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画来袭：德国新表现主义引发的四个疑问

《红色的母亲带着孩子》，乔治·巴塞利兹，1985年，布面油彩，330 × 250 cm 《德国咖啡馆系列—隐藏》，约尔格·伊门多夫，1983年，纸上丙烯，80×60cm 《无题》，A·R·彭克，1982年，布面丙烯，255 × 335 cm

　　德国新表现主义曾被称为“坏画”(bad painting)，我们可以先从字面上来入手它的含义：顾名思义肯定不会是传统优美的艺术作品，更像是某种具有破坏性甚至是没有被认真对待的画作。可能是画面混乱，质感粗糙，也有可能是抛弃形体和规范。

　　这些恰恰都是“坏画”作为反抗传统艺术的工具，也是它所要表达的载体。倒置的鹰和人不是为了让大家有赏心悦目的感受，而是在这片狂悖之后去发现“坏画”背后对艺术敏锐的理解和新的探索。德国新表现主义已成为德国艺术史上光彩的一章，六位代表性艺术家的作品今年也被一起在展洲国际艺术创意园区展出，安塞尔姆·基弗、乔治·巴塞利兹、约尔格·伊门多夫、马库斯·吕佩尔兹、西格玛尔·波尔克、A.R。彭克都展上有名。整个展览上全都是有名的“坏画”。

《天堂的入口》，马库斯·吕佩尔兹，2003年，布面油彩，200×160cm 《外国佬》，乔纳森·米斯，2006年，布面油彩，260 × 185 cm 《皮加勒区的毕加索》，卢西亚诺·卡斯泰利，1993年，布面油彩，160×100cm

　　这次的展题十分有意思——“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艺术展”，策展人可能有感于德国新表现主义对中国当代艺术具有深能源影响，而中国的当代艺术或许还未能向他的学习者有着透彻的了解。同样基于此，在对待德国新表现主义态度上不管是穷尽还是学习，这是身在中国看这样的展览应该提出四个问题：

　　一，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乔治·巴塞利兹曾将德国的艺术概括为“丑陋”二字。从德国的艺术史上来看，始终有着表现传统，表现艺术家个人的情感、个人的审美趣味，变形，诡异丝毫不为奇。或许德国人的精神里面就有“丑陋”的基因。这种丑陋是更应被赋予一种悲剧色彩，它崇高、静穆、深邃、冷静、理性且敢于自我超越，沃坦神的精神是这个国家成为哲学家的国度。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们可以说是承接了优秀的民族传统，从他们的作品和对艺术的解释来看德国色彩“跃然纸上”。同样中国也不缺表现精神，可当我们的艺术要融入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艺术家能否做到扎稳脚跟彰显我们“独特的价值”所在呢？

　　二，如何对待历史问题。与德国相似我们的国家也遭受到百年硝烟的蹂躏，在一片废墟之上呼喊伟大复兴；与德国不同的是那些战争和侵略所带来的历史创伤依然让我们在为了生存忙得焦头烂额。不管是在马库斯·吕佩尔兹还是西格玛尔·波尔克那里，历史没有被回避，而是被严肃的直视。而我们的历史只是存在在一成不变的教科书上，或许是我们没有“历史感”，虽然是号称煌煌五千年的悠悠华夏。那些充满八卦的“野史”还讲坛反倒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前进的虚荣和茶余饭后的谈资。

　　三，如何对待政治等敏感话题。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随着两声枪响宣告闭关，当年2月17日展览重新开幕的时候，《中国美术报》报道了肖鲁和唐宋的声明：我们认为艺术本身是含有艺术家对社会不同的认识的，但作为艺术家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艺术本身的价值。你能想象约尔格·伊门多夫会对这番言论持有什么态度吗？当然，肖鲁和唐宋的声明可能有一些托词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话说回来，艺术为什么要规避政治？政治真的会使艺术丧失艺术本身的价值吗？单从新表现主义那里，我认为并非如此。新表现主义的艺术家们，在政治上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并且毫不遮掩的表现出来，甚至是作为个人的理想。只有当艺术或者艺术家迫于政治的淫威之时，艺术才是政治的奴仆；当用艺术的力量去勇敢面对、揭露政治的时候，我们方可见，艺术并非是那些“神神叨叨的体验，鬼迷心窍的发疯”，艺术有着我们还未曾领略到的力量。或许说，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度了，本身就欠缺政治生活更何谈对政治的认知与反思。艺术应当光明正大的去寻求我们在人群中的价值。

　　四，如何对待艺术的探索。人类从未停止过对艺术的探索，而这种探索绝非是在画室里“憋”出来的，是在承接了艺术史的线索和文明的进程之中逐步走出来的。新表现主义的“坏画”不仅是他们对德国当下情景的认识，对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和未来严肃的思考，对世界范围内视觉文化进程的理性分析，以及对艺术最真挚的求索精神所创造出来的。无论是被放逐，被误解，被嘲弄，被查禁甚至被称为“坏画”都没有阻碍新表现主义大师们的艺术追求。而当下中国的当代艺术圈子称之为“鱼龙混杂”恐怕也丝毫不过分，各种噱头、虚伪、迎合，各种手段、利益、短视一起搅拌了一场深感危机的浑水。我们的“坏画”可是真的要坏了。

　　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