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佛的中国玉器搜集与研究

劳佛在菲尔德博物馆工作照 商代 玉琥 宋代 玉马

　　殷志强  殷晓超

　　劳佛(Berthold Laufer，1874－1934，又译劳费、劳费尔、罗佛)，是20世纪初西方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之一，也是美国早期的汉学权威。他在中国玉器搜集、研究、展示方面，同样建树颇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说到中国玉器研究，不能不提到劳佛；要谈中国玉器对外传播，不能不涉及劳佛；要寻根美国藏中国玉器，不能不关联劳佛。

　　考察与搜集：满载而归的艰辛之道

　　劳佛1874年出生于德国科隆的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在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通晓波斯文、梵文、巴利文、马来语、汉语、藏语、蒙古语、满文和日语等。1898年劳佛移居美国，在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开始了他在美国30多年的学术生涯。1904－1906年间，任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人种学部研究助理；1905－1907年间，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与东亚语言系讲师；1908年他离开纽约，前往芝加哥，任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现简称菲尔德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人类学馆馆长。此后，劳佛一直在该馆担任馆长并从事研究、管理工作，直至1934年去世。劳佛担任人类学馆馆长期间，也是菲尔德博物馆历史上亚洲研究最辉煌的时期。

　　劳佛的东方学研究，是建立在远征考察、实地调查、广泛收集文物和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的。据华东师范大学龚咏梅教授等研究(见《探索与争鸣》 2008年7期)，劳佛到美国后，先后领导并参加了4次远东探险活动，每次都到中国，大量搜集人类学、生物学、矿物学标本资料。

　　热衷于探险的劳佛，一到美国就参加了由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组织的杰塞普(Jesup，探险活动经费赞助人)北太平洋探查队，时间在1898－1899年间，考察的目的是了解亚洲北部文化与美洲西北部文化之间的关系，成员包括考古学家和人种学家。劳佛带领探查队在黑龙江流域和西伯利亚库页岛一带工作，对通古斯人、赫哲族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博物馆收集了许多精美的艺术品。

　　也许是首次远东探查收获太多，也许是东方民族太神秘，激发出劳佛更多的探索冲动，他很快又回到了远东，1901－1904年间，带领席福(Schiff，赞助人)探险队到中国进行时间更长、范围更大、内容更广、层次更深、收获更丰的探查活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整体性考察，并收集了大量反映中国人日常生活、农业、民间宗教、医药医疗、服饰等内容的物品，以及木器、陶器、漆器、玉器等手工艺品和图书文献，既有当代民族风情实物，也有先秦青铜、汉陶等历史文物。劳佛此行收集的7500多件中国文物，构成了纽约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国馆当时收藏的重要基础。

　　劳佛的第一、二次远东考察，主要为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搜集藏品服务，而第三、四次远东考察，则是贡献给了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1908年劳佛受邀到菲尔德博物馆工作后，又组织并领导了两次长时间的远东探险活动。1908－1910年，劳佛率领布来克斯通考察队(Blackstone，赞助人)对中国西北、西南地区进了重点考察。清政府及地方政府还对劳佛给予游历方便及物品免检放行的待遇。这次考察活动，可能是劳佛四次远东探险活动收获最大的一次，获得了大量的图书、文献、文物，购买的中文书籍就多达4万册，还有大量的日、满、蒙、藏文书籍，其中包括《大藏经》中的《甘珠儿》和《丹珠儿》，既为菲尔德博物馆收集了大量藏品，又为美国一些图书馆收集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图书，成为美国图书馆中最为珍贵的中国典籍。

　　在劳佛东方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不断获得重要学术荣誉的情况下，1923年他又领导马歇尔·菲尔德考察队(the Marshall Field Expedition)再次前往中国考察，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远东地区进行的探险活动。菲尔德是位纽约富商，先后赞助了这个博物馆的多次探险考察活动及其他建馆资金，为纪念他，博物馆名称也由哥伦比亚博物馆改称为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这次考察活动，与第三次一样，收获巨大，既为劳佛获得了大量新的研究资料，又为菲尔德博物馆增加了许多新的收藏。

　　1908年、1923年劳佛率领的第三、四次远东探险考察活动，获得了大量的文物藏品，占菲尔德博物馆27900件中国艺术品的四分之三，其中有4400件西藏文物，数量相当可观。这期间劳佛搜集、收购的中国玉器，形成了他研究中国玉器的重要基础资料，同时奠定了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中国玉器收藏的核心。

