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华玉文化漫长的发展史中,可以这么说,由“扬州工”制作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大型山籽玉雕作品代表了中国玉雕工艺的最高水平。然而,令今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古代工匠艺人地位的低下,在所有相关的文献记载中,这些传世之作的制作者都未见半点记载。然而,名闻天下的“扬州工”绝不是一天成就的,正是历朝历代无数未留下姓名的扬州玉雕艺人的聪明智慧与艰辛付出才铸就了中华玉器史上令人赞叹的“扬州工”!扬州玉器的发展史上实在应该为他们留下浓重的一笔。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为读者朋友们陆续介绍一些早期扬州玉雕老艺人与他们的作品。
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丰富,技艺精湛,文化底蕴深厚,其中历史最悠久、经济价值最高、文化内涵最丰富、艺术成就最辉煌的特种工艺美术品当数扬州玉雕。
扬州玉雕的实物佐证,最早可追溯到5000年前,扬州东部高邮龙虬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玉璜、玉玦、玉管等。而扬州汉墓出土的数百件精美玉器则表明了汉代扬州玉雕技艺之高超精湛。及至清代,特别是乾隆在位的60年里,扬州玉雕业更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查询史籍,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玉器发展史中,历朝历代有许多精美的玉器作品流传于世,但留下姓名的能工巧匠却很少。最早留下姓名的玉雕艺人为明代陆子冈。因此,在清宫档案中,记载着北京故宫博物院所珍藏的扬州几十件玉雕精品,以及部分大件作品的玉石来源、运送交通工具、加工制作时间、地点、经办人员等内容,但是如《大禹治水图》、《秋山行旅图》、《会昌九老图》等,这些由乾隆皇帝亲自指派到扬州制作的大玉山作品的有关制作者、制作技法、技艺特点等情况却未见半点记载,这是扬州工在玉雕传承谱系中最大的遗憾。
清嘉庆以后,随着经济的衰落,扬州玉器业也渐渐衰退。特别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批扬州玉工逐渐流向了上海和香港等地。他们或为外商服务,或受雇于作坊,或从事个体制作。留在扬州本地的玉工则多从事平面玉件,或与漆器配套生产服务的制作。据已故玉漆老艺人杭学文回忆:清光绪辛亥年间,扬州傅春华、于小东等曾开设傅记玉器作坊,收有徒弟杭聚齐、朱宝山、王松林、朱福恒、刘锦松、吴仁庆、喇耀先等十多人,专做女子佩戴玉器装饰和男子佩戴玉器等。其子傅德润继承父业,于扬州新城东营头巷开作坊,收徒弟许德慎、许奇文、蒋仁义等。
傅记玉器作坊中的王松林有徒朱文治,后在上海城隍庙的陆家滨专做翡翠绿头,有“小扬州”之称,1949年9月,朱文治和徐广元去了香港从事玉器制作,其子朱志富、朱志祥现还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纽约从事着玉器的制作和经营。
傅记玉器作坊中的喇耀先又名喇小才,回族人,曾于民国初年在扬州旌忠寺一带开过玉器作坊,从出坯、设计、制作到完工,都是他一人独立完成。喇耀先擅长做鼻烟壶、仿古玉器,承继了傅春华的技艺,尤以烧汉玉、做色、仿古为绝技,惜其技未传。喇耀先制作的鼻烟壶底部均刻有“仿古月轩”款,人称“古月轩烟壶”,现扬州博物馆尚珍藏有喇耀先烟壶。
1905年至1940年间,流入上海的扬州玉器艺人有王金洵、孙天仪、魏正荣、刘继松、花长龙、关盛春、朱帮元、卜恒义、董廷基、董正通等达百人。他们分别受雇于早年去上海开办玉器作坊的扬州业主,如玉业坊业主胡鸿生,以及杨恒玉、袁德荣、万源斋、傅长华、顾咸池、尹正发、陈庆山、顾跃荣、吕兆坤、韩文桃等玉器作坊。其中如魏正荣擅长花鸟、兽、人物的设计;刘继松以擅长人物、仿古造型类著称,作品用料精到,怪兽造型奇特,被称为“江南一怪”;董廷基专做各类仿古动物,人称“飞兽大王”;花长龙的器皿造型,具有浓郁的青铜器特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孙天仪设计的珊瑚龙兽,犹如故宫文物;朱帮元专制三足圆炉,擅仿古,被称为“炉瓶医生”。他们继承扬州琢玉工艺优秀传统,为江苏、上海玉雕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扬州城内琢制并经营玉器的作坊有刘记玉器作坊、吕记玉器眼镜铺、孙记玉器作坊、李记玉器作坊、王记玉器作坊、滕记玉器作坊等。另在二圈门的夏筱云专门从事玉器修旧,在萃园桥北板桥7号的杭学文专做玉器图章、刻字兼修古玩。
上世纪五十年初,在沪的扬州玉雕艺人有一半回到了扬州,加入了扬州玉器厂。扬州玉器的生产恢复就是由罗来富、董正通、卜恒义、朱帮元等人领衔的,与此同时,还吸收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员工,扩充实力,为扬州玉雕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茅竹华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