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的起源与发展

　　紫砂创始在何时，在我国陶瓷史上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明、清时代的史籍中明确地说，紫陶器创始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金沙寺的和尚和书僮是创始人。如明周高起在《阳羡名壶系·创始篇》中说：“金沙寺僧，逸其名，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兴陶缸翁者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传口柄盖的，附陶家穴烧成，人遂传用”。周容《宜兴瓷壶记》说：“今吴中较茶者，必言宜兴瓷，始万历，大朝山寺僧（即金沙寺僧）传供春者，吴氏小吏也”。

供春和吴氏是何许人呢？《宜兴县志》记载说：供春是明正德年间（公元1504-1521）提学副使吴颐山随带的书僮，吴读书于金沙寺中（此寺今仍尚存遗址）。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说：“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之功。信陶壶之鼻，亦天下之良工”。这些记载清楚地说明紫砂创制于明代中晚期，绝对不提宋代已有紫砂的事实。

1976年宜兴红旗陶瓷厂在施工中发现了紫砂古窑遗址，才得到证实宜兴陶瓷生产的始于新石器时代。宜兴是个古老的县，始设县于秦，远在新石器时代，勤劳的人民就在这里开创了原始陶瓷生产活动。先后多次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七处，其中就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五处。古窑址近百处，其中有汉代窑址三处，六朝窑址三处，隋、唐、五代窑址九处，宋、元窑址20处，明、清窑址60多处。因此民间传说，把越国的范蠡奉为“宜兴陶瓷创业的祖师”或“陶朱公”是不真实的。

古紫砂窑址位于宜兴蠡墅村羊角山，是丁蜀镇黄龙山的支脉系统，这里是盛产紫砂泥矿的地方，所以古人把窑建在原料的产地。古紫砂窑址是埋在长约十公尺的土堆下面，经破土清理，共分三层，上层厚二公尺余，为近代废窑陶瓷碎片堆积，以缸、翁碎片为主。第二层为混合堆积，从元代以迄清代初年，延续时间较长，堆积层较厚，约2-3公尺，多为瓯窑缸、缶、翁和肩部饰有菱花的陶罐、玉壶式的釉陶壶等残片，尤其后两种具有元、明代陶瓷造型风格；其次还发现“宜均器”残片，与瓯窑制品极为相似。

另外在附近偏北方向，发现有瓯窑遗迹，说明所堆积是元未明初瓯窑的堆积物。第三层为早期紫砂堆积层，厚1.5公尺，断面呈灰紫色，主要是紫砂壶残片，有壶身、壶嘴、壶盖等。在此堆积的附近，发现了一座长约10公尺、宽约一公尺余的龙窑一座，其中亦有紫砂片。窑的下层，是黄土，是建窑时用黄土人工填成的。南端用小砖砌成倾斜的砖垛两排，这一种小砖与江南地区常见宋墓砖极为相似。根据发掘出土的大量紫砂器残片分析研究，可以分辨出主要造型有：壶、罐两个大类，其中以壶为大部，均呈紫红色，器物里外无釉，从残片复原的器型分有高颈壶、矮颈壶、提梁壶等三类。紫砂泥质较粗糙，器身表面细密度亦差。由于没有用匣装，而是直接入窑烧成，因而常有火疵现象，在成型方法上已脱离用陶轮拉坯的做法，根据紫砂泥不同于其他陶土性能，而采用泥片镶接法，壶嘴、壶把、壶的子（俗称壶盖、壶顶）的粘接，则采用穿洞捏塞法。为后世紫砂器成型开创了新的工艺，奠定了紫砂器造型的基础。例如：龙头壶的壶嘴，捏成龙头型。六方形壶，壶的颈部起线，壶嘴根部附加菱花形纹饰，以及壶把上带有小孔的处理等，都相当成熟。从复原的3件造型、装饰来看，线条流畅，饰纹恰到好处，绝非免强而为之的处女之作。

