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邦玉雕的产业转型思考

　　苏邦玉雕的产业转型思考

　　——从工匠式生产到艺术研究型的创作

　　奥岩

　　在玉雕艺术这一方面，古代苏州已经集聚了太多煜目的光彩，当代苏州如何延续往昔荣耀，或者说重新塑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已然成为了全体苏州玉雕创作者“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对于他们而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有时更像是悬在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它是可资借鉴、蕴涵丰厚的宝藏；另一方面，它又是难以逾越、高峙耸立的丰碑。

　　令人欣慰的现实是，苏州现在的确是整个长三角地区最为活跃的玉雕市场，从原料供应到设计加工制作，再到销售运营以及文化学术研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机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这种蓬勃的生命力，细究其原因，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对新元素的积极容纳。

赵显志大师指导徒弟

　　化古：对传统的深刻理解。

　　纵观当代玉雕界，活跃在创作舞台的主导力量大约都曾学习、就业于七八十年代的国营玉雕厂，这一时间段成长起来的创作者，对传统玉雕技术、文化都有着全面的掌握，基本功扎实，远非其后的从业者所比，他们经历的是当代玉雕教育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问题上，苏邦玉雕最具代表性。和其他地方相比，难得的是，从1958年苏州玉雕厂建立开始，直到今天，苏州玉雕仿古的传统就一直未有间歇过，并且实力始终保持在业界领先地位。加之苏州悠久浩瀚的工艺文化氛围，各种手艺门类彼此交互渗透，共生共长，对传统的继承具有先天优势。现跻身中国玉石雕刻大师阵营的几乎所有苏州藉创作者，都在仿古题材取得了突出成就。正如日本学者柳宗悦所言，传统是根基，并非孤立，而是连接着昨天、今天和明天，有传统才有新生的一切。可能正是因为对传统的深刻理解，苏州玉雕的创作仿古是一方面，在创新这方面同样也表现得相当自如，活力非凡。并且这种创新并非冒进，而是完全植根于玉本身及玉文化本身，自然不突兀，是最合宜的创新。

蒋喜-和田玉籽料龙凤对牌

　　并蓄：对新元素的积极容纳。

　　苏州玉雕行业的活跃态势显然并非一己之力、一地之力所造就，而是汇集了众多力量的结果。从文化向心力来看，苏州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在玉雕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绩，本身就具有巨大的魅力，最终吸引了行业内一大批其他地域的从业者向这里汇拢。而从政策导向上来看，苏州政府对玉雕行业颇为重视，创造出一系列优惠条件与政策，并建设完善相关配套，鼓励其他地域的从业者为苏邦玉雕添砖加瓦，从而也进一步促使各地玉雕人才的相继涌入。

　　总之，无论内因还是外因，其他地域人才的加入，客观上给苏邦玉雕熔铸了很多新元素。并且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从业者中的一部分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定位和风格，他们和苏州本土的创作者一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新定义出了苏邦玉雕新的创作风貌。

　　原因自是不难探究，繁盛的局面也有目共睹，但似乎这样的视角究竟太过于宏观了些，苏州玉雕的兴荣，最终应该还是要体现在具体的创作者个体以及他们所践行的措施上，这个所谓的措施，便是苏州玉雕实现了从工匠式生产到艺术研究型创作的转型，而“由产到研”，革新了整个传统手工艺行业的创作思路，颇具现实意义。

　　苏州玉雕的发展思路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清晰的，即主打中小件市场，但如何在中小件市场与其他地域拉开层次、凸显差别，很显然，苏邦玉雕创作者的艺术研究型创作则发挥了切实效果。

葛洪-和田玉籽料乾隆把件

　　一、创作题材的深耕

　　早先玉雕厂的设置结构将创作车间分为人物、瓶素、花鸟、走兽四大车间，直接决定了创作题材细分的事实，但苏邦玉雕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加深入。四大造型类别自是毋庸赘言，在此基础上，每一个类别里又诞生出了诸多分支，它们都有极具代表性的创作者与之相对应，显示了创作者对题材的深入钻研、耕耘。应该说，除了苏州，全国其他任何地域也没有形成细分到如此并且取得业界影响力的创作格局。更遑论极具地域特色的蒋喜的龙凤纹饰经典化风格、瞿利军的江南水乡文人化风格，可谓是人才济济，星河灿烂。

