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谁在拍卖中国》：中国官员收藏热

　　选自：吴树[微博]《谁在拍卖中国》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中国官员收藏热

　　■“我不是和珅！”

　　在古玩圈内泡了几年，结识了不少朋友，在北京古玩城开店的祝老板就是其中一个。原来只知道祝老板店里的古董地道，但价格奇贵，比别人店里的东西要贵很多。后来听人说，祝老板的经商之道主要是走“官货”，每年都可以出几件“大东西”，所以店里压了货他也不会降价。所谓“官货”，指的是官员收藏品，所谓“大东西”，一般指的是价格在10万元以上的古董。

　　我没事经常会去祝老板的店里面坐坐，看看古董聊聊天，慢慢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告诉我：其实跟他打交道的客户一般并不直接是政府官员，多是一些似官非官、似民非民的角色。那些人对古董似懂非懂，找东西非常挑剔，要求品相完美，还要“到代、保真”。

　　后来，我在祝先生的古董店里见过几次这样的客人，他们多半不喜欢说话，看中了什么东西就掏出手机拍照，然后简单地问问价格，不管店主把价格开得多高，他的“临别赠言”永远只有一句话：“回头再谈！”下次真的回头来了，他再跟你玩真格的，把价格往死里还。但是，讨价还价结束后，即便成交价在开口价的基础上被砍杀过半，他们还会要求店主按照略低于拍卖会的价格给开具发票，一件10万块钱成交的东西，开出几十百八万的发票不算新鲜事，不过开发票所需交纳的税钱一般还是由客户自负。这样的客人很难知根知底，更别说找他套近乎聊些什么，问他买这么贵的古董干什么，他回答你的也永远只有两个字：“喜欢！”尽管这些人如此诡谲，还是躲不过开了几十年古董店的祝老板的“鹰眼”，他告诉我：“这些人只是些掏钱的主，并不是真正的藏家！”

　　为了见到这部分客人身后的“真正藏家”，记者取得祝老板的同意，决定“下钩钓鱼”——将一块大尺寸的汉代蒲纹九龙玉璧交给祝老板代卖。大约两个月后，临近春节了，祝老板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人看上您那块大玉璧了，您自己来谈价吧！”自己谈价是我交代祝老板的。他在电话里还悄悄告诉我：“客人前天来过，拍过照片，我当时开的价是120万……”

　　到了店里，一位穿戴旧军装的中年男人正在跟祝老板聊天，见我来了，他要求留下部分押金，先将玉璧带回去给朋友看看，然后再谈交易。我告诉他这个玉璧很贵重，只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可以让朋友上店里来看。拿出去可以，但未付清全款之前，玉璧不能离开我的视线——合情合理，老古玩行里的人告诉过我，这也是游戏规则之一。对方说这样做不方便，下次再联系。

　　第二天，我又接到祝老板的电话，说对方答应了我的要求，但要我答应去了他朋友家不要乱说话。我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在出租车上，那人让我喊他老顾，再一次叮嘱我不要讲话，价格等他朋友看过以后，我们俩再回店里单谈。

　　老顾的朋友住在城西一幢别墅里，别墅外表很一般，里面的装修也未显豪华。保姆将我们迎进客厅落座后，通告说：“先生用完早餐后就会出来。”

　　我趁闲环顾四周，客厅里摆了一组线条简单的木沙发，尽管木料上等，但由于上面垫了海绵垫和布扶手，看上去也就跟普通的木工板沙发没什么区别，遮掩了几分奢华。其它还有四只花几，面上各摆了一只成色不错的紫砂盆，种了四株名贵的兰花。四壁墙上挂有四幅古画、两幅现代名家书法挂屏。潜意识告诉我：这栋别墅的主人是一位有着非凡文化素养的人，应当是学者或老艺术家之类。

　　“你朋友的品位很高哇！”我试探着问老顾。

　　“那当然。”看样子，我说些拍马屁的话，还是不在老顾禁止范围内的。趁着主人未出台，我决定先声夺人、引鱼上钩：“明代‘出头官帽椅’两对、茶几两只……”

