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京医：深具责任心与使命感

　　方竟成

　　外地人对北京有着各式各样的看法，不足为奇。而我，对北京始终抱有一种执着的热爱和美好的怀想。为什么？因为我有一段难忘的为文物进京请“京医”的经历。

　　那是1992年中，我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浙江金华侍王府的新馆长。何谓“临危”？因馆内文物丢失、损坏严重。最棘手的是对侍王府119幅壁画，407方彩画的保护成为难题。我们自己想尽办法，并请来省内各方专家求教，几次试验都不成功，仍是一筹莫展……

　　怎么办？上京！市委书记和省文物局长都支持我上京找“医”。我揣着馆里仅可动的几千元公款进京，打算请专家时一用。不料，那次上京如梦一般。

　　在全国政协一位连家乡火腿也不肯收的副秘书长安排下，国家文物局分管局长、有关处长，特别是专家组组长罗哲文等，在当时国家文物局办公处北大红楼对面的小饭店里“接见”了我。他们点了几个菜，不许我结账，请我吃了一餐。罗老问长问短，尤其对危墙壁画心急如焚，当即决定亲自前往勘看，又向我推荐了著名文物专家胡继高，为侍王府壁画“主医”。

　　很快，罗老借在浙江考察的机会，执意到侍王府现场踏勘，目睹了文物险情。回京后极力呼吁，国家文物局特例预拨30万元专款直入侍王府。

　　在盛夏酷热中，满头大汗的胡继高带着助手也风尘仆仆来到侍王府。他衬衫后背已沁出一片汗渍，却全然不顾，搬来一架竹梯，亲自上后檐墙高处，打着手电察看墙体结构，漏雨情况，壁画与墙交接及外倾程度。下梯后又一一细考了两幅壁画的病态状况，并让助手记录下来。他又将侍王府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所有明里暗里、大大小小的壁画、彩画察看了一遍。有时测体温般用手贴在壁画上，实感壁画的受潮霉变程度。

　　胡老严峻的脸色，渐渐和缓，主动向我要了一杯凉茶，告诉我两个字：“有救！”之后约一周时间，胡老和助手天天来侍王府上下班，俨然就是馆里的职工，对危墙壁画作了全方位的“体检”，初步形成了根治方案。胡老对我说，最近读到你们金华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一个观点，他认为青少年要有一点好高骛远，高远的梦往往是成功的开始。这是对的，文物保护也是这样，一些认为是梦想的事，其实并不是梦想！

　　果然，胡老提出了“起死回生”的根治方案——对地仗比蛋壳还薄的壁画实施揭取，然后重砌后檐墙，再贴回壁画。有人夜半给我打电话，这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市委书记听了我的汇报，赠我8个字：相信科学，相信专家。于是，金华巿向省文物局上报了胡老方案，省局又转报国家局，经过严格的专家论证，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

　　1995年春，经过周密的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胡老亲自“操刀”，和他的团队一起，抢救侍王府危墙壁画。经过无数次的现场实验，胡老研制出了适合侍王府的环境、气候、湿度、原自然颜料、老化程度的揭取配方。胡老风趣地对我说：“其他都可公开，配方保密。”

　　1995年5月1日，揭取工程启动。先是给《望楼兵营图》精心清洗，刷上保密配方制成的保护液，布上一层白纱布，上一架木框，然后，由外至里，从后面一砖一砖将太平军砌就的空斗危墙拆除，实现揭取壁画。当壁画像一个蒙着白纱布的病人，从直立高处转变为横卧，经我和胡老助手之手抬下来时，在场所有人欢呼起来，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