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油画作为中国油画的有机组成部分,萌芽初期似也经历过观念博弈的艰辛行程。由于贵州偏居西南一隅,远离中心文化,因而油画的缘起相对较晚。笔者所见黔中最早的西画史料启于1920年代,而“西画东渐”的国史上限实际可追溯至清廷甚至明朝。
油画是西方绘画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品种,传入中国后得以发扬光大的主要原因不惟是基督教向东方的扩展,还与鸦片战争引发的“戊戌运动”倡扬新学的时代机遇有关,更由其自身无与伦比的写实魅力所使然。中国油画逾一个半世纪的成长史,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反省、从模仿到奋进、从独立到自强的全过程。
西画在贵州发轫迄今未足百年。自民国年间引进,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久便卷入“文革”运动的红色浪潮,幸而赶上了新时期的对外开放,这才顺利跨入本世纪的多元格局。前期一度爬行缓慢、步履蹒跚,伴随国家政局的左右摇摆,潮起潮落,磕磕碰碰走到今天,总算取得了一些成果,沿途存留下自身发展的珍贵足迹。
本文限于篇幅,仅能将这段历史做一简要钩沉。好在有部分图像佐证,读者方家自可比照文本,去体味或赏鉴贵州油画的脉动与走势。
一、历史境遇——民国年间的西画传播
据现有文献考证,民国时期贵州最早涉足西画的学人有张道藩、杨秀涛、麦放明、秦元魁、谢景兰、许泽澂、刘兴文等。1921年起张道藩曾分别在英、法两国学习美术,回国后从政,1949年去了台湾;1923年杨秀涛于上海美专毕业后赴法留学,8年后归国,于1940年代回到贵阳;谢景兰随赵无极赴法后移民海外,先是学习音乐,与赵离异后专事油画创作。另外,省会贵阳彼时亦有“葡萄美术社”、“西洋美术社”、“南阳美术社”等民间画舫绘制西画,承接写真肖像等业务。笔者所见最早的贵州油画原作《乡绅画像》(见图1),绘制于1938年,画面左下角即注有“贵阳葡萄美术社”的签名。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大专院校及文人学者流亡西南。国立北平艺专、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师生以及诸多文学家、艺术家大举迁徙,绕道贵州涌入陪都重庆。民国不少著名西画家如徐悲鸿、李宗津、董希文、倪贻德、冯法祀等都曾辗转滞留于贵州,他们在贵阳举办过多次画展,李宗津1940年代还在花溪清华中学任教……。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机缘,国中名家在我省播下的西画种子和潜移默化的西学影响不容小觑。
此为不幸中之万幸!贵州西画的启蒙与传播,既因和平年代地处边远而滞后,也因战争时期位居后方而得益。谁也不曾想到,贵州自古以来的区位劣势转瞬之间居然会变为难得的地理优势!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贵州省立艺术馆于旧中国的“美术节”在贵阳举办过联合美术展览会,并成立“贵州省艺术促进会”以及艺术馆下设的“西画国画音乐研究室”,开始对外招收学员,授以美术基础知识。之后艺术馆又附设艺术专修班,由时任馆长杨秀涛创建。彼时学习西画,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专业教材匮乏,油画颜料奇缺!
二、清风吹拂——新中国的耕耘与培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在马列主义、毛**思想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提出艺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人民的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口号像一缕清风,旧时代的艺术家在适应新社会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很快转变了立场,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
自1955年起,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拨油画家陆续莅任贵州,如潘迎华、李自由、陈宁康、川康、刘星源、邓刚彦等,他们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从事着早期油画的实践与探索,创作出了我省第一批具有鲜明主题思想和浓郁民族特色的油画作品,如《芳芳》、《看望》、《苗家地方花一样》、《秋夜之春》、《春耕》等。这些作品分别在1950年代的“贵州省首次青年美展”和1960年代的“贵州省第四届美展”上面世。此间诞生了我省建国以来最早具有全国知名度的两幅油画《我们的首都北京》(潘迎华作,见图2)和《新来的老师》(李自由作,见图3)——前者获“贵州省首次青年美展”一等奖,并入选当年的全国美展;后者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1960年代前期,贵州油画队伍特别是油画教学师资队伍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中央美院、浙江美院、四川美院等高校油画系的毕业生相继由国家分配来到贵州,这无疑给我省美术界和美术教育界注入巨大活力。盛济坤、毛朋、向光、冯怀荣、齐梦惠、蔡仁、洪润生、田世信、巫子强、张以玉等一大批“学院派”大学生,在“文革”来临前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同老一辈艺术教育家一起,为贵州油画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很快成长为贵州油画创作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中的佼佼者至今仍活跃在当下社会的艺术舞台上。
三、极“左”思潮——“文革”时期的油画创作
始于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文艺方向。在轰轰烈烈的批判“封、资、修”等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糟粕”过程中,中国艺术彻底沦为国家政治的附庸,变成“阶级斗争”的“武器”。油画创作上,人物造型的“高、大、全”与形式表现的“红、光、亮”不可思议地被作为评判一件作品是否完美的首要标准。“样板戏”的出台,导致了“样板画”的出笼:受命于高层旨意而问世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一个时期遍布大江南北,成为史上复制量最大的油画!