　　“木器你也懂？”老顾问。

　　“买卖古董，什么东西都得略知一二吧？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些都是现代仿品！”

　　“你别瞎说！跟你讲过的！”老顾紧张了，马上记起事前跟我有过“不乱说话”的君子协定。

　　“你别急，话没说完呢！别看这两套官帽椅是仿品，但是怎么也要值两三百万，这用料可全都是货真价实的上等海南黄花梨呀！”听我这一说，老顾才松了一口气。什么朋友，看来他与这家主人的地位相差悬殊。就在此时，我听见客厅里间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听见我们的谈话后止步。

　　看来“鱼”已靠近，我越发提高音调，一吐为快：“这四角一组紫檀花几看上去不起眼，却真正是地地道道的明代中期作品，每一只花几的拍卖价都在50万元上下；此外，你可别小看花几上的这几盆兰花，每一盆的卖价都在这四只明代花几的总价之上！”

　　看来老顾对此道一窍不通，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我接着卖弄，目的当然不是吹给他听，而是藏在里间的那位呼之欲出的主角儿。

　　“老顾你看啊，东面那一盆叫莲瓣兰，单株最高成交记录244万元人民币；南面这一盆叫感恩荷，最高成交记录80万元一苗，盆里种有3苗；西面那一盆叫天逸荷，最高成交记录180万元一苗，盆中种有2苗；北面那一株叫绿云，你看它叶似碧波、青翠欲滴，粉中点紫的两蕊并生，若碧波中一对金童玉女、亭亭玉立。这种兰花本来就是花中极品，这一株造型高雅，富于奇趣，看上去还像是原生种，这价格无法评估，文人雅士若能得此一株，倾家荡产也不算冤枉！”

　　经我这一番吹嘘，老顾似乎暂时“梦里不知身是客”了。他情绪亢奋起来：“墙上那几幅字画还要更加值钱吧？”

　　我故意压低嗓门：“我告诉你啊……”

　　“是民国画匠仿宋人之作，对吧？”冷不丁，主人边说边走进客厅。此人看上去长我十几岁，大约古稀过半，但身材高大、胸挺腰直、精神矍铄，一派军中儒将气质。

　　“老首长！”老顾起身谦卑地打招呼。

　　老首长摆了个让他落座的手势：“看来你今天给我引见的是一位高手哇！”

　　老顾不知说什么好，我起身作答：“老首长过奖了，哪里呀，我只是一个喜欢收藏的退休教师。您才是高手！一进您这客厅，我就大饱眼福……”

　　“对对，老张一进门就是这么说的！”老顾顺着我继续拍马屁。这“老张”是本记者在古董圈内用得最多的姓氏，张三李四，让人好记。

　　“我不是什么老首长，行伍出身，原来在南方工作，现在也跟你一样，退休了，没事在家里喜欢搞搞收藏！”

　　“你那只玉璧拿出来给首长看看吧！”老顾显然不想让我在此多呆，迅速切入主题。我从包里取出玉璧，摆放在茶几上。

　　老首长用放大镜看了大约一两分钟，明确地说：“好东西啊，正面九只‘过壁龙’，这一只是王，这一只是王后，旁边都是文臣武将、嫔妃人等。反面为五只花龙，两面合计则是‘九五之尊’！应当是汉代王侯的陪葬品，尽管裂痕大了一些，但是这么大尺寸的玉璧被泥土重压近两千年，没有破裂的痕迹谁敢认它？再看这破裂之处，朱砂沁色老旧，非常开门，极为难得！市场上这种仿品很多，真家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告诉我，你是从哪里买到这只玉璧的吗？当然，不方便说就别说，这一行的规矩我懂！”

　　看起来，我今天也是遇上“真人”了。我一时兴起，立即进入角色、假戏真唱起来：“都是藏友，没什么不好说的，前几年在古玩城的古董店里‘淘’到的！看起来老首长的眼力比市场上那些鉴定专家还更厉害，一定藏了不少宝贝吧？”