此外，镇江博物馆近年来在一座南宋古井里发现了两件紫砂壶。壶嘴、壶身、壶底用泥片捏成，壶颈部留有刀削痕，壶身留有很明显的手捏痕，并且上半截还施了釉。据考证，认为是宋代酒壶。从用泥粗糙，制型朴素，比较古老看，在时代上可能早于南宋。不过今后还得作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更正确的结论。

明代紫砂的发展

紫砂陶又称紫砂器或紫砂陶器，是我国独特的陶器工艺品，以造型多样，色泽古雅，质坚耐用，技术精湛而著称于世。最明显的特征，是用较粗的紫砂泥烧制，多呈紫红色，一般不施釉故称紫砂陶器。在紫砂制品中，最为突出的是紫砂茶壶，无论地下出土、世间流传，大部分是茶具。因为紫砂茶壶式样多种，各有特色，不仅富于民族风格，而且具有：用开水沏茶，冬不易冷，夏不灸手和泡不走味，贮不变色，盛夏不易发馊等特殊功能。所以博得人们“一壶在手，爱不忍释”，高士名儒更视为“拱璧”。特别推崇，极力提倡，因而茶壶成了盛行的上品，数量多，流传广。

早期的紫砂壶是供煮水之用，做工粗糙，变化很少，形制仅有矮颈、高颈、提梁和六方长颈等，1966年，在南京市郊江宁县马家山油坊桥挖掘的明嘉靖12年（1533年）司礼太监吴经墓曾土一件紫砂提梁壶，从它的形制与装饰纹样推测，它被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性极大。这时的紫砂壶、把、嘴、身采用铆接法，与明中叶后流行泡茶用的紫砂壶差别较大。

明代是紫砂正式形成较完整的工艺体系的时期，尤其在嘉靖至万历年间，紫砂从日用品陶器中独立出来，讲究规正精巧，名家名壶深受文人仕宦的赏识，入宫廷、出海外，奠定了宜兴作为紫砂之都的基础。紫砂陶品种繁多，紫砂茶壶尤以其独有的实用性与艺术鉴赏性相统一的特性，成为传世精品。

据明朝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创始》“创始”一节及《宜兴宗旧志》的“艺术”一章记载：金沙寺（宜兴湖父镇西南，为唐相陆希声山房）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金沙寺僧的确切年代，已经难以查考。据推测大概在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间。其后在明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据《阳羡茗壶系》的《正始》云：“……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内中，指掠内外，指螺纹隐起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供春所制紫砂茶具，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薄而坚，负有盛名，张岱《陶庵梦忆》中言道供春壶“栗色暗暗，如古金石，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其所作树瘿壶（亦称供春壶）为世间珍宝，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他也是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壶艺大师。金沙寺和供春所生活的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公元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由此也被看作为宜兴紫砂产品真正形成工艺体系的时间。

在嘉靖到隆庆年间（公元1522-1572年），继供春而起的紫砂名艺人有董翰、赵梁、时朋、和元畅四人，并称为“名壶四大家”。其中董翰以制作菱花式壶最著称，赵梁所制壶多为提梁壶。这些名家均以造型的艺术化取胜。嘉靖后，出现了一大批制壶名家。创作出了多款壶型，流传至今。由于迎合了当时士人浅尝低吟、自斟自饮的茶风，紫砂陶壶逐渐被精于茶理的文人所关注和喜爱，众多文人雅士参与设计制作，赋予紫砂壶以文人艺术品的特质。紫砂壶艺术已具备高度的艺术品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这也促使紫砂壶的造型趋向小型化，如南京嘉靖十二年墓中所出紫砂提梁壶的容量就只有450毫升，较之宋代窑址所出的容量达2000毫升的大壶，只及四分之一。所以，紫砂壶体的小型精巧化是当时总的趋势。冯可宾所著《茶笺》中说：“茶壶以窑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阳羡茗壶系》也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翕啜，以尽色香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这种饮茶方式，具有色、香、味三者兼顾的要求，就为紫砂壶的小型精巧化定下了基调。同是紫砂壶也开始胜过了银、锡或铜制的茶壶，成为文人士大夫品茶时必备之物。所以，《阳羡名壶系》中又说：“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明代文人李渔也说：“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

