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特画作：情色迈上象征的台阶

《贝多芬带饰》复制品 颜榴 摄

　　文：颜榴

　　2012年4月，我乘船离开威尼斯，雨雾中忽见一条褐色的横幅跨在桥上——“Klimt”的名字在水波上飘动。其时，我刚从科雷尔博物馆里看过克里姆特的展览，差点误以为缩小比例的《贝多芬带饰》是一幅真品莅临水城。5月，行至维也纳，循着阳光下闪动金光的月桂叶子，我走进分离派会馆，爬上特意为观众搭建的楼梯，到达这件长30米、高两米多的壁画作品前。之后无论在奥地利国家美术馆贝维德雷宫，还是在以私人收藏闻名的阿尔贝蒂娜宫，克里姆特的壁画、油画与素描频频出现，陪伴他的，还有亲密弟子席勒、柯柯施卡等人的作品。显然，正值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诞生150年，欧洲艺术界对这位生前引来诸多争议的奥地利艺术家给予了极大的热情。  近读最新出版的《马勒书信集》，得知音乐大师马勒的妻子阿尔玛曾是克里姆特的情人。他作品中那些图案，经常让人想起提琴与女人体混合的形状，其中的点和线也特别像音乐中的某种表达。1902年创作的《喜悦》(《贝多芬带饰》局部)，是他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时的感受。不过贝多芬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被他转化为人世间的欲望和爱的诉求。这幅画是他与音乐关系最直接的联结。音乐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许多大师所痴迷的主题，其中包括康定斯基、克利和勃拉克等。在所有实践中只有克里姆特半抽象、半具象，其他人都是抽象的，因为在他那里，有个欲望的化身：女人。

　　他用金箔与瑰丽色彩装饰女性，画面华丽、纤细，而其间裸体和半裸的女性都几乎是欲望的象征。《水蛇》是幅不大的纸上作品，画中的圆形菱片将女性原始的渴望揭示出来，令女性自己也感到震惊。最著名的《吻》前聚集了众多观者，画中俯身的女人与半跪的男人几乎连成一个整体，装饰的圆环与方块遍布黑色，象征爱与死亡之间的隐秘关系。

　　用表现主义、分离派这些概念，只是解读了克里姆特的某一个层面。其实，在他的身上潜藏着象征主义的因素，另外，克里姆特从本质意义上还是一位有史诗情怀的画家。他从西方文化母题中汲取营养，经由与生活中遭遇的女性结合后，赋予画面以象征的意味。名作《朱棣斯》(1901年)中的女人，原为犹太民族的一位英雄，她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与敌将同枕共眠，最终取下他的首级。但画中的女人半睁半闭眼睛，其性感魅力令人难忘。《女人的三个阶段》(1905年)中，婴儿、母亲与衰妇的形象暗示出人生轮回的过程。“丽达与天鹅”是古希腊的传说，宙斯化身天鹅与丽达相爱，爱尔兰诗人叶芝曾有名篇 《丽达与天鹅》予以阐释。在叶芝的诗作里，西方文明的诞生如同丽达与天鹅的结合，文明的发展与性爱之间的关系，在此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诠释。而在克里姆特展现此主题的《达娜厄》中，丰腴的大腿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中心，头发是红色的，她半梦半醒，而身边的黑棕色块里则是与死亡相关的圆环形符号。整个画面既让人感到撩拨人心的刺激感，又表达死亡与再生的降临。有人推测，画中达娜厄的模特就是阿尔玛本人。

　　克里姆特说过要表现“命运中的女人”，这个女人既象征他个人的命运，也是与文化相关的女人。我个人觉得，克里姆特虽沉湎于情色，但超越了情色。他由情色迈上了象征的台阶，趋近史诗的方向，艺术在对自我的超越里完成蜕变，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至于他与阿尔玛的故事如何以及他的一生怎样被人诟病，都不再重要。艺术家通过穿越尘世的火焰与灰烬，把他的所感所想定格在图像的世界里，这些图像发出召唤，至今没有停歇。

　　克里姆特开创的新艺术风格，已经融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风情，并在21世纪继续焕发迷人的风采。《吻》的小型雕塑遍及欧洲多家博物馆商店，许多画作的图像在水杯、雨伞等实用物品上出现，画家的情人之一阿黛尔也演变为芭比娃娃，行销世界。宜家家居里所售卖的装饰画，克里姆特的作品一直备受消费者喜爱。这些商品使用的符号，都看重克里姆特感官的一极，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欲望时代。人们消费克里姆特停留在表面，而他作品的象征寓意以及史诗情怀则被忽略乃至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