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作中寻找那个独立的我

　　鸥洋

　　作者按：偶然间，翻到我二十余年前写的一篇自叙文，“寻找独立的我”，从这篇文中可看到一个中年女性画家的生活历程，心路和艺术求索，现在已跨入老年的我，再次细读，不觉有些感慨………。

　　鸥洋于2013年10月

　　“鸥洋，给我们的刊物写点什么吧！你的甜酸苦辣……”，《广州美术研究》主编卢延光这样对我说。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应下了这篇约稿，是因为作为女画家的我，每当回顾在艺术道路上几十年跋涉，总会无可遏止地产生一种渴望倾诉的冲动……

　　野菊花

　　最爱野菊花，小小的，爱在路边，长在荒野坡上，夹在杂草丛中，露出那点点黄色、白色，踏不死，踩不绝，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散发着野气。曾经有位女编辑与我混了一段日子，忽然对我说：“你的性格真像野菊花”，得到这个评语，真让我开心了许久。

　　也许是因为我出生时正逢抗战，家里逃难到四川歌乐山下，在大自然的山野中渡过了无拘无束的童年，也许是家中姐妹太多(七姐妹)父母顾不上管束我，使我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一点野性的我行我素。我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旨生活，想说就说，想做就做，最不爱受约束，是个很任性的人。为此，我从小到大没有少挨骂；但正像路边的野菊一样，踏

　　也好，踩也好，却仍然执拗地生长着，开着各色小花。

　　我曾有过幸运的少年时代，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后12岁在南昌一中读初中时，被音乐教师器重，重点培养我学习作曲，13岁时就公开发表歌曲作品，被认为是小天才；高中阶段以各科全优成绩获优等生奖章；1956年报考广州美院，当时美院派出了整整一个招生组来到江西招生，只录取了我一人。……初踏人生的一帆风顺所形成的自尊要强和自信，使我在以后的人生途中尝尽了艰辛。

　　我为未来所编织的美丽光环，最先受挫的是进入美院后不久反右斗争中，我的父亲被打成极右分子，我成了右派的女儿进入黑五类子女名册。以后在数不清的大小运动中，自然而然地被当成挨整对象。慢慢地，养成了破罐破摔的脾气，反正被列入另册了，反正是落后分子了，那就落后去吧！我只把追求和希望，寄托在绘画之中，用我的画在残破的心田中寻得一丝慰藉。

　　史无前例的文革到来，使我又一次陷入不幸，那时，爱人杨之光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台湾特务”而打成牛鬼蛇神。我除了黑五类子女名份外，又加上一个“牛鬼蛇神家属”。各种压力铺天盖地对着我，使我透不过气，我悲观、绝望，曾几次想过去死。但，人也是个怪物，一旦不公平的压力过分时，就会忽然产生巨大的逆反力量。我的心里呼喊着“要抗争”，“要寻回真理”！于是豁出去与红卫兵、造反派面对面辩论，我手拿《毛主席语录》，一条一条与他们打着语录仗，还联合几位同样是牛鬼蛇神家属的教师，组成“星火战斗队”，一夜之间在校园各处刷满反对乱揪乱斗教师，反对扩大打击面的标语，甚至还去学院广播站抢广播筒来宣传我们的观点，同时联合校外力量来冲击学院革委会私设的牛栏，要求解散牛拦。我不但为无辜的教师鸣不平，还不顾之光的阻止，公开为他辩护，不怕人家攻击我是“保公派”。就在之光刚被放出牛栏不久，由于我反对将之光画打成黑画而与一位极左的造反派教师，在会上展开论战。围观的群众不少，我用毛主席的语录作武器，唇枪舌剑驳斥得对方无力招架。当然，作为牛鬼蛇神的老婆，居然胆敢如此嚣张，被认为是牛鬼蛇神的反扑行为，结果之光受到了重新打进牛栏的惩罚。没想到这下子“保公派”成了“害老公”了。好心的朋友十分同情我，也佩服我的勇气，但仍然告诫我不要不合时宜地硬来，否则吃眼前亏。而我的人生哲学却是不能跪着求生的，只是为此连累了之光受罪，使我很难过。