　　二、学术研究型创作者的诞生

　　有一个不容避讳的事实，那就是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诸如绘画、设计等而言，玉雕创作者文化水平偏低，但这并非难为情，而是由千百年来中国的手工艺发展情况所决定，必须要以正确的心态面对。但是，偏低不能成为盖棺定论，任何行业，都在不断朝向好的方面进步和发展，玉雕行业尤其如此。苏州手工业为什么能在全国享有盛名，出类拔萃，除了江南人特有的细腻心思外，文化氛围的熏陶渐染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苏邦玉雕能够在竞争形势异常严峻的状态下脱颖而出，很难说这其中没有创作者文化研究的助益推动。

　　苏州走出去的大家对玉文化的推广不遗余力，很多甚至以个人力量从事玉文化研究与传播，出版专著无数，比如蒋喜的《美石者》、《太湖沉宝》，瞿利军的《玉人手札》、《流风回雪——苏州玉雕创作与审美》，都相当具有代表性。而苏州入选行业内最具影响力学术丛书《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系列丛书》的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就有杨曦、蒋喜、瞿利军、葛洪、赵显志五位，与海派的大家一起占据了此套丛书目前入选者的半壁江山。就行业相关数据的分析和统计，苏邦玉雕创作者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相当可观、出版学术专著的意愿已成共识，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处于绝对领先位置。苏邦玉雕创作者以极具奉献意识的探索精神，努力提升行业的文化水准和高度，很具示范效应。

瞿利军-和田玉籽料竹报平安牌

　　三、创作思路和模式的转变为艺术研究性创作模式打开思路

　　玉雕创作者集体创作这件事并不奇怪，古已有之，比如清代的大型山子创作，很显然是一人之力难以完成的。但无论是明清，还是国营玉雕厂时期，促成集体创作的因素一般来讲都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随着中小件玉雕作品的流行，集体创作的意识渐渐淡化，更少有政治因素来干扰个人的艺术化创作，玉雕创作各自为营的状态渐趋普遍和日常。苏邦玉雕却一反常态，对集体创作报以非常积极的心态。比如集合了当时所有苏州地域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的苏州玉雕名家南红玛瑙创作活动，就将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南红玛瑙创作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事情远不止如此，因为苏邦玉雕在创作上的大胆传统由来已久。

　　数百年前，苏州传奇性明代玉雕师陆子冈创作出了至今仍经久不衰、饱受推崇的“子冈牌”，但他的最大贡献不是革新了玉雕创作的题材、深化了玉雕创作的工艺，而是在于开拓出了玉雕创作的新思路和新模式。也即第一次将玉雕创作和其他艺术门类相结合，第一次实现了玉雕艺人与文人、画家的合作。到了当代，这种情形再次出现，为庆祝西湖申遗成功而举办的“‘西湖十景’书画、玉雕名家创作”活动不但实现了苏州玉雕名家杨曦、蒋喜、瞿利军等的集体创作，更实现了玉雕创作者和书画家的跨界合作。这一举动宛若是苏邦玉雕在向前辈和传统致敬。

　　这种融洽的创作氛围，这种和谐的创作经历，着实令人称道，也实非其他地域可以简单效仿，让人不得不想起《圣经》中的那句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遥相呼应。那么，创作的思路和模式还可以走得更远么？蒋喜给出了答案。不久前，他联合同济大学发起了一场名为“金蝉奖——龙凤玉饰·对牌创新设计大赛”的活动，通过这次大赛，他几乎打造了一个模式：艺术设计—工艺制作—商业拍卖，玉雕在这个模式里只是一个环节。他已经完全跳脱出了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身份，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高屋建瓴式地创新了艺术商业化的模式和可能，这种思路和模式的创新，远高于题材的创新，才是真正符合这个时代的玉雕创作创新。

　　苏邦玉雕从工匠式生产转型为艺术研究性创作的格局并非凭空产生，它是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产物，随着艺术和经济联姻关系地日渐紧密，玉雕艺术市场的分工合作和市场细分也成为必然趋势和潮流，苏邦玉雕的成功转型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理：谁尊重历史，谁尊重潮流，谁才会成为当下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