　　“走，我带你看看去……”尽管老顾心存芥蒂，连连对我暗使眼色，但老首长此刻却兴致所至，毫无顾忌地把我带进楼上的书房。

　　记者认识不少大小藏家，也见识过不少私家宝库，有珍品满架的私人博物馆，也有赝品遍地的“国宝庄园”。毫不夸张地说，像老首长这样的书房还真仅此一见：一壁线装古书，其中不乏珍、精、孤本，尽藏纳于两架明代紫檀书橱之内；一壁名人字画，垂于素色纱帷之中，有宋代《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所作的《西湖烟云图》、有唐人张旭的狂草《古诗2首》，这两幅字画都堪称极品。更为珍贵的是，书柜里还藏有一本宋代名人雅士的小品画册，内收集了苏东坡等8位书画诗家的精品书画。据我所知，像这样的小册子在拍卖会上拍出过上千万元的天价；

　　窗户底下立着一张雕龙刻凤的清代红木条案，上面摆放着一只硕大的明代“八仙过海”紫檀笔海，笔架上悬挂着几支明清两代的和田玉杆毛笔，还有历代古砚台数方；另一壁是一排博古架，架上的古董寥寥数件，远不及我在别处看到的那么海量，但其中不乏珍品重器。我能辨认的几件是：战国龙虎纹漆面白玉六棱出戟尊一件，高约40公分余、战国乳丁纹羊脂白玉尊一对、汉代凤纹白玉梳一把；新石器时期彩陶若干件、汉代水波凤纹青釉罐一对、南宋官窑青瓷尊一件、宋代龙泉凤耳瓶一对、明洪武青花凤纹双耳瓶一只……

　　“老首长，您可是方寸之间藏天下呀！”回到客厅，我由衷地发表观后感。

　　“没那么夸张吧？我可不是和珅噢！有些是孩子们从海外买回来孝敬我的，有些是我自己多年的淘换，还有一些是朋友之间的赠送……”谈到酣畅，老首长留我一起喝了一壶碧螺春。茶话间，我大概知道了有关他的一些个人信息，大多在我意料之外：学生兵、高级将领、离休老干部。他有10几个子孙，半数在国外，还有些在国内政府部门从事不同级别的领导工作。

　　两天后，老顾给我打电话，愿意出30万买下我那只大玉璧，我坚持说120万一分也不少。老顾不知道要高价只是我设下的局，在电话里恨恨地说：“哪有你这样卖东西的？你以为你是在拍卖呀？在古玩城买东西最多给一半价！你把我给坑苦了，人家还等着我办事……”

　　最终还是祝老板出面解围，他给老顾出了个主意，让他告诉老首长，我那块玉璧送国家博物馆[微博]做了仪器测试，结论是仿品。老顾在他的店里另外挑了一件30多万块钱的古董，临了还在祝老板面前痛骂我不够哥们、太抠门！祝老板向我透露，老顾原来是老首长的部下，转业后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任公关顾问。祝老板最后还提醒我：“别忘了我们的约法三章！”我说：“当然！”

　　我事先与祝老板的约法三章是：不曝光所有当事者的真实姓名、职业和社会关系；不影响所有受访者的社会声誉和利益。

　　■中国“雅贪”集锦

　　2003年11月13日，河北省唐山看守所。

　　早七点，两名狱警拎着一只大饭盒走进一间重刑单人牢房。

　　“吃饭吧！”狱警对犯人说。

　　脸色苍白的犯人朝狱警惨淡一笑，将目光移向刚搬进来的小饭桌，上面摆着几样他平常爱吃的饭菜，外加一瓶酒。他尽量保持外表上的平静，若无其事地吃了几口饭，阁下筷子，从床上拿出一张字条：“可不可以替我递给我的家人？”

　　狱警接过字条，上面简单地写着两行字：“昨日忘了交代，两幅清代楹联退还XXX，他的事未能帮上忙……”

　　狱警离开后，两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进来，向犯人宣读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依法核准河北高院判处其死刑的裁定和死刑执行命令。