　　整理与出版：注重实证的研究之路

　　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劳佛一生的丰富著述已远远不够了。据学术史专家统计，劳佛一生共发表出版了222本(篇)著作和论文，内容涉及东方民族、语言、文学、宗教、信仰、文化交流、文物制度、历史文物以及考察报告等。学术界认为，劳佛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关于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重要贡献方面的开拓性研究。

　　劳佛关于中国玉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本书和一篇论文中。

　　一本书为《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研究》，这是许多人知道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对劳佛的中国玉器专著作过介绍与评价(载《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一文)，他指出：“美国人劳佛(B.Laufer)的《说玉：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的研究》(1912年英文本)在西方是被认为第一部关于中国古玉的考古研究划时代的专著。实际上这书的考证部分几乎全部抄袭吴大澂的研究成果，有些地方也沿袭了吴氏的错误论断。但是他这书的考古学研究方面，确是远胜于布什尔(S.W.Bushell)等的《H.R。毕沙普(Bishop)收藏玉器的调查和研究》(1906年)一书。”

　　劳佛《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研究》(Jade：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1912年2月由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作为人类学系列第10卷出版，为该馆第154种出版物，全书204页码，68幅插图，其中6幅彩图。

　　该书由概述、正文、插图、附录、参考书目、索引等组成，是一部规范的学术著作。从前言中可知，此书是劳佛第三次远东探险活动学术成果之一，故书扉页上还印有“布来克斯通夫人考察队”英文字样，也是劳佛系列学术研究的计划之一，不仅要说明远东探险活动获取的玉器标本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要较系统地论述中国古代玉器的考古学、宗教学意义。全书分十二部分，主要目录如下：概述；一、玉器与其他石器；二、玉的皇权标志；三、玉璇玑；四、玉册；五、玉的宗教崇拜——宇宙神玉器；六、玉币与玉印；七、玉饰品；八、丧葬玉；九、殓尸玉；十、墓葬中的玉鱼、玉动物、玉人；十一、玉器具；十二、十八世纪玉器。还有两个附录，一是佛教艺术玉器，二是日本软玉的问题。可见，劳佛主要以中国古代玉器功能与时代为主线进行研究的，同时涉及玉器研究的几个专门问题。

　　在第五部分“玉的宗教崇拜”中，他还将宇宙神玉器细分为玉地神、玉天神、玉西方神、玉龙神等，分节加以论述。玉地神主要论述了方形玉琮的源流以及中国古代与土地崇拜的关系；玉天神主要论述了玉璧的类型、纹样体现出的功能以及与天象崇拜的关系；同时还从玉璜、玉琥、玉珑等体现出的神秘现象，论述了这些玉器与中国古代宇宙崇拜的关系。

　　在第七部分“玉饰品”中，他分别从玉佩饰、玉佩饰的发展、玉头饰与发饰、玉扣、玉带饰、玉剑饰、唐代宫廷玉带饰等七个方面加以论述，论述较为全面与深入。

　　从《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研究》一书目录中可以看出，此书论述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中国玉器的主要内容与主要方面，特别是围绕玉器反映出的考古学、宗教学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学术大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当时在中国，宗教与文物的关系已有学者进行过探索，但玉器与考古学的关系研究确实是开创性的，因为近代考古学在当时中国还刚刚起步，处于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玉器的研究还处于考据学、古董辨伪阶段，与现代考古学方法基本不沾边。

　　《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研究》一书，虽然用了考古学术语及考古学器物类型学研究方法，但实际上玉器研究对象几乎没有一点田野考古学的依据，因为田野考古玉器当时在中国还没有获得真正的收获。书中玉器实物资料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吴大澂《古玉图考》的玉器资料，二是西方收藏并见于著录的玉器资料，三是劳佛在中国第三次探险获得的玉器实物。

　　《玉器——中国考古学和宗教研究》一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仅参考书就达上百种。但由于当时真正可供参考的中国国内考古出土玉器资料基本没有，加上他研究的部分玉器资料，或时代混淆，或真伪不辨，或牵强附会，影响了其学术价值。此书的研究方法，以文献记载为基础，以实物为依据，以阐释为手段，较好地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功底与研究方法，也是劳佛中国研究代表作之一。特别是十八世纪玉器部分的内容，保存了较多的乾隆时期玉器，以及缅甸、云南硬玉的资料信息，更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方面的研究目前比较薄弱。

　　劳佛中国玉器研究的另一代表作，是一篇论文，题为《两件中国皇帝玉器》(Two Chinese Imperial Jades，载The Fine Arts，Vol. XXXⅡ，Chicago, June, 1915年)。这篇文章国内不太好找，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居蜜博士专门为笔者复印了此文，才得以一睹芳容。