“文革”政治风云摧陷廓清,地处高原的贵州画坛自然未能超然局外。1970年代初,我省美术界出现的一系列革命题材的油画如《管教山河换新装》(李自由作)、《知识青年在农村》(蔡仁作)、《分秒必争》(巫子强作)、《夜班》(张以玉、谢光荣合作)、《走大庆之路》(应凤仙、周家祥合作)等,无不印证着“红、光、亮”的时代烙印。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热切关怀下,全国工农兵美术创作也被充分激活。贵州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包括“知青”作者)不甘落后,也纷纷登台竞技。张世申创作的《在前辈生活过的土地上》、范新林创作的《苗岭红花》、刘邦一创作的《支委会》等作品,均可视为“文革”时期贵州业余油画中的典范。
值得强调的是,冯怀荣、张正刚合作的油画《侗寨的早晨》(见图4)是1972年贵州省入选“文革”中第一次全国美展的重要作品,画面的情节充满温馨感人的情怀,作者以朴素的构思和清新的笔调,赢得了画界同行的广泛赞誉。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探索与成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中国社会持续十年的极“左”主义路线,并快步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表现在油画创作中,艺术家的个体精神开始独立,艺术中的真诚语境初步彰显。从反思“文革”造成的悲剧性灾难,到揭示社会存在的现实困惑,再到颂扬普通人的精神憧憬,贵州油画也历经过“伤痕美术”、“文学叙事”、“象征主义”等颇具“大陆特征”的各种思潮,后才回归区域性的本土之路,复又流连于贵州山地民族的人文与风俗。
1980年代起,贵州油画突破了以往的表现形式,尝试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佳绩:李慧昂的《晚年》、张正刚的《乌蒙春晓》(见图5)、曾希圣的《鸽子》(见图6)、李慧昂的《苗女》(见图7)、陈晓光的《高原奏鸣》、任小林的《五色天地》、贾娟丽的《无言歌》(见图9)、李慧昂的《春之祭》、任小林的《夕暮》(见图10)孔阳的《大山的节日》(见图11)等都在全国性大展中获奖,他们为我省油画在域外争得了不俗的荣誉。
此间,贵州油画研究会成立,油画家们有了自己的归属感,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出来。
1990年金秋,“贵州油画大展”在贵阳隆重揭幕,展览评出“大奖”、“新人新作奖”各十件,并组织召开了为时两天的“油画艺术研讨会”,与会者除了我省的油画家、理论家,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来自北京的油画专家闻立鹏、杨悦浦,四川的艺评家牟群,以及《中国油画》和《江苏画刊》的执行编辑车永仁、李建国等。该展影响远及京、津、川、吴等地,其里程碑意义是有目共睹的。
紧接着的1992、1993年,贵州油画相继在北京和香港高调亮相。较之过去长期蛰居山野的贵州油画,如此主动的出击,充分张扬了年轻一代超越父辈的勇气和豪情。
五、多元走向——新世纪的感召及向往
历史跨入21世纪,艺术的疆界愈加辽阔与无垠!面对贵州油画阵容的扩大,我们高兴地看到,各种表现形式相互砥砺,各种艺术追求彼我兼容。从古典语系的追寻,到现实题材的挖掘;从唯美幻象的吟唱,到表现主义的宣泄;从诗性情绪的抒发,到形式话语的寻觅;从观念层面的革新,到流行元素的释放……贵州油画正一步步面对路径的多元。
最值得欣慰的是,伴随“贵州省青年美术家协会”的成立,贵州油画队伍中的年轻一代正在茁壮成长:2008年,潘闻丞、贺未泓、吴传双、吴思宇合作的油画《哀悼日》(见图11)获“第三届全国青年美展”优秀奖;2009年,王杰创作的油画《高原平湖》(见图12)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获奖提名。这是新世纪贵州油画的见面礼,一代新人以自身骄人的业绩,续写了我省油画艺术新的篇章。
除此而外,不少资深抑或著名的本土油画家个展也在省城贵阳频频亮相:向光、张以玉、黄德伟、尹光中、张世申、范新林、王忠弟、贾娟丽、任小林、赵竹、耿翊……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次次刷新着省内的新闻媒体,各路业界精英以及高校师生乃至艺术爱好者无不刮目相看。从他们周遭聚集的粉丝群,就可感受到贵州油画家们今日的扬眉吐气。
然而,在成绩面前,我们也存在明显不足:环顾兄弟省份的油画发展,依然走在贵州的前面,我等当怎样急起直追?贵州油画的理论建设与学术批评一直是我们的软肋,贵州将怎样切实面对?……
是啊,贵州油画本就是中国油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美术的兴盛,也有望贵州艺术家去添砖加瓦。作为贵州油画家群体中的一员,笔者对未来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