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苏联：一个时代的美术梦

　　本报记者 冯智军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始了一段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历程。当时派往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有1万多人，派往苏联的有8000多人，其中列宁格勒有3000多人。在这其中，就有前往苏联学习美术的33位美术留学生。60年前，他们“恰同学少年”，在苏联受到了系统的西方艺术教育，而他们带回的不只是一批作品，更是像种子一样散落在各地。“作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美术的中坚力量，他们在美术创作和美术史论的研究上更是成果斐然，影响深远，许多作品和著作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和学术成果中的经典，为中国美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评价说。

　　从1953年第一批留学生赴苏联学习美术到今天，已经整整60年。也许有很多人已经忘了有这么一批人曾远赴苏联，给新中国带回西方艺术。60年一甲子，今天回眸这段历史，特别是经过20世纪初西方美术逐步流入中国、50年代全面向苏联学习、80年代迅速转向现代主义艺术3个阶段之后，重新理清苏联美术对中国美术发展的影响，其意义便不仅仅是对一个文献展的简单阐释。

　　“青春就是俄罗斯！”

　　从1953年开始，中国选拔派赴苏联学习美术的留学生，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先后有7批33人被派往苏联。除了李葆年进入穆希娜高等工艺美术学院、李春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外，其余的31人都在圣彼得堡(时称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学习。除史论系学制为5年外，其他创作实践类的均为6年。

　　美术理论家邵大箴就是从当时的江苏师范大学选拔出来留学苏联，才走上美术之路的。他介绍说，学习油画、版画和雕塑专业的我国留学生，都选自在我国高校毕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或已在一些艺术机构工作的青年艺术家，有的是50年代初美术界的新锐。他们出国时的年龄在22至28岁左右，如钱绍武、李天祥、陈尊三、林岗、周正、肖峰、全山石、李葆年、郭绍纲、邓澍、王宝康、周本义、马运洪、冀晓秋、董祖诒、冯真、李骏、张华清、徐明华、曹春生、司徒兆光、苏高礼等。进入美术史论系学习的，年龄在20岁左右，选自国内普通大学文科一年级，有李春、晨朋(李玉兰)、邵大箴、奚静之以及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的谭永泰。最先进入美术史论系学习的程永江，曾修业于中央美院绘画系，1954年进入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论学习。在列宾美术学院，还有几位30多岁的进修生，在国内已是助教、讲师或副教授，他们的学习年限是3年，有罗工柳、伍必端、齐牧冬、王克庆、许治平。

　　“罗工柳在我们当中是最年长的，1955年出国时39岁，已是国内的著名画家，中央美院教授。他是以研究生名义派出的，但列宾美术学院看到他的作品后，直接给他分配了工作室，改成了访问学者进修生。”邵大箴说。晨朋也曾回忆道：“他长我们近20岁，我们用俄语称他‘罗嘉嘉’，即‘罗叔叔’。”

　　全山石和肖峰都是从杭州国立艺专推荐出来的留苏生，全山石回忆说：“记得那年学校里有很多人应试，初试后经审核选拔了我和肖峰去上海交大复试文化课。考试在体育馆进行，我坐在最后，感觉就像透视的一个消失点，有那么多人，我一点信心也没有，考完就回来了。没想一个月后通知来了，让我俩到中央美院复试专业课，徐悲鸿是主考。到北京一看我又傻眼了，很多能干的，甚至在我们心中比较崇拜的同学都来参加考试。”

　　肖峰回顾这段岁月说：“1954年8月底我和全山石、林岗、程永江、齐牧东、周正一起从北京出发，经由莫斯科转到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我们年轻时最向往和热爱的就是到苏联留学，我实现了梦想。对我们而言，青春就是俄罗斯！不仅因为我们在那里留下了美好的青春岁月，还因为我们青年时代的最高理想竟然成为可以触摸的现实！”

　　为祖国而学习

　　被派往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除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外，由中国政府负责全部生活费用。在苏联学习期间的衣装鞋帽，也全部由国家一次性供给。邵大箴介绍：“普通大学生每月领取500卢布，进修生和研究生700卢布，当时卢布对美元的比值为1︰1.1左右。与一般苏联学生相比，我们的生活经费相当富足了。我一直记得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留苏预备部给我们做报告时说的一段话，意思是派往留苏的大学生每人每年的费用，相当于其时250位中国农民全年耕种的收获。”

　　为了解决语言交流上的问题，留苏生们还在当时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进修一年。但到了苏联之后，语言仍然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苏联，物质生活条件很好，我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但语言的障碍以及环境的改变，却让我们感到困难重重，我学美术史论，语言方面的困难更大。历史上许多名家、名作，仅是长长的人名、作品名，就够我们记的了，而与日常生活毫无关联的生僻的单词，只好反复背诵。老师讲古希腊、古罗马美术史，神话故事一个套着一个，简直让我如堕五里云中。中世纪美术史里，一样是满篇难懂的《圣经》典故，脑子里一样是迷雾一团。我们几个中国同学课前一起预习，课后再找苏联同学补笔记。苏联同学总是热心帮忙，有时干脆坐在我们旁边听课，发现我们记错了，就立刻给予纠正。我们听课，多是坐在第一排，这样听得清楚一些，也能看清幻灯片。”晨朋回忆道。