　　显耀与展示：誉满美国的博物之学

　　劳佛热衷探险，注重调查，热心收集，对实物有极强的敏感性。同时他又长期在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除了科研外，还要举办文物展览，讲解文物知识，因此他的相当精力放在中国文物展览的展品整理上。大概由于中国玉器外观美丽，工艺精美，又能把玩，对此劳佛常引以为傲，经常向观众介绍这些中国玉器。由于他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影响，常有中国玉器爱好者持玉慕名前往请教，他非常热心，乐于帮助，也借此一展他的学术才华与博学知识。可以说，美国上世纪初丰富而又精美的中国玉器购藏，与劳佛中国玉器研究与玉器知识传播有很大的关系。

　　在菲尔德博物馆，有专门的中国玉器陈列，数量有数百件。通过博物馆玉器藏品编号，可以分出入藏时间的先后，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劳佛亲自购藏与研究过的中国玉器，并在书中作过介绍说明，有的还有图版；有一部分玉器没有在书中出现过，是劳佛在该书出版后陆续收集的；另有一部分中国玉器，是在劳佛去世后入藏的。

　　菲尔德博物馆的中国玉器陈列方法非常讲究，很有特色，不同于美国其他博物馆单一橱窗式或博古式的展示方法，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劳佛的玉器成果在展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又根据馆藏特点，特别是近几十年中国大陆玉器考古发现成果而有所创新与提高。从陈列体例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分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帝国时代玉器，在每个朝代下面又突出中国玉器的功能、形态、艺术特点、象征意义，多层次、多角度挖掘出中国玉器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陈列方法上，示意复原与博古式展示方法并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玉器尽量依墓葬位置、使用方法等示意复原展示，使观众更容易理解古代中国玉器的象征意义；清代玉器采用博古式展示方法，既是宫廷玉器展示方法的运用，又尽情展示出清代玉器材质之美、工艺之美。

　　下面就选择一些代表性的玉器加以介绍。

　　菲尔德博物馆藏新石器时代玉器数量较多，有良渚文化玉琮、玉璧、玉镯、玉钺、玉锥形器，大汶口文化玉斧，齐家文化玉璧，龙山文化玉刀、玉牙璧等。一件新石器时代玉璧，青白玉质，边缘留皮壳，当系使用璞玉切剖琢磨而成。扁平圆形，一面钻孔，表面琢磨光滑，保存完整。还有一件新石器时代玉斧，玉质细腻，呈牙白色泽，扁平长条形，通体抛光，光洁明亮，钝端钻大小不一、位置不同的双孔，刃部有使用痕迹。这两件玉器于1910年入藏，与山西陶寺等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玉璧、玉斧接近，当为劳佛第三次远东探险时在山西一带获得。

　　1923年入藏于菲尔德博物馆的一件新石器时代玉斧，青玉质，光洁细腻，表面带褐色沁斑，扁平长条形，束身宽刃，刃锋明显，系大汶口文化玉器精品。

　　菲尔德博物馆入藏的殷商西周玉器，形体虽不大，数量较多，大多数于1926年入藏，当为劳佛经手之玉。这些商周玉器，从造型上看，有玉琮、玉璧、玉刀、玉璋、玉戈、玉柄形器等条形、方形、圆形玉器，更多的是玉龙、玉凤、玉鸟、玉禽、玉牛、玉龟、玉鱼、玉兔、玉人等动物、人物玉器。从用途上看，既有祭祀礼玉、佩挂礼玉，也有棺饰玉鱼等丧葬玉，还有武器、工具等，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与收藏价值。一件商代玉戈，流线形态，锋刃毕现，优美精细，为同类玉器精品。另一件晚商玉琥，扁平雕刻，行走状，张口卷尾，神态凶猛，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琥相若。一件西周双龙人身白玉佩，下端虽有略损，仍不失优美，主体纹样为蹲状人像，头戴龙冠，怀抱卷龙，结构复杂。此款西周玉器在陕西、河南多有出土。值得一提的是，劳佛在书中论述的丧葬玉鱼，著名考古学家张长寿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在陕西长安县张家坡墓地考古发掘中得到了验证。