　　上午8点17分，面无人色的死囚犯身披刑具被几名武警押出牢房。门外，几名武警和一辆大车守候在那里。犯人最后匆匆看了一眼天空，在两名武警战士的帮扶下，木讷地登上刑车。

　　车上有一张小床，还有一些用于固定四肢的设施。死囚犯被蒙上眼睛带上那张床。不一会儿，四名身着白大褂、面戴大口罩的护士先后上了刑车，轮流将早已准备好的四支注射液先后注入一个通电注射容器。护士们离开后，观察室里的行刑人员按动通电注射器的按钮，将里面的液体推进死囚犯的血管里。据说，四位护士小姐手里的注射器，有三支灌装的是葡萄糖，只有一支灌装的是能使人在最短时间内走向死亡的致命毒液。当然，这四支注射器究竟哪一支灌的葡萄糖、哪一支灌的是毒液，护士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行刑程序，可以减小行刑者的内心压力。

　　大约过了20秒钟，一阵短暂的痉挛过后，年轻的死囚彻底撇下了他的官位、他的财富、他的珍宝、他的亲人，用自己选择的注射行刑方式结束了昙花一现的生命，独自走向了天国……

　　他叫李真，罪名是贪污受贿巨额金钱财物。李真入狱前曾是河北省红透半边天的政治明星——28岁升任省委第一秘书，34岁调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政厅级干部。同时，听说他还是一位隐形文物收藏家，很多古董圈内的人都知道他家藏珍宝，但一直到他去世前，很少有人亲眼看过他究竟藏了一些什么。

　　2004年4月，记者听河北的朋友说有一场“李真涉案物品拍卖会”将在石家庄举行，届时会有一批李真的收藏品集中亮相。于是，几天后记者即时赶往拍卖现场。

　　“李真涉案物品拍卖会”在石家庄市“东方龙大酒店”四楼拍卖厅举行，此次拍卖共有李真收藏的619件古董和现代珍贵工艺品，吸引了不少收藏界人士的眼球。据举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3天预展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展者达到1万多人，其中不少参观者表达了强烈的竞买意向。

　　听河北一位同行说，他曾经到过李真家看过他的部分藏品，实际上还远不止展出的这些，李真亲口对他说，他收藏的许多文物精品连省博物馆都没有。那位同行还告诉我，比起别的贪官，李真收受文物贿赂的手段“很仗义”，收藏品位也很高，他有几不收：事情没办好的不收、求助者个人掏钱的不收、不具备文物价值的古董不收。给李真送文物的大多是两类人：一是在他担任省委书记程维高的一秘时，一些想巴结省委书记升迁的官员；二是他出任国税局局长后，一些想偷税漏税、减免税收的企业主。前者送古董花的钱可以巧立名目公款报销，后者送出去10万元古董，可以为自己的企业省去几十上百万元税收。所以受贿者“心安理得”，行贿者也能“乐得所图”，皆大欢喜。

　　4月14日上午10时，拍卖会正式开始。拍卖师刚走上拍台，一位工作人员突然疾步走过来递给他一张字条。拍卖师看过字条以后宣布：“刚刚接到此次拍卖的委托方——河北省检察院的通知，在619件拍卖物品中，有60多件拍品属于国家级文物，予以撤拍。撤拍物品包括古代瓷质钵盂1件、清代窑变釉天球瓶1件、清代花鸟瓷匾1块、恐龙蛋化石1个、明代青瓷花瓶2只、白瓷花瓶2只、李大范墨梅图轴1件、刘墉十三行真迹1本、古代玉器48件……”

　　尽管部分文物撤拍对竞买者的热情不无影响，但剩下的拍品最终还是全部成交。这次李真受贿物品的拍卖，开创了中国贪官受贿文物专场拍卖的先河，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官员收藏文物现象的高度关注。