　　以后，全国开始了红卫兵长征大串连，学院成立了各种类型的长征队。在当时已是教师的我，只不过二十八九岁，虽身处逆境，却仍然不失一个革命青年的上进热情。我对长征带着童真般的向往，非常希望能与青年教师一道去长征，在沿着老一辈革命家足迹行进中得到教育的机会。可我忘了自己当时的身份——牛鬼蛇神家属，当向青年教师长征队提出申请被拒绝后，我才明白自己真是太天真，太不自量了。可是，我的本性却未能使我退却：“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我要被剥夺去长征、去革命的权利，他们不要我参加，难道我就不能也去组织长征队自己去，我立即去串连与我有共同不幸命运的其它牛鬼蛇神的教师，但我的努力无效，未能得到他们的响应。说实在的，他们背上沉重包袱，只想小心躲过关，那儿有这种劲头，而我一向有个倔脾气，那就是只要确定要干的事是决不肯退却的。找不到同伴，我决定组织只我一人的独立长征队，为的是向大家证明，我与那些所谓的革命派一样拥有这个权利。

　　我煞有其事地按正规长征队的行装武装自已，特地向过去部队朋友要了一件旧的黄绿军装，还买了一条宽皮带扎在腰上。同时在家里找到两条腿带，像战士一样捆好腿，我又用木板钉了一块可以手举的语录牌，上面用红笔写上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将衣被捆成行军被包背在背上。装扮完毕，在镜子里一照，活像一个标准红卫兵长征女战士，心里忍俊不禁起来，竟一时忘却了几个月来经受的磨难。

　　人总是要靠寻求光明和希望，才能在逆境中挺住。我用近似自我欺骗的天真幻想去设想那有着一线光明的前景。

　　长征的第一个目标是博罗县黄山洞，那是个当时红极一时的学毛著先进点，前去取经者如潮涌。我也决定去那儿取经学习，获取点精神力量。

　　出发的时候，我背好背包，手里高举语录牌，完全用一个正规的长征队的步伐，抬起头走出校门，踏上了我的“长征”路途。一路上，哼着节奏鲜明的  进行曲，使步伐坚定有力，每走一小时就地休息十分钟。沿路碰上不少其他学校的长征队伍，他们看见我一人在行进，误以为我是掉队的长征队员，不时友好地对着我喊“加油”！我会心地笑了。这时的我是那样充满自信，精神似乎获得了自由，行进得更欢快了。走完大道，走进山林，一步步向大自然的深处扑去。南方冬季阳光明媚，山林绿树中夹着点点黄叶十分好看，路边野草丛中长着我喜爱的小野花，忍不住停下摘一、二朵。我仿佛又感受到了童年时代乡间的温馨，忘记了行军的劳累。

　　每天，我给自己规定行军八十里路，晚上到沿途红卫兵接待站借宿。想起那时的我，实在太纯真，为了真正学习老红军长征时的好作风，到红卫兵接待站时也不肯休息，主动跑到伙房去帮忙挑水等。虽然累，但心中却因此而稍感充实。

　　我的独立长征队到达黄山洞后，老乡们见到我一人长征甚为感动，特地优惠我，不安排与大伙挤红卫兵临时竹棚，而允许我到学习毛著标兵户去“三同”，这在当时是极大的殊荣。老乡们的诚挚和对我的信任，使我倔犟的心中堤防倾刻崩溃，禁不住泪流满面。我“三同”的那家老乡三代贫农，现只剩下孤寡老大娘，家里有一床破得不能再破的棉絮。看着这床棉絮，想着他们几代老小在破棉絮下所熬过的无数个寒冷的冬夜，忽然产生了想亲自也体验一下受冻的念头：那晚，我收起自己的棉被向老大娘借来破棉絮盖在身上，自然冻得一夜不能入睡，我极力想着自己反动家庭的罪恶，去认识自我改造的重要。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是虔诚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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