明代中叶，制壶名家辈出，壶式千姿百态，技术精湛，迎来了中国紫砂陶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在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继起的名家有时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师徒三人，他们的壶艺都很高超，在当时就有“壶家妙手称三大”之誉。以时大彬为代表，所制茗壶，千态万状，信手拈出，巧夺天工，世称“时壶”、“大彬壶”，为后代之楷模。有诗曰：“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而据清吴骞着的《阳羡名陶录》里编载周容的一篇《宜兴瓷壶记》记载“……始万历间大朝山僧（当作金沙寺僧）传供春；供春者，吴氏之小史也，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朽木为摸，时悟其法，则又弃模，而所谓制竹如刃者，器类增至今日，不啻数十事……”揣摩大彬壶及明代民间的传器，可以看到时大彬对紫砂壶制作方法进行了极大的改进。最大的改进是用泥条镶接拍打凭空成型。紫砂艺术发展到此阶段，遂真正形成宜兴陶瓷业中独树一帜的技术体系。这其中也有着时大彬以前的父辈们（包括时鹏、董翰、赵梁、元畅四大家在内）的共同实践经验，但时大彬是集大成者，经他的总结力行，成功地创制了紫砂常规上的专门基础技法。《名陶录》云：“天生时大神通神，千奇万状信手出。”这样的赞颂，唯时大彬足以当之。几百年来，紫砂全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经过这种基础技法的训练成长的。万历时名工还有欧正春、邵文银、邵文金、陈文卿、闵鲁生、陈光甫、蒋佰夸、陈用卿、徐次京、惠孟臣、陈君、周季山、邵盖、邵二荪、周俊溪、陈仲美、陈和之、陈挺生、承云从、陈君盛、葭轩、沈君用、陈辰、徐令音、沈子澈、陈子畦和郑子候等。可以说是名工辈出，各有绝技。明代是紫砂壶不断翻新发展的时期：“印花”、“龙旦”、“莲房”、“提梁”、“菊花”、“竹节”、“圆珠”、“僧帽”、“汉方”、“梅花”等造型层出不穷。艺人陈仲美将瓷雕技术融入陶艺，是宜兴历史上风格多样、制壶最多的三位名家之一，所制花货令人耳目一新。他最早将款和印章并施于壶底，开创了壶史先例。陈用卿则第一次将铭文刻于壶身，且用行书取代楷书，增加了作品的文气。在这之前，紫砂壶上都不刻任何铭文，即使制壶艺人的名款，亦偶尔以楷书刻在壶底。明代的烧制技术也有所创新，李茂林首创匣钵套装壶入窑，烧成后壶色光润，无裸胎露烧所产生的瑕疵。这一烧制方法沿传至今。万历以后的天启、崇祯年间（公元1621-1644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俊卿、周季山、陈和之、陈挺生、惠孟臣和沈子澈等。其中以惠孟臣的壶艺最精，为时大彬以后的一大高手，他所制作的茗壶，形体浑朴精妙，铭刻和笔法极似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在我国南方声誉很大。在清初雍正元年（公元1733年）即有人仿制“孟臣壶”，其后仿者更多。署款铭刻开始盛行，出现了代镌铭款的文人刻家。

