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木雕其生长环境及文脉

　　地域文化品性的形成，总是与该地域的文化背景以及人文环境、自然相关，木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发生、发展亦应遵循这纵横两条线索。

　　历史地看，浙江木雕作为中华民族艺术的支流，大致经历了初生、生长、发展、成熟、衰落五个阶段。汉以前为初生期；汉唐为生长期；宋元为发展期；明清为成熟期；民国为衰落期。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浙江先人运用最原始的工具，不忘于器物上进行美的刻划。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双鸟朝日、木雕鱼、陶器上的猪纹饰，线条稚拙，造型夸张，是浙江现存最早的线刻艺术成品。而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的玉纹饰，其形象的装饰意趣，线条之匀称流畅，已比河姆渡线刻前进了一步。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古籍中捕捉到雕刻的信息。

　　据《礼记》载，商王室已有六工之设、六工中之一工即木工，而木工兼作雕刻。《周礼》中有关于八材的记载，八材即“象曰磋、珠曰切、玉曰琢、木曰刻、金曰镂、石曰磨、革曰剥、羽曰插”。金曰镂、木曰刻、羽曰插、革曰剥”。“木曰刻”即在木头上进行镂刻。孔子有“朽木不可雕也”句亦可作为此阶段木雕的佐证。另一方面，同时期由浙江出土的青铜器、青铜剑上的纹饰，绍兴印山越大墓出土的由整块木头雕刻而成的独木舟，不难看出，该一时期木雕文脉仍在绵延而生长中。

　　 汉唐时代，文化中心在北方。汉尚雄强，所见石雕、画像石、画像砖多拙朴大气；又汉尚碑刻，其文字石刻已达到很高水平。东汉时，佛教西来，至魏晋南北朝，凿窟建寺蔚成风气，雕刻因佛教石窟造像得以发扬光大，石雕成为汉唐时代雕刻的主流样式。木雕虽不显，地上之作已难寻觅，地下所出，多为小品圆雕木俑及木马、木牛、木狗等。造型拙朴简洁，注重整体效果。另外，为唐咸通九年由雕版印制而成。雕板印刷术的出现，完成了文字由刻石转向刻木，木雕技法由线刻、圆雕向浮雕的过渡，这无疑拓展了木雕的生长空间。此一阶段，浙江木雕未见存世实物，据《东阳木雕》一书记载，民国年间，浙江东阳曾有唐墓木俑出土，惜已失传。

　　 进入宋元期，经历史上三次（晋室东渡、唐末、宋室南渡）大的迁移，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剧增，密集人群被疏散到城市以外山清水秀地区寻找生存空间，于是便有了大量村镇的出现。手工业也因人多地少，生存逼迫应势而生。宋时，由于民居在彩绘、间架上的限制，反倒使木雕有了用武之地。我们从传世的宋代描绘江南地区的山水、屋宇画中不难见到，木雕在建筑的窗、门、梁、栏、枓以及家具上多有应用，但雕刻简单，以装饰图案为主。另外，宋代浙江的印刷雕版、木雕佛像已臻相当水平。上世纪60年代，东阳南郊南寺塔内曾出土过两尊木雕佛像：一善才童子；一残损的观音。所雕以线为主，刀法娴熟简练，形象古雅端庄。斯塔为北宋所建，佛像随塔而供，其雕刻水准可作此期的例证。至明清，浙派木雕走向成熟。木雕的主体转为建筑装饰，兼及家具、人物文玩等，并衍生出东阳清水木雕、乐清黄杨木雕、宁波朱金木雕三种风 乐清黄杨木雕约诞生于清中叶，因雕材"千年矮"黄杨木的限制，多雕一些小件人物、文玩及建筑木雕中的嵌件，至今未成大气候。宁波朱金木雕源于汉代雕花髹漆和金箔贴花艺术，至唐代已成型而普遍应用于建筑装饰，明清以后因建筑制度限制而渐转向家具、屏风、花轿等。民间有"千工床、万工轿、十里红妆"之说。但朱金木雕着意于“朱金”，底坯雕相对显得粗放些。“十里红妆”虽充满富丽、吉祥、喜气，其格调上总不及清水木雕的简洁、素净、质朴雅致。因而因而流布范围也不及清水木雕广阔。明清浙派木雕的主流是以东阳木雕为主体的建筑装饰木雕。

　　浙派木雕之所以兴盛于明清，不外乎以下几条理由：

　　1、建筑制度制约。明承宋制，对官府、仕宅、寺院、民居的建造都有定制，《明史、舆服制》载："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栱，饰彩色。"清以后虽略为宽松，但基本沿袭了明制。建筑面积受到制约，又不许彩绘， 于是外朴内华，在木雕上做足文章。清代浙江中部地区如东阳、诸暨一带的部分大中宅院，甚至爱屋及乌，在院内专置花厅。花厅四面及中间顶梁上皆饰以木雕，以示财富与风雅。

　　2、在吸收中发展。浙江木雕艺人不但服务桑梓，且走出本土，游艺于上海、安徽、江苏、江西等地。清乾隆年间，约有四百余东阳木雕匠师进京修缮宫殿、雕刻宫灯，现故宫尚存当年东阳木雕产品。走出去，既可传艺，又可开阔眼界，吸收异地雕刻技巧。另一点，明清江南地区的中国画、版画、戏曲、志怪小说等艺术样式对木雕多有影响。此一时期，浙派木雕的线刻技法、画面中的人物、山水（如东阳白坦务本堂的西湖十景、宁海黄坛永贞堂的天台八景）、园林、戏曲故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相关艺术启迪，从而使浙派木雕手法更多变，题材更丰富，风格更文雅。到了民国，浙派木雕渐呈衰落态势。如果说民初多少还继承了清雕文脉，尚有部分可看之处，那么到了民国中后期，因东南沿海地区的建筑形制受西方影响木雕构件骤减，雕件需求渐由建筑转向家具继而进入市场。而商品化的急功近利往往导致雕工求量不求质。这可从浙江境内现存该时期一味 求俗，繁不胜繁的粗糙雕件中得到印证。另一方面因战乱频繁，经济衰退，大量木雕艺人生存受挫。过去那种受雇于人，不惜工本，不计工时，追求雕件尽善尽美的环境已一去不复返，木雕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

　　3、就地取材。浙江民居为砖木、土木结构。浙地多山，明清时尚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可供民居用材及雕饰。

　　4、经济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明末清初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尤其是市镇经济获得发展。浙江的不少村镇成为原材料产地，或为专业市场，或为商埠。如仙居皤滩的盐埠；兰溪诸葛村的中药材市场；诸暨斯宅的竹木桐子生意。二是浙 地向有耕读传家的风尚。明清期间民间通 过读书仕进的大有人在。经商与做官，手中有了钱，农业社会最好的显富方式是置田、造宅、建祠。而木雕是依附于建筑的，其雕刻的面积、用材，水准大抵与宅主的财富相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