　　度过了最初的语言关之后，留苏生们面临的就是系统的训练。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20世纪中国美术之旅——留学到苏联”展览中，有一张陈尊三的成绩单，依次罗列了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美学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素描、绘画、构图、石版画、铜版画、木刻、麻胶版画、书籍装帧、美术字、印刷常识、解剖学、透视、俄罗斯苏维埃美术史、美术通史、版画史、俄语、体育、国防，共计22门课程，毕业作品是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插图及装帧，成绩为优秀。

　　这种直接面对原作、接受系统指导的机会，不论是对进修的教师，还是从本科读起的留学生，都是弥足珍贵的。所以在留苏的时光里，罗工柳3年没有回过一次国。张华清说：“虽然我去之前已经在大学当老师，李天祥、全山石、林岗他们都是青年教师。去了之后，又重新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学了6年，我们深感到差距很大。可以说我们所有留苏的同学，都是为祖国而学习。在国外的时间，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研究与专业基础学习中去。”

　　肖锋曾回忆过当时的课程安排，一年级解决头部问题，二年级解决半身，三年级解决全身，就是把人分段来研究，这四年级以后是进入工作室学习。进入工作室后，首先要把一、二、三年级的基础全面地恢复一下，同时根据工作室的要求，开始有针对性地训练。“我们的老师每年都换，课程也是循序渐进。到了高年级以后，教师们开始跟我们谈艺术修养的问题，教导我们如何来认识对象，并进行名作的分析，以提高我们的艺术眼力。同时还让我们多阅读苏俄文学，通过接触其他姊妹艺术来提升我们的艺术品位和格调。”

　　在结业和毕业前，为了给国内带回更多的作品，油画专业的留学生们又到列宁格勒的冬宫博物馆、俄罗斯美术馆和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特列恰科夫画廊，临摹了一批俄国与世界油画名作。“罗工柳在特列恰科夫画廊，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临摹了列宾的代表作之一《伊凡杀子》。赶在画廊开门前进去，关门的时候才离开，有观众参观还要让开地方。”奚静之介绍，“当时就是感觉学不好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

　　中国留学生的努力，也得到了苏联老师们的认可，1987年，肖峰访问母校时，特地去拜望列宾美术学院的老院长奥列什尼科夫，老人流着泪说：“我爱你们，你们是我最好的学生。”

　　60年后仍有争议

　　曾经风华正茂的他们，在苏联学成归国后，被分配到各地继续从事美术事业，大部分人坚守在高等美术教育岗位上，为新中国的美术人才培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苏联美术、关于苏派美术教育的各种争论和非议，似乎就一直没有停止。特别还有一种说法颇有市场，即落后僵化的苏派美术教育，特别是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成为阻碍中国美术发展的原罪。究竟苏联美术带给中国美术的是什么，苏派美术教育是否真的全无可取之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仅是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中国美术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反思。

　　“对这一段历史应该给予积极和正面的评价。在全世界都对新中国进行封锁的情况下，苏联率先承认了新中国的地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支持。”肖峰说，“只不过我们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部分走向了极端和偏颇。

　　苏联绘画里有两个词，一个叫做‘比萨其’，意即‘写’或‘绘’；另一个叫做‘里萨瓦其’，就是‘描’。前者主要指油画，后者指素描。苏联的油画教学其实很强调这个‘写’，一笔下去，不仅要解决形体，还得解决色彩和韵味。而我们光看到他们‘描’的方法，其实是有些误读。”

　　中国美术馆原馆长杨力舟对记者说，他对留苏的罗工柳、肖峰尤为熟悉，也曾临摹过他们的作品。他对这种全盘否定苏联美术与苏联美术教育的评判有自己的看法：“对苏联在政治上否了，但不能在艺术上也否了。”侯一民也说：“‘契斯恰科夫’是如今批判苏联美术教育的热门话题，但从苏联素描教学总体上，我倒觉得简单否定是愚蠢的。”

　　全山石认为，现在国内美术界有很多学理上的偏见，苏联的学院派教学是非常严谨的，有很完整的体系。对于“契斯恰柯夫这种教育方法傻瓜都可能变成画家”的说法，他分析道，如果是被动过关的，那么就只是画家，如果这一关过得都是自觉的、有感受的、领悟了的，那情形就不同了。所以必须跳出一定局限，从一定的高度，从整个世界的油画发展史来看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很多人谈苏联美术，认为所谓的‘苏派’是左的，俄国油画是欧洲古典油画的‘二传手’，其实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学术本来很纯粹的，如果把它政治化或加进政治的因素就难说清楚了。”全山石说。

　　“这批留学苏联的美术生回国后，由于60年代的极左思潮和‘文革’等政治上的原因，反苏联修正主义，我们这些人被认为是受修正主义染缸染过的，是需要改造的人。改革开放后又开始学习西方，受现代主义的冲击。”张华清说，“我们现在的文化教育，不应该一心只看到西方，好像西方什么都是好的。我们实现中国梦的时候，应该珍惜我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