基本由固定买家包揽。
承担起书画板块重头的近现代部分在金融市场的波动下呈现出了日益两极分化的情况。较之股票,艺术品变现能力差,运转周期长,其作为商品的属性的劣势分流了一批“低进高走”的行家,对市场来说,也未必不是一件“大浪淘沙”的幸事。从春拍来看,吴湖帆、谢稚柳、丰子恺等海派名家精品依旧是买家纷至沓来的名头。对此,工美拍卖总经理廉亮认为, “海派”作为一个打包的概念,不宜过度操作。“我们在对海派的梳理上做的并不够,能够有很大影响的、一定有好价钱的,从吴昌硕、任伯年、虚谷到后来的吴湖帆再到后来的谢稚柳唐云,就是这几个代表。”廉亮认为,老海派的最大问题是以写意花鸟的应酬画为主,重量而没有质;另外,徒弟跟着师傅学,千人一面,没有任何开创性,以现在的发达资讯和买家素质,很难让人对整个海派名头买单。
名家流出的“生货”依然是买家信心的保障。朵云轩的“彭城珍藏近代名人信札”专场和“朱昌言藏书画”专场均交出了白手套的佳绩。工美拍卖公司此次向赖少其后人征集来的四件近现代书画也拍出了不俗成绩。对此,工美拍卖公司负责人廉亮有个生动的比喻,“就像姑娘家,五年里嫁了四次人,别人总要有些看法。所以还是一定要生货。”不过用上海明轩拍卖的董事长曹向东的话来说,中国拍卖二十多年,各家拍卖行早已掘地三尺,挖了个遍,关键还是看质量,或者放上三五年,以时间换取价值。
提及明轩,今年春拍所推出的“一间屋”专场可谓给整个拍卖行业洗了一下脑。曹向东打破了以门类和年代划分专场的传统,以还原古代文人生活为出发点,在百来平方米的预展现场,将明式家具、茶道具、泥金扇面、文人字画、当代绘画等各式各样的拍品融合在一起,摆成一间雅室,来者甚至可以端坐品茗,真真体验一把“生活禅”。
此专场的89件拍品以约近9800万元的总成交额、97.8%成交率,成为上海本季春拍的一大亮点。其中,钱维城的《菊花图》以2932.5万元成为本场最高价,顾景舟所做的一柄藏六方壶也拍出299万元的高价。
除了“一间屋”这个概念所带的整体性效应外,曹向东在接受《艺术评论》采访时表示,市场和藏家的日趋成熟是“试水”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他以一件吴大瀓写“止斋”二字的书法为例,这件拍品原为一年前北京一家拍卖公司拍出,当时的价格仅十多万元,今年则以117万元成交。曹向东说,“因为吴大澂是历史名人、吴湖帆的爷爷、金石篆刻的名家,像这样有内涵的名头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样,泥金扇片、名人拓片这类以前的小众拍品价格也开始渐渐走高,是因为现在的藏家更加关注有文化附加值的东西。”
随着买家素质的提高,事实上对拍卖行提出了更高更专业性的要求。老牌的朵云轩、工美在稳健中求胜,而成立时间不长的一些拍卖公司则以创新的模式引领了一股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