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破解收藏鉴定罗生门

2010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交易额取代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国内收藏交易日趋繁荣的同时，艺术品鉴定、备案系统仍相对滞后。 中国艺术品市场已形成年交易额2000亿元以上的规模。

　　核心提示

　　7月底，一篇题为《当拍卖行遭遇画家网络打“假”》的声明，将北京保利拍卖[微博]行与艺术家胡建成推上风口浪尖。

　　事件的缘起是，两位藏家分别于去年10月底和2013春拍中拍得胡建成早期作品《风景》和《海景》，但近日，他们发现所拍作品在艺术家作品鉴证备案活动中，已被胡建成亲自鉴定为赝品。由此，藏家向保利提出退款和拒绝付款的要求。

　　但一边是拍卖委托方称“作品购自艺术家本人”，一边是胡建成“拒绝鉴定原作”，拍卖公司则“只能停止拍卖胡先生的作品”——有关艺术品真伪的事件，俨然成为一场罗生门。

　　事件同样引申出对于一个老问题的思考：艺术品鉴定究竟谁是权威，谁说了算？

　　在收藏界有一句俗语：“不怕买贵，就怕不对。什么最贵？赝品最贵。”收藏市场最大的风险来自赝品，去伪存真也便成为收藏的第一要件。而经历过金缕玉衣、汉代玉凳事件，人们早意识到鉴定市场的鱼龙混杂。在此情况下，权威认证是无价的信息，也是市场稀缺的资源。

　　而在今年，陆续几个消息搅动了本就热闹一团的鉴定市场。先是文化部将艺术品鉴定管理试点列入2013年重点工作范围；4月，文化部又发布通知，决定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陕西六省(市)开展艺术品鉴定管理试点工作；5月底，北京市批复5家单位成为艺术品鉴定试点机构，接着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艺术品市场管理暂行规定》。

　　不过，时隔几个月，在业内人士看来，措施的效果仍待检验，艺术品鉴定尤其是文物鉴定的市场管理尚在起步。

　　乱象

　　专家称八成民间藏品系赝品

　　5月底，中国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何家英亲自为20多幅“何家英作品”进行了鉴定。一场鉴定下来，只有3幅是真的。56岁的他对这个结果没有感到一丝惊讶，原因很简单：“司空见惯”。

　　何家英很难记清见过多少次自己的假画了。第一次看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还只是学生临摹，并不涉及“金钱交易”。

　　那时，以“92北京国际拍卖会”为标志，中国艺术品市场开始起步，经过20余年一路快速上升式的发展，已形成年交易额2000亿元以上的规模。到了2010年，艺术品拍卖市场跃居世界第一，取代了美国的地位。

　　何家英的感受则是，越炒越热的市场需求，为以营利为目的的造假行为提供了市场基础，因此艺术市场充斥着鱼目混珠、以伪充真的现象与陷阱。“很多商人认为学生们画得很像，就会买一份，后来开始有人专门找学生临摹或者要求按何老师的风格画。再后来，也有一些画家干脆自己执笔。”身在国外的他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近年，古代及近现代书画、瓷杂、玉器等文物艺术品成为民间收藏的主流，这些领域也俨然成为造假重灾区。

　　以去年3月为例，某专业艺术品网站公布了一份涉及中国文物的《地下作旧产业调查》。该调查对中国庞大的文物造假体系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并对文物造假按类型进行分区。河南洛阳南石山仿唐三彩、禹县仿钧瓷，安徽蚌埠仿古玉、天津鼓楼仿书画……伴随层出不穷的丑闻，从制假到售假的产业链也浮出水面。故宫[微博]博物院研究馆员叶佩兰在接受《楚天都市报》专访时就曾有过“民间宝物八成假”的说法，她说，按她十年民间鉴定的经验来看，“真没看到过上档次的东西”。

　　何家英则对拍卖行的藏品总结了特征：一个拍卖行若拍卖的东西是真的，那基本上都是真的；若是假的，基本上都是假的。“个别拍卖行才有真有假。”但他从未有过打假的想法，不是因为觉得耗费精力，而是“管不了、挡不住”。

　　著名画家杨之光也有同感，但这是在他有过打假经历之后才有的体会了。八十余岁的杨之光因在去年“五一”期间微博打假，并公开谈到拍卖市场中杨之光作品赝品率达到50%，曾引起舆论一阵哗然。“我们曾向一些拍卖行要求撤拍。大的拍卖行会撤拍，但小的拍卖行不太搭理此事。”杨之光的女儿杨红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打假之路很不平坦。”杨红说，“当艺术家被推到风口浪尖，会出现很多不同意见。被打假的人会认为你危害了他的利益；有人认为造假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事，不必那么较真；还有人认为假画也能繁荣市场，能提高艺术家的名声。”

　　较量

　　多方争夺“一锤定音”话语权

　　文物艺术品无论是国家藏还是民间藏，藏之前必然有“鉴”，而让文化部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艺术品科研中心主任尹毅忧心的地方就在“鉴”上。他对记者说，艺术品交易日趋繁荣的同时，理应配套发展的艺术品鉴定、备案系统一度滞后。