　　李真文物受贿案公开曝光后，有人给中国贪官的腐败形式添加了一个新品种，叫“雅贪”。其实要认真考究起来，这“雅贪”与“雅贿”的事儿真还算不上李真的首创，这词儿也算不上网友们的新创。中国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因而以文物古玩行贿，早就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了。往远里说，那只脍炙人口的贡品“和氏璧”，距离我们就有2600年左右了；再说“雅贿”这词儿，它就是算不上“高古词”，至少也算得上是“古词”。太远古的不说，也说说“明朝那些事儿”。据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一书中揭露，明代奸臣、大贪官严嵩以爱好收藏闻名于世，引来百官争相效仿，一面收受属下行贿的古物，一面又用那些东西转送严嵩以作升迁的敲门砖。沈德符在书中记载：严嵩的受贿物品有“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亦数百副……然收藏书法名画最多，直至想要贪占名画《清明上河图》。”这位文学家据此评判道：严嵩“贪残中，又带雅趣。”沈德符以后，这“雅贪”、“雅贿”之词就开始流传了。

　　传至清末，“雅贿”、“雅贪”现象在官场上被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北京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官员们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来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到了民国，又有一人将“雅贿”和“雅贪”之勾当发挥到登峰造极，此人就是东陵大盗——北洋军阀孙殿英。此人虽出身行伍，却深得发“雅财”之道，1928年7月，孙殿英花费7天7夜的时间，率兵盗掘了皇陵地宫，盗取了无数稀世珍宝。这以后为了压制国人众怒，他将盗得的两柄“九龙宝剑”送给了蒋介石与何应钦、将乾隆脖子上的108颗宝珠送给了戴笠、将慈禧枕下的翡翠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将慈禧嘴里含着的一颗名贵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

　　新中国成立后，这“雅贿”和“雅贪”一词曾经销声匿迹，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伙祸国殃民之徒一面仿效秦始皇焚书坑儒、做尽毁灭中华文化之恶行，一面却私下疯狂索取“雅贿”，大量贪占国家文物。据林彪反革命集团窃夺文物的清单记录：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叶群贪占国家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陈伯达以研究历史人物为名，从北海调来2800多方铜印子和砚台，拿走了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其中有徐悲鸿的画46幅。字帖301册，古书5355册；黄永胜贪占国家文物342件，古书5702册；吴法宪贪占国家文物151件，古书620册；李作鹏贪占国家文物579件，古书1494册；邱会作贪占国家文物188件，古书1161册……

　　林彪集团如此，“四人帮”集团也不例外。记者在采访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博物馆顾问孙学海老人时得知，他在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国家文物保管工作，经常亲自接洽“四人帮”反党集团骨干江青、康生之流派来索要国家珍贵文物的人。那些人打着借用的幌子，一不打收条、二不打借条，空口白话，仅凭“军管会”的军代表一句话，或点点头，或象征性地交几块钱，就强行将许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文物据为己有。

　　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有能力做“雅贪”侵占国家文物、索取“雅贿”的贪官仅限于少数上层权贵，那么，在文革结束、文物市场放开后，贪官收受“雅贿”的现象则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了。有人戏称当代中国贪官“收藏热”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贪官很“土”，只知道收藏现金，往往一出事就在他们家里搜出一大堆纸币或存折，通常是数数钞票就可以给他们定罪；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底下揪出来就可以“人赃俱获”；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开始跑火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升值的最佳选择。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受贿案就是典型事例，听当地同仁们介绍，此贪官平日不喝酒、不抽烟，也不近女色，唯一的爱好就是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在马继国落马受审后，检察人员在他家里查获了整整5箱的名人字画、古瓷古玉等赃物，价值昂贵。

　　在李真、马继国身前身后，中国各地都出现了一批有“雅贿”罪嫌的贪官。

　　2002年，与李真同在一省为官的原河北省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原河北省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因犯受贿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和无期徒刑，在两位贪官被依法没收的财产中，都发现有数量可观的珍贵文物。仅薄绍铨一人，就接受“雅贿”名人字画59幅，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等等；