明代后期宜兴陶业的大发展和紫砂器的独树一帜，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分不开的。明代前期的“匠户制”，已较元代松懈，自洪武十六年（公元1393年）起，实行了“轮班制”。到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终于废除了轮班制，改为征银制度，使相沿达两百年的工奴制宣告结束。这些改革使手工业者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从而推进了包括陶瓷业在内的各种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发展，更与当时宜兴整个陶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当时陶类中的商品经济颇为发展，丁蜀镇一带逐渐形成为集中的产区，据《荆溪县志》记载：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1622年），宜兴窑场的产品已是“于四方利最薄，不胫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贩云集，“千里之外，趋之若鸿”，“沿贾扬帆而晓夜行”，“商贾贸易缠市，山村宛然都会”。至明末宜兴紫砂器也由葡萄牙商人远涉重洋运至欧洲，被称为中国的“红色瓷器”、“朱砂瓷”，成为欧洲市场的热销产品。

清代紫砂的发展

清代宜兴陶业进入全盛时期，是紫砂壶艺术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特别是装饰艺术发展到了又一艺术巅峰。手工工场的出现令分工日趋细密，技艺逐渐完善，至清末鼎蜀一带出现“家家做坯，户户务陶”的繁荣景象。清代的紫砂在选料、配色、造型、烧制、题材、纹饰、工具各方面均优于明代。

清朝初期，几何形器非常流行，筋纹形器和自然器已发展成熟。技巧精湛、善于创新的陈鸣远是其中佼佼者，与时大彬并称，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争鸣远碟”之誉。以陈鸣远为代表，其制作的茶具和杂件雅玩，线条清晰，轮廊明显，特别是他塑造的自然形态作品，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其独到之处在于雕塑装饰、款识书法雅健，作品壶盖有行书“鸣远”印章。深受时人喜爱。至今被视为珍藏。其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其艺术超尘脱俗，其作品表现淋漓尽致，精妙绝伦。陈鸣远开创发扬把中国传统文化诗词书画，山水梅竹的装饰艺术方式引入了紫砂陶壶的制作工艺，助饮茶兴，益人兴致，把壶艺、茶趣融为一体，极大的提高了紫砂壶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在紫砂陶艺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清中叶以后，文化参与紫砂壶的制作，一壶之上集工艺技法之大成，可交替运用诗画、书法、雕塑、篆刻、泥绘、彩釉、绞泥、镂空、镶嵌、掺砂、磨光等技法，因器而异，变化丰富。文人参与制壶，是清代紫砂壶艺突出的时代特征，且成为清代壶艺的主流，给壶艺发展以极大的推进。嘉庆年间知县陈曼生爱好紫砂壶，精于书法、绘画、篆刻，亦属名家。为振兴陶业，手绘十八种壶式，即曼生十八式，并邀制壶艺人杨彭年、吴月亭等为他制壶，又邀文人好友为之绘画、刻文，世称“曼生壶”款“阿曼陀室”。使得紫砂壶成为高雅的陶艺作品。这个时期在壶身题款成为风尚。由艺人杨彭年制作、名家书刻铭文，风格古雅简洁，这类壶的壶底、壶盖、壶身常留下定制者、制作者、刻书画铭文者的名款。宜兴紫砂壶“字依壶传，壶随字贵”由此而盛。

清道光、咸丰年间至清末紫砂壶的壶形和装饰，在该阶段愈加变化多端，千姿百态。工艺追求简洁，壶式结果取材于自然的瓜类并配以简单线条，极为精巧。邵大亨创作的鱼化龙壶灵巧可爱，盖上龙头可活动，龙舌能伸出；百果壶匠心独具，壶身圆形，上贴白果、瓜子、栗子、红枣等各式瓜果，以莲藕为壶嘴，菱角为壶把；还有竹节提梁壶。太湖石提梁壶等。黄玉麟将古代青铜器和陶器艺术特色融化到紫砂壶的制作中，技艺精湛。至清朝晚期，题款、以壶赠友成为时尚，壶价日高，贵于金玉，《桃溪客语》说“阳羡（即宜兴）壶自明季始盛，上者与金玉等价”，可见其名贵。

