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生：静虚可入微 清心在远道

　　在中国花鸟画中，把鸟的灵性表现出来，是画家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因为画中的鸟不是生活的再现，是通过笔墨技巧转化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形态，以传神与写意的手法，表现出生命的韵律，透出画家内在的精神气质。这里即需要对生活中鸟类的观察，熟记于心，也需要精准纯熟的笔墨技巧，鸟在画中常常是点睛之笔，可以使花鸟画作品更加生动丰富，从而更好地提高作品的欣赏价值。这也是对其重点研究的原因所在。

　　中国花鸟画在中外画科中起源最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审美为目的花鸟画在六朝、隋唐时，只是作为人物画的衬托，即使有少数独立的花鸟画，也不成熟。独立成熟的花鸟画和山水画一样，成熟于五代时期。黄家富贵，徐熙野逸。黄荃生活在宫苑，所见的都是珍禽异兽。奇花异兽。黄荃的画是地道的工笔画。在画风上创造了勾勒彩晕画法，精于设色，以淡色渲染。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写生珍禽图》传为黄荃的作品。是集中画鸟的典范。宋代画院的花鸟画基本上都是黄家一派，只是在北宋的后期，花鸟画风又加进了一些徐煕的水墨法。徐煕所作花鸟画浓墨粗笔，略施杂彩，素有“落墨法”之称。徐煕的花鸟画，虽然用水墨，有一点写意的意思，其实也是工笔的。南唐的徐煕、西蜀的黄荃把花鸟画推向成熟的高峰，徐黄也成为两大花鸟画的宗师。

　　两宋时期花鸟画发展达到了高峰，与构图成熟形成鲜明对照的乃是两宋花鸟画在敷彩设色方面达到了高度的完备与丰富。南齐谢赫六法中，就曾明确指出随类赋彩的理论，阐述了中国画的设色原理。即根据物象的固有色彩施以彩绘。至五代两宋山水画已成水墨技法的天下，但在花鸟画中设色却依然是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题材的自然属性所限定的，究其原因，由于花卉色泽绚丽，禽鸟羽毛斑斓最适合施以五彩，也正缘于此，设色花鸟画才在水墨之风盛行的中国绘画中历久不衰。而此时期禽鸟精度的表现得到巨大的提升，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画家，赵佶，崔白，李迪，林春等等。院体画鸟画是主流，院画的创作提倡“形似格法”要求画家具有相当的写实功力对物象作尽精入微的描绘。在构思上讲求含蓄巧妙，达到诗情画意相得益彰。在笔墨上技巧上重视传统但又不泥守古法。

　　元代文人在画山水之余也都画一些墨竹之类，赵孟頫、钱选、王渊等画过正规的花鸟画，他们的画在写意中以抒情为主。明代边景昭画鸟高手，最早创立了明代“院体”花鸟画新貌的一位画家，对以后宫廷画家林良吕纪也有不小的影响。他继承宋人又有创新，绘画具有工而苍、妍而雅的艺术特色。花果翎毛艳丽生动，工致绝伦。有《三友百禽图》为例。

　　从写形到写神再到写意，是花鸟画的演化特征，也是中国绘画的演化特征。花鸟画中出现了写意。在中国画中，写意花鸟画最能体现文人画的精神与成就，它萌芽于宋代，成熟于明代，到清代达到鼎盛，写意花鸟画承载的传统文化审美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墨花墨禽，小写意，大写意。花鸟画审美形式逐渐丰富完善。明清两代从沈周、文徵明、陈淳、徐渭、再到八大、石涛，虚谷、任伯年，写意花鸟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创造出水墨写意花鸟画的新格局，对传统中国花鸟画的创作以及文人画审美趣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晚清任伯年是海上画派的名家，他为了画好各种禽鸟，朝夕相对，仔细观察，对这些禽鸟飞、鸣、食、宿的姿态了如指掌，故其笔下鸟雀形态各异，非常生动。

　　耿天平，山东青岛人，是我的研究生。他自幼对绘画着迷，曾拜当地名家学习花鸟画，经过自己努力考入天津美术学院国画系，从本科到研究生，更加系统地学习中国画的技巧，将花鸟画作为主攻方向。他认真研究花卉和鸟的动态、结构，造型，一面努力学习历代的名家经典之作，一面深入生活，做了大量实物写生，使经典传统技巧和现实写生技巧互相转换，经过刻苦学习与钻研，他的领悟能力和洞察事物的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在研究与创作中不断的完善。

　　他具有很强的绘画才能，人亦朴素平和，非常勤奋，似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人。读研期间各门功课都十分优秀，作品经常参加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入展和获奖，研究生毕业还获得天津美院学院奖，他的作品简练、清新，追求意境的表现，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与写生，能扑捉到新鲜的感受，在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中能够不断地推出自己的新作品。

　　《庄子》说过“含哺而熙”， 就是说含而藏，含有深意，藏而不露，优容也有这个意思，因为有内蕴，才能悠然自在，从容不迫。明乎此，作画则取法乎上，高处着眼。兴趣所致，重点都在花鸟和笔墨之间，如此持之以恒，如此专注地做一件事，收获也会如期而至。

　　刘文生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5年11月24日于天津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