　　2001年，原沈阳市市长、大贪官慕绥新因贪污罪被判处死缓。此人嗜古董字画如命，按照古董的价值高低回报“雅贿”者不同级别的官职。据办案人员介绍，当他们进入“慕府”后，“眼前的景象让人大吃一惊，从金银饰品到玉器珠宝、名人字画让人目不暇接。十多名工作人员在这里清理了三天才理出头绪。在慕绥新居住的房子里，一次就整理出各类文物和工艺品近400件。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字画，都是有求于他而送上门来的……”慕绥新获刑后，他的第二批赃物在沈阳拍卖，16幅名家字画成为现场买家的竞买热门；

　　被称作“慕马案”的另外一位主角——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在南京被注射执行死刑后，他那至死未能说明来源的价值1068万元的巨额财产被拍卖，其中就有他“收藏”的大量名人字画、珍贵文物和奢侈工艺品；

　　在“双规”前夕突然失踪，后来经查证叛逃到美国的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据称先后向美国转移的文物价值亿元以上。此人将“收藏”名贵的寿山田黄石作为活储蓄，凡来求官办事者，只要送上田黄石即可如愿以偿。福建一位寿山石收藏家向记者透露，近30年来福州出土的寿山石名品，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落入周金伙手上。该收藏家曾亲眼见过周金伙收藏的四块寿山石，每块价值都在200万元之上；

　　原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王天义，案发之前在当地也是一位“著名收藏家”。案发后经查实，此人在职期间，曾先后收受他人赠送的文物达数百件，家中陈列的古董和字画之多堪称“私人博物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王天义受贿的财物主要由这些价值高昂的“礼物”构成。在其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中，收藏品的最低评估价值总计高达600万元。这些收藏品包括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351件，其中不乏上乘之品，如价值24万元的刘奎龄书画作品动物四条屏、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年间斗彩团花罐、价值18万元的文革邮票全套和红特邮票全套等；

　　已被司法机关判处死刑的原广西省贵港市副市长李乘龙，经查实先后收受他人行贿的文物近千件，其中有106件经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为专管文物，后被广西自治区玉林市博物馆收藏；

　　原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副局长邹建新曾被人戏称“藏宝局长”。这位“藏宝局长”被批捕后，办案人员在他的秘密仓库里搜查出大量古董，有高档青田石雕、古瓷、古玉、名画等。为了避免招来外界猜疑，邹建新还在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专门用来存放这些藏品。后经专案组查证：邹建新的藏品绝大部分均为收受他人贿赂所获得……

　　尽管上面所列举的接受“雅贿”的贪官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一时半刻还难以根除这种密室里的“隐形收藏”现象，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还会经常不绝于耳。如：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一位在字画拍卖环节的“明星”买家对记者说，他是做企业的，快过年了，免不了要到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看看领导。“如果送2000元卡什么的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有的人都不抬眼看一下，送多点钱吧人家又不敢要。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特别是有背景人的收藏，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一些参加竞拍的合肥市民也纷纷告诉记者，竞拍赃物是因为“快过年了，买一件古董回去送给领导……”

　　一面在拍卖获罪贪官的赃物，一面依旧有人将这些赃物古董重新买回去，继续用于另一场“雅贿”。一批“雅贪”倒下去，另一批“雅贪”跟上来，接过“前辈”的藏品，前赴后继，誓将这一场“另类收藏”进行到底。难怪老百姓奚落说：“太平盛世，无官不藏！”这种调侃虽说不无以偏概全之嫌，但至少也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对官员收藏热的诠释与质疑。

　　其实，中国官员收藏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雅贿”代替了头些年送酒送烟、送美女、送脑白金的举动，几乎已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只不过现在行贿者的社会身份与过去那些送礼的人有着天壤之别。过去送礼的人绝大部分是一些社会底层人士，他们送礼的目的多半为了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如：子女升学、就业，本人调动工作、加薪等等；而现在搞“雅贿”的人则大部分都是一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他们将这种贿赂视作一项基本投资，打进成本核算，诸如：批项目、批土地、批贷款、谋猎权重。一句话，通过这种变相的钱权交易，达到牟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 “雅贪”之意不在“古”