　　在西方，中国东周玉器特别受青睐，被认为是最具神秘的东方文化、艺术魅力的中国玉器，因而不遗余力地加以收集。菲尔德博物馆于1926年入藏的东周玉器，数量并不多，有三件春秋玉器值得注意，分别是卷龙纹玉环、蟠虺纹条形玉饰、兽面纹玉牌。卷龙纹玉环，青玉质地，光洁明亮，完好无损，环体两面通体饰纹，勾连卷曲，结构严谨，为春秋时期青铜器蟠虺纹的翻版，采用一面斜刀法琢磨，当为春秋晚期楚地玉器。蟠虺纹条形玉饰，白玉质地，滋润细腻，长条形，通体浅浮雕蟠虺纹，左右均衡，构图严谨，中间通穿直孔，可系绳佩挂。此类蟠虺纹条形玉饰，在江苏省苏州市郊严山春秋吴国王陵中曾出土，当为春秋晚期吴国玉器。菲尔德博物馆藏的一件兽面纹玉牌，方形体，正面雕刻兽面纹和卷曲龙纹，与河南出土的春秋兽面纹玉牌相似，当为这一地区的玉作。

　　质精形美的汉代玉器，常是美国博物馆关注的重点，每个中国文物展览都不能没有其身影，菲尔德博物馆也不例外。该馆入藏的汉代玉器，有心形玉佩、玉蝉、玉握猪、玉剑饰。论数量，玉剑饰最多；论品质，心形玉佩最好。一件汉代心形玉佩，1926年入藏，是该馆汉玉重器，常见于导览手册，白玉质，通体受沁，一侧沁蚀较重，保存完整，非常难得。以镂空、阴线刻琢磨而成，主体呈心形(由扳指衍化而来)，心形外侧镂空简化龙凤祥云纹，盘缠弯曲，器表阴刻细线纹，优美流畅。此类玉心形佩，考古发掘常见于西汉墓中，当为西汉玉器。

　　宋元明时期玉器在考古、宗教方面的学术价值，虽无法与汉以前玉器相提并论，但其艺术价值、人文价值不能低估，美国学界常将这一时期玉器与中国古代的贵族生活、文人生活联系在一起，在博物馆展出中特别能引起观众的兴趣。菲尔德博物馆收藏的这一时期玉器，数量多，体量大，有的在劳佛的书中曾加以研究。该馆收藏的宋代玉马、宋代拟古玉圭璧、双龙玉璜，元代炉顶、明代玉杯等，都是造型、工艺、主题非常好的中国古玉。一件宋代白玉卧马，色泽典雅，玲珑可爱，仿佛看到了宋代社会抑武崇文的复杂心态。几件元代玉炉顶，或镂雕荷鹭，或镂空云龙，玲珑剔透，非常少见。几件明代玉杯，或拟古，或新潮，或素身，或浓妆，或浑厚，或清秀，反映出明代器皿类玉器形态、用途的多样性。

　　劳佛的中国玉器研究专著，以中国古代宗教与考古学研究为重点，但“十八世纪玉器”一章，与专著的核心内容明显不符，但这不是劳佛的疏忽，而应是有意为之。因为劳佛获得了一批十八世纪的中国玉器，同时菲尔德博物馆也需要这样形体又大、形状又美的玉器作为展品。菲尔德博物馆收藏的这一时期的玉器，大部分是乾隆时期玉器，有玉炉、玉瓶、玉笔筒、玉如意、组玉佩、玉盆景等，还有部分晚清时期的玉器，有玉观音、玉琴、玉笛、玉砚、玉盘、翡翠带钩、翡翠炉、翡翠碗、翡翠盘，翡翠挂件、翡翠镯等。

　　还有两件清代玉器引起了劳佛的极大重视，专门写成《两件中国皇帝玉器》一文加以研究，一件是清康熙时期的玉册，另一件是清代双龙钮玉宝。这两件清代玉器均在菲尔德博物馆展出。经仔细观察辨别，玉册作于康熙二十七年，五帧十面，新疆青玉质地，长方形，以黄丝绸、丝绳包裹、穿缀成册，为清代常见玉册形式。首尾两玉片阴刻云龙纹，图案布局左右呼应，纹间填金粉，金玉映射，精细无比。正文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赞美大清王朝功勋。

　　另一件清代双龙钮玉宝，劳佛在文中认为是清嘉庆时期玉器，同样为新疆青玉质地，色泽略深，方形体，上面圆雕双龙钮，印体四面素洁无纹，朱文。笔者以为，双龙钮玉宝为清代皇室玉宝，印文为民间伪刻，因字体粗劣不堪，布局不符合清玉宝行文章法。按清制，玉宝制造，一般先在宫内造办处或苏州等地加工好玉宝，根据需要，再在宫内加刻印文。此玉宝入宫时无印文，在宫时也没有使用过，流出宫后民间加刻印文，以致马脚尽露。北京圆明园遗址曾出土清代无印文玉宝，可为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