　　当下艺术品造假的井喷之势和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与升级，从其“质”其“量”两方面迫使艺术品鉴定与管理亟需寻找新技术、新策略、新路径。以书画复制品为例，近年造假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层出不穷。“过去仅是手工模仿，现在模仿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以肉眼很难判别出来。”尹毅说，这使得鉴别难度愈来愈大，“所以我们必须启动科技识假的正能量，去应对科技造假产生的社会危害。”

　　同时，以往的书画鉴定是以作品风格、作品功力为主要依据。尹毅认为这种鉴定方式虽有道理，也可使用，但并非十分可靠。因为，所有书画家都不是天生的，其艺术功力与作品风格都是动态的、多变的。“何况，而今的科技造假可使赝品在功力与风格方面，一点也不走样。”

　　事实上，鉴别难易程度并非被关注的唯一焦点。在文物艺术品的真伪鉴定“谁说了算”的问题上，无论作者、作者家属，抑或专家、鉴定机构，均在争夺“一锤定音”的话语权。

　　对于艺术家本人是否有对其作品真伪拍板的权力，是存在争议的。“若一位画家画了幅画，认为画得不好，价格又卖得太低，他说这不是他画的，该怎么办？”《收藏》杂志社执行主编、艺超网总编韩涧明向南方日报记者表示，艺术品作者可以提供参考意见，但并没有决定权。

　　针对后者，尹毅说，众所周知，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标有艺术品鉴证业务的部门、自称鉴定专家的人不少，但他们的鉴定结论往往缺少公信力，说真者或说假者大都拿不出“铁证”。

　　此类机构其实也早已面临信任危机。两年前的央视“315晚会”上，曾曝光一些拍卖公司、艺术品鉴定公司，为赚取高额鉴定费，将低廉的现代工艺品“鉴定”成是有巨大收藏价值的文物。“真正懂行的人购买文物艺术品从不看鉴定证书。”文艺理论学者徐文景博士曾表示。

　　“之所以公众对于文物艺术品鉴定如此关注，缘于整个艺术品的流通环节处于失控状态。”雅昌艺术网[微博]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文轶分析，人们认为真伪的鉴定能一劳永逸，由此艺术品鉴定就成为有利可图的市场，这也导致了更多乱象。

　　众说纷纭，争议不断。由此，对于建立公开透明的艺术品第三方鉴定机构的呼吁从未停息。

　　试水

　　“国家队”能否攻克市场顽疾？

　　艺术市场急速发展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也早已引起政府管理部门的注意。据尹毅的了解，文化部十年前就已提出起草《艺术品市场管理条例》(《简称条例》)的设想。

　　“十年磨一剑。”尹毅说，期间，包括“艺术品”概念这类最基本的界定，在专家圈子里都有不同的观点。“法律法规的起草不是写小说，不能随心所欲，需要有大量调研的支撑。”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期间也经历了不断修改的过程。

　　直到去年，《条例》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据今年3月《法制日报》的报道，《条例》已经明确画廊经纪、拍卖交易、展览展销、艺术品进出口等管理制度框架，但鉴定问题尚存在争议。由此，艺术品鉴定管理的试点工作在今年拉开帷幕。

　　在艺术品鉴定问题上，究竟由国家还是由第三方机构来主导，一直是业界讨论的焦点。文化部此次则明确表示，文化管理部门不得参与民事鉴定活动，此次试点是市场化鉴定的一种尝试。

　　试点工作在北京率先启动。5家试点机构有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书画》杂志社、北京东方雍和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中传华彩(北京)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之后，业务范围也成为试点机构备受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时隔两月有余，除雅昌和东方雍和开展了艺术品鉴定业务外，其他几家多处于细则制定阶段。杨之光成为雅昌“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第一位“吃螃蟹”的艺术家。在杨红看来，画作的数量是有限的，仿冒品是无穷无尽的。“艺术家亲自做鉴定，实际上是从源头上杜绝赝品。”

　　然而，对于这项工作能否破解艺术品市场中鉴定的“顽疾”，业内人士多持观望态度。

　　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季涛[微博]曾撰文指出，这解决了政府、执法机构的鉴定估价需求，对当今艺术品市场的鉴定评估工作将会起到一定的规范、引导作用。但他也表示，这对目前的民间文物艺术品鉴定估价行业，影响并不大。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则曾经对媒体记者强调，艺术品鉴定没有绝对标准，官方指定试点机构可能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包袱——谁来鉴定这些鉴定机构的可靠性。“能对艺术品真伪‘说了算’的是证据、学术研究和市场。”韩涧明说，为艺术家作品做备案即是在准备“证据”。但他也提醒，艺术家不能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做认证时要谨防出现争议甚至法律纠纷。

　　试点工作，现在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经验是否被认同，则要靠时间与实践的考验。

　　目前，此次试点也已经有了向全国推广的计划。作为与会专家参与了艺术品鉴证管理试点工作会议的尹毅向南方日报记者透露，为配合试点工作，今年底文化系统将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培训班，对全国各地的想做艺术品鉴定、备案的人进行培训。“我们是在系统地、有组织地做这项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