　　对于大部分贪官来说，热衷收藏、搜刮古董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敛宝聚财，所以，“官员收藏热”势必也已成为我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祸源。记者在多年的采访中了解到，不少贪官获得有价值的文物后，不敢在国内公开露面，只好将那些宝贝匿藏于密室，一有机会便通过各种渠道，悄悄将那些“赃物”走私出境，以他人的名义送到国外拍卖公司去拍卖或与古董商进行私下交易。一位长期在检察院办案的朋友告诉我：贪官们的文物走私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让在外国留学或工作的子女直接携带出境，这些人有头有脸、神通广大，一般通过过关不会遇上麻烦。2006年，一位韩国古董商告诉记者：他通过一位美国古董商，先后买过几幅中国明清两代画家的字画，那几幅字画的卖主，同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听说那位留学生的父亲便是一位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

　　二是利用职务之便或工作之便，使用粤港两地牌照的车辆或自己的工作用车，直接携带少量文物从深圳过海关去香港。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一些胆小的官员不敢在香港进行文物交易，只是把那个自由港当中转站，将走私文物安全转往国外。记者在一个偶然场合，曾亲耳听见一位香港佳士得[微博]拍卖行的中籍雇员在跟朋友“吹牛”时无意中透露：他曾多次帮助北京几名高干子弟上拍过古董，有的在香港拍，有的拿到英国或美国去拍，价格基本上都在几十万港币以上；

　　三是与国内一些有外商背景和黑社会背景的文物蛇头紧密勾结、相互利用，形成长期利益同盟。这样的事例机密度很高，一般不易被发现。记者见过一位从泰国回来的广东籍“水客”，人称“泰哥”。听人说“泰哥”手里经常有一些稀少的文物珍品，他的内弟告诉我，说东西再好在他姐夫手上也握不住几天，还与他原来贩毒一样，自己不吸毒，到手就走货，不会让毒品老压在自己手上。

　　“泰哥”的内弟是个小古董贩子，他对“泰哥”佩服得五体投地，跟人聊天老是“我姐夫”长“我姐夫”短地把“泰哥”挂在嘴上。他还说，“泰哥”的路子很野，不但能搞到我们一般人就算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而且把那些古董弄出境去也是易于反掌，从来没出过事。在一次喝茶的时候，“泰哥”出于好意，奉劝我不要花太多的钱买些没多大利润空间的古董，并且说他从来不在国内做古董生意，没多少真东西、好东西，就算有一两件，我们一般人见都见不到。“泰哥”还暗示我，说他手里那些文物精品都是有大来头的，他自己不过只是给两头帮忙抽点红利而已。

　　这种现象在罗曼教授的国外调查中得到了确认。在2008年美国洛杉矶发生的博物馆涉嫌走私中国出土文物的那起案件中，嫌犯在与联邦卧底官员的谈话中承认：他们在中国违法收购的文物，其中不少珍品就是从一些地方官员和他们的亲属子女手里买得的……

　　以上事例足以证明：部分中国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亲属子女涉足文物走私的现象的确严重存在，并且正在从广度上逐步蔓延。

　　公平地说，官员收藏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这对提高政府官员的文化修养和对文物保护的关注度都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就我们国家的现状而言，国家行政官员们的正当收入十分有限，就算是级别高的官员，年薪能上30万的恐怕已属凤毛麟角。就这么一点收入，即便官员们不吃不喝、不买房子、不买车子，也就够收藏一点碎瓷烂瓦，稍微上点档次的文物一件也买不起，更何谈去购买那些动辄几百上千万的文物珍品？

　　政府官员收藏热的出现，毫无疑问使中国腐败现象再次发生了恶性变异，它不但从政治上提供了钱权交易的掩护色，加剧了权力腐败的变量，而且还大大增加了打击文物走私活动的难度，使得本已十分严峻的文物巨量外流局势进一步失控。根据来自中国海关方面的资料显示：现在走私文物的发案率与日俱增、数量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猖獗，小到利用国际快件、大到集装箱成批运输，原来十几年仅查扣几千件走私文物的海关，现在经常是破获一起案件就能查扣几千件文物。而面对这一切，我们却似乎显得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