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中：美术史研究代表民族的学术高度

范景中

　　范景中，1951年生于天津。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979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攻读艺术理论。先后任《美术译丛》和《新美术》主编等职，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编著有《美术史的形状》、《藏书铭印记》、《图像与观念》、《艺术词典》、《柳如是集》、《柳如是事辑》等。主要著译有《艺术的故事》、《艺术与错觉》、《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图像与眼睛》、《走向进化的知识论》等。

　　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中，范景中的地位与贡献无可置疑。他最早将西方美术史专家与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介绍到中国，他将被誉为“世界艺术史的圣经”的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翻译介绍到国内，他桃李满天下，宣传“美术史是人文学科”，推动美术史经典著作对文史哲其他领域产生影响……

　　1月26日，范景中应邀来到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行了以“美术史的形状近30年来我的出版经历”为题的讲座，这是他首次在公开场合谈论个人的出版与学术史。他梳理了自己三十年来围绕美术史进行的翻译、创作与出版，讲述了他对美术史等问题的看法。

　　1983年末，范景中从一名美术史论的老师成为了《美术译丛》的主编，面对的最大困惑就是“美术史到底有什么用”。“我想可能通过《美术译丛》的工作，到西方绕一圈以后，回过头来可能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有用处。对中国古代的所谓的旧学也就是国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目录明了，你的方向才明。于是我就开始翻阅西方美术史的书目，想从目录学入手，把西方美术史的文化地图勾勒出来。”

　　人们经常谈《美术译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起的作用，在范景中看来，这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些《美术译丛》刊物介绍的对象的转变，对于年轻的学者甚至还有年轻的艺术家开始产生影响。“我也在读老一代的美术史家，他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当时叫做剪刀加浆糊的方法，就是给这个艺术家他的作品给他编年，给他编年谱，考证他的生卒，考证作品的真伪，停留在一个考证的阶段。考证的阶段能不能对于美术的经典的作品给予很好的阐述，从而给予中国的古典的文明给出一个很好的阐述，给出我们文明使得一个经典的图像？我自己表示怀疑。我觉得好像美术史的研究要依靠我们比我再年轻的下一代学者。”范景中相信，这样对西方美术史的系统翻译介绍，不仅对美术界本身，而且将对美学界、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其他领域产生影响，“它可能是对于整个的文化史可能有点用处。”

　　“在美术史中回到沉思的生活”

　　“可是就我个人来讲，我个人的兴趣是贡布里希，为什么是他，因为读了他的艺术的故事，我可以说是着迷了。”范景中在很多场合讲过，《艺术的故事》的魅力在于用如此简洁优美的框架来装一部历史，激励我们思考美术史上一些重要的问题。

　　除了书本身的魅力外，范景中选择贡布里希也与当时渴望“回归古典、躲向超现实”的心理状态有关。在1984年时，杭州美院成为全国新思潮的大本营，一位美术杂志的编辑到当时的杭州美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考察。一周后他对范景中说：“你们这儿画家的头儿谷文达，他说他背后的精神领袖是你。”这让范景中深感警惕：“我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我对于权威抱着一个敬畏的距离感。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自己可能出了问题了，我说得太多了，我与当代与现实太近了。于是我想我自己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应该退到我自己喜爱的那个经典世界，我想回到古典世界。这样就决定了我以后，我自己出书也好，《美术译丛》的编辑选目也好，都是偏向于古典世界了。”范景中认为，美术史研究需要一种献身精神，也就是如古典学者那样，过一种“沉思的生活”。即通过沉思来追问生命的意义、追寻生命的价值，通过沉思来建构生命的精神家园、信仰基础。

　　《艺术的故事》在范景中与杨成凯的合作下，终于翻译成书。在近三十年间它成为中国美术史学生的必读书目，其方法论对中国多位美术史研究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术史研究代表一个民族的学术高度”

　　三十年前，范景中问自己，美术史有何用？三十年后，他从容地回答自己，“美术史是无用的，而它的"无用"，正是"大用"，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学术水平。”范景中认为，第一，美术史对现实生活“无用”，但对于它的研究是基于人们如何看待历史的一种态度与责任。正因为它没有用，所以它能给文明史增添了光彩。它让我们的文明中被灰尘掩盖下的艺术重放光明。第二，美术史能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一个思考的纬度。一个民族不想忘记自己的历史，甚至想让自己的历史能够再现出来，这时候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如美术史，因为美术史能使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伟大作品的存在与美态，让人们感觉自己的历史了不起。第三，一个数学家可以欣赏他的数学公式，一个物理学家也可以欣赏他发现的基本粒子。但是真正地把我们内在的感官与思想整体调动和结合最完美的一门学科，大概是美术史。而且美术史的研究也是一个地区学术成就高低的“晴雨表”。“二战之前德国的美术史研究学术傲视全球，可以说在德语国家产生了美术史最高水平的著作，同时也影响了德国其他人文学科如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而二战以后学术中心从德国转移到英美国家了。于是帕诺夫斯基在成为了美术史界的"神"。而他的影响力也影响了其他如比较文学等人文学科。从这些例子可见，美术史能够给一个国家、地区的其他人文学科增添荣耀。”

　　“中国美术史研究还处在初级水平”

　　范景中清楚地表示，如今中国的美术史研究尚处于初级水平。“原因在于我们起步晚，美术史基本建设太差，虽然有许多大部头的著作在陆续出版，但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实述性文献整理刚刚开始。近三十年来，国内美术史研究也缺乏路标性的著作。这些都属于尚待完善的基础建设。”

　　范景中举例说，欧美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图书馆，拥有数量庞大的图像文献编目，不仅种类丰富，而且编目细腻，这些图像将文化史的脉络勾勒出来。而目前我们国家对原作的艺术性关注太少，对研究对象的研究不够，这当中牵扯到很多因素，比如博物馆制度等各种条件。“在西方博物馆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老师领着小孩子参观，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审美情趣，让一种审美的眼力和你一起成长，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提高眼力。这和你去刻意学习有很大的差别。没有儿时的这种环境和熏陶，使得我们对艺术的敏感性丧失了。这是我们目前在艺术陶冶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范景中说。

　　“图像化的语言是中国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

　　在谈论“语言”、“形式”的问题时，范景中的观点是“中国的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给出的最大贡献，我认为就是图像化的语言。语言帮助我们看，帮助我们感受。语言让我们的感官精微化了，延长化了。人作为一个人，仍能够不借助工具，而只借助自己的语言，就让自己把感官延伸，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呢？范景中解释说：“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无用之学越来越不重视。在我的《中华竹韵》里，我说这本书所写的都是无用之物，因为这本书写我的的品位。品位有什么用？它没什么用。三十年的出版工作，可以说我自己是随着出版物成长起来的，成长的过程让我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这种悲观是对于我们这个现状的一种忧心，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忧心。”

　　这种忧心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现在语言训练、文体训练的缺失，“修辞的练习是文明的根基。你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定要受修辞学的训练，我觉得我们如果一味地写模式化的文章的话，或者说你自己注意不到文字对我们身心的修养这么重要的话，我觉得这文明真的就衰落了。同样的，绘画对我们起的作用，就是文字对我们起的作用。”

　　本版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