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罗画于1865—1870年间的《阅读间歇》也许是他最好的人物画。为了向他年轻时盛行的古典主义画风表达某种程度的敬意,这幅画的主题是浪漫主义的:和他很多幅画中所画的一样,一位妇女一手撑着自己的头,摆出一个娇媚的姿势,仿佛不这样做,失去了这样一个支点,她的脑袋就不能负担自身之重似的《画家工作室》、《阅读》、《郁闷》、《蓝衣女人》皆为如此。在柯罗看来,准确的描绘女人的项链不仅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准则,而且也应该成为女性高贵气质的典型标记。于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仅仅是一幅现实主义的写生画,它更要表现出一种柯罗希望发现的优美、善良和谦逊。柯罗似乎深谙一种视觉的错位法,几乎同一时期,柯罗还画了一幅名为《戴珍珠的女人》的作品。他描绘了一个青年女子戴着树叶编的头圈。一片树叶在她的前额投下了影子。而这些影子看上去就像是珍珠。阴影和珍珠之间的互换表明,柯罗自信自己具有一种点石成金之法,能够赋予生活中司空见惯之物一种珍珠般透明而圆润之光,让一切都变得很温柔。
柯罗式的温柔到了弗里达这里都变成了残酷。在另一幅1940年的《自画像》中(题献给爱默舍尔医生,上面写着:“以我全部的爱,献给我的医生和我最好的朋友”),弗里达的荆棘项链只有孤零零的一根,却让她流了甚至更多的血。在背景中,乳白色的天空衬托着光秃秃的枝条,同年送给穆雷的那幅自画像中带蜂鸟的项链似乎就是用这些枯枝编织的。毫无疑问,嫩枝上逐渐干枯的白芽(还从弗里达的头饰上低垂下来)同样象征着她的悲伤。虽然弗里达头插鲜花,耳垂上挂着在巴黎时毕加索送她的手形耳环,但看上去她要前去参加的只是一个没有护花使者的舞会。
在弗里达和里维拉分手的这一年中,她创作的作品证明,她对运用色彩创造真实的民族情感有了更深的理解。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画家,她一开始对色彩的感觉就是非常个人化和非正统的。调色板倾心于令人吃惊的叶子花般的粉红色、紫色和黄色,这种色彩在墨西哥的装饰艺术中也能看到。她以挑选衣服的方式来选择她要用的颜色,她的艺术感觉实在是非常特别。在诸如《亨利·福特医院》这样的早期作品中,柔和的色彩创造了一种反讽基调,使作品与痛苦的失恋拉开了距离。在后期作品中,弗里达对色彩的运用则显得与众不同,常常让人感到费解和困惑。比如,在给爱默舍尔的《自画像》中,柔和的、珍珠般的天空和鲜艳的花朵只不过更加突出了弗里达此时绝望的心境。色彩之丰富让人不禁想起墨西哥教堂中被花朵、蕾丝、天鹅绒和黄金所包裹的基督受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