明清时代，亦多用龙窑烧造紫砂陶器。清代前期宜兴龙窑约有40、50处，除分布在鼎蜀镇周围外，青龙山南麓和北麓、任墅石灰山、川埠宝山寺及上袁、潜洛、汤渡等地均有。清末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在南京举办了我国“南洋第一劝业会”，其宗旨是为奖励农业，振兴实业。宜兴阳羡陶业公司的紫砂陶器获奖。

近代紫砂

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紫砂器，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然后又恢复和发展的曲折过程。

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前夕，可以说是急剧衰落阶段，从1949年以后到今天，则是复苏和进一步大发展的阶段。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到1937年上半年，宜兴紫砂业仍在缓慢地发展。1912年前后，宜兴芳桥开明人士周文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父亲）提倡实业，创办“利用陶业公司”，聘任宜兴川埠上袁村的前清秀才邵咏常为经理，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设分店，扩大经营业务。1917年，江苏省议员潘宝坤（蜀山西街人）向江苏省政府提议在蜀山办一个陶业工厂，很快得到批准。本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的一群工商业家和宜兴的实业界人士，在宜兴上海、无锡、天津和杭州等城市开设专营陶器的商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吴德盛陶器公司、铁画轩陶器公司、利永陶器公司、陈鼎和陶器公司和葛德和陶器公司，以及“豫丰”、“福康”等。

据1919年的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宜兴的丁山、蜀山、汤渡和川埠一带的沿山居民，仍然“家家制坯，户户捶泥”。全县有窑货行25家，各种陶窑四十余座。紫砂茗壶、花瓶、花盆和饮食器皿的制作，集中在蜀山和川埠；龙盆、罐头等黑货集中在蠡墅；缸类集中在丁山和白宕；缸翁类集中在汤渡。整个窑场工人近6000人，临时工则因季节而增减。这一带的居民通常全家参加陶业劳动，或碎土，或炼泥，或徒手制坯，或户外晒坯，或书画雕刻，或研制釉料，或绘画施彩，或装坯烧窑，男女老幼都不例外。由于紫砂器的销售量猛增，以及为了迎合国内外资产阶级和达官贵人爱好古董的需要，紫砂器的艺术水平在此期间明显下降。但也有少数艺人坚持工艺创作，有他们独到的艺术贡献。如程寿珍（公元1858-1939年），别号“冰心道人”，他擅长制作“掇球壶”及仿古紫砂壶。所制掇球壶端正完美，稳健丰润，犹如大小双球叠垒，曾获得巴拿马国际赛会和芝加哥与博览会的奖状。同时得到奖状的还有紫砂名艺人俞周良所制的“传炉壶”。又如范鼎甫，他不仅善于制作紫砂壶，而且擅长紫砂雕塑品，他的大型雕塑作品——“鹰”，曾在1935年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前，是宜兴紫砂业的急剧衰退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丁山、蜀山窑业区的厂房和民房被毁者达六百多间，陶窑完全被毁者十二座，还有一些陶窑被侵略军改作炮台或碉堡。当时宜兴陶业情况是“大窑户逃往外地，中小窑户无意经营”，每年曾以百万件紫砂供给全国和远销世界各地的蜀山窑场，那时全年所烧紫砂茶壶不满千。到四十年代初期稍有恢复，但年产值最多时也只及战前最高年份的45%左右。

1945年抗战结束时，宜兴还保留有陶窑64座，但到1949年前止，产量最多时不过开烧46座。1948年是抗战结束以来宜兴陶业较旺盛的一年，全年共烧了2740窑次，但仅为1936年产值的58%。其中七座紫砂窑中只开烧了3座，全年只烧20窑次，烧造的品种也只是一些茶馆所需的普通粗茶具。而紫砂业在整个宜兴陶业中的比重，也从1936年的22.2%下降到1945年8.9%。曾经有过600、700人的紫砂从业人员，到1949年前只余下3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