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贪雅贿与俗贿之间

　　韩晓波

　　“雅贿”与“俗贿”之间，其实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利用人的某种贪欲—不管是俗的金钱美女，还是雅的所谓面子和荣耀—来换取非法利益。

　　最近，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在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审理。倪发科总计1300余万元的受贿物品中，80%以上是各种玉石玉器，据知情人介绍，倪在案发之前，称得起是“爱玉成痴”—说起玉石“顿感精神、眼睛发光”；平时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地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到外地出差，再忙也要挤时间到当地的玉器市场看一看，随身携带小电筒、放大镜，检验自己的赏玉水平，享受当专家和被认同的快感。倪发科俨然成了资深玉石收藏家，藏品之丰富可开办玉石展。但这些玉石的来历却不那么“高雅”—基本上都是一些有钱的老板们“孝敬”他的。

　　古董、玉器、名人字画，这些年的行情可以用“飞涨”来形容，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条庞大而见不得光的黑色产业链。从早年的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到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大大小小的“雅贪”者不一而足。有“雅贪”者，就有“雅贿”者，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比起传统的现金行贿、美女行贿等手段，“雅贿”有许多独特的优势。一是目标小、显得低调，便于隐藏。名人字画无非一张纸，价值连城的田黄石、鸡血石，也无非小小的一坨，比起某些贪官家里藏匿上亿现金，它显然是安全多了。二是有回旋余地，必要时可以金蝉脱壳。比如，一旦危险来临，受贿者可以用“我不懂，就以为是个工艺品”来搪塞纪检监察部门，行贿者也可以用“赝品，不值钱”来避免尴尬或者逃避罪责。第三条最重要，那就是除了它本身具备的有形价值以外，还有很大的无形价值，能通过这些显示出受贿者本身的“修养”、“学问”、“品位”，显得脸上有光，心理则享受到某种莫名的快感。有时，这种快感是千金难买的。

　　在这方面，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已被判处死缓的王益，可谓十分典型。王益的“雅贪”甚至比那些玩玉器字画的还要显得“高大上”一些。他作为一个连五线谱都不识的“作曲家”，居然写出了大部头的交响乐。不但写了，还经由国内一流的交响乐团连演若干场，据说还有某大佬愿意花钱把他的“作品”推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再一查，这个王益是在手握重权之后，突然就发现了自己的“音乐才能”，于是经常打着出国考察的旗号，今天纽约、明天柏林、后天维也纳……公款满世界听音乐会、看歌剧。可以想象，旁边一定有一大帮有求于他的马屁精们就会说了：王行长高雅，王行长有造诣，王行长是大才子……说来说去，连王行长自己都觉得自己确实有艺术天分了，于是光听音乐就不过瘾，还想当一把作曲家。

　　说起这“雅贪”和“雅贿”，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明朝大贪官严嵩，清朝大贪官和珅，都是坐拥上千件名贵字画的，和珅据说光是珍贵古砚就有七百余方。放下远的说近的，“文革”时期呼风唤雨的人物康生、陈伯达、姚文元，仗着自己是内行，手中又有特权，用各种名堂私自占有大量古籍珍善本、名人字画、手稿等等，那就不仅仅是“雅贪”、“雅贿”了，而且还有“雅夺”、“雅抢”。

　　“雅贿”与“俗贿”之间，其实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利用人的某种贪欲—不管是俗的金钱美女，还是雅的所谓面子和荣耀—来换取非法利益。至于那种先送件所谓艺术品(真假不论)，然后给古董商一大笔钱，让古董商上门去“求购”，则无非是拐个弯、耍个花招的变相送钱罢了，俗，俗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