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玮、刘敏
一桩伪造名画案最近被美国警方公布,美籍华人画家钱培琛牵涉其中。据被起诉的女经纪人交代,这些被当作真品出售的画作正是出自钱培琛之手。原在上海生活的钱培琛在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其艺术生涯日渐惨淡,直至今日他以奇异的方式再次被人关注。
一桩伪造名画案最近被美国警方公布,美籍华人画家钱培琛牵涉其中。据被起诉的女经纪人交代,这些被当作真品出售的画作正是出自钱培琛之手。原在上海生活的钱培琛在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其艺术生涯日渐惨淡,直至今日他以奇异的方式再次被人关注。
1989年除夕夜,上海画家夏葆元在纽约布鲁克林区见到了老友钱培琛。“我被同在美国留学的上海画家邀去一起过年,钱培琛当时也在。我之前听说过他在街上给人画肖像,便问他最近生意怎样。钱培琛跟我说,他最近不去街上画了,有一个画廊找他复制一些名家的油画,我听了觉得很好、很羡慕。”
那天的情景夏葆元仍记忆犹新。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晚,他和其他人分摊了聚会费用,每人140美元。凌晨时候离开了那里,因为要去上班,这是他到纽约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当时纽约还下着雪,凌晨时分我站在布鲁克林车站等车,准备去曼哈顿的一家犹太人的设计公司上班。车站很脏,老鼠跑来跑去,突然刮来一阵风,把地上的垃圾卷了起来,当时我觉得很难过。钱培琛能找到这样的工作,不用在外面跑,每个月画几幅画就能挣到钱真幸福。”
夏葆元1988年到美国,他说,这时钱培琛已经在这里待了8年。钱培琛是“文革”后最早赴美的上海画家之一,这些人里大多数都有一些海外关系。钱培琛的父母在解放前去了台湾,他赴美事宜就是父母帮他联系的。赴美前夕,他的好友徐思基曾去给他送行,即便去美国意味着和家人长久分离,但在那个年代着实令人羡慕。徐思基告诉本刊记者:“即使国外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好,但至少和当时国内的气氛是不同的。我问了从国外回来的人,国外很苦,但有‘五七干校’那时候苦吗?既然没有,那怕什么?”徐思基也曾申请去美国留学,但未能如愿,80年代末通过在日本留学的一个学生介绍,他获得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艺术家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形成一种风潮,夏葆元在出国前已经是上海交大的美术老师,问他为什么要出国?他说:“因为别人都出去了,你不出去脸上没有面子。”
刚到美国时,钱培琛在纽约一所名为“艺术学生联盟”的艺术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学制松散、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入学考试的学校,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艺术课程,学校不提供学分和学位证书。包括钱培琛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都会选择这样的赴美路径,因为它学费低廉,在学校注册成功后,就可以获得F1留学生签证。
艺术家们奔赴美国原本是为了追逐艺术,但去了才发现美国梦没那么美好。钱培琛刚去美国时与徐思基联系比较多,徐思基说:“他有时候会写信回来,说自己开了哪些展览,有时候还会把介绍展览的明信片寄过来。”钱培琛还曾邀请在上海的朋友沈天万参加他组织的一个画展,沈天万托人把画捎到美国,还获了一个一等奖。在国内的朋友看来,钱培琛在美国发展得不错。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顺利,一位旅美画家告诉本刊记者,美国的画廊多如牛毛,钱培琛和艾未未一同开过的一次画展,是在唐人街的一个小画廊里,根本算不上什么成就。直至90年代初,据这位画家所知,在纽约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画廊也仅有一家。策展人王南溟向本刊记者分析,由于当时信息闭塞,这些最早出国留学的艺术家既不了解美国的艺术发展水平,也不了解那里艺术界的运作方式。“他们所了解的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印象派艺术风格,比较熟悉的就是莫奈、毕加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发展他们一无所知,去了美国肯定是不被认可的。”
怀揣梦想的画家们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在“艺术学生联盟”上学有一个好处是,每天只需去学校签个到,之后便可自由活动。很多中国画家为了生存,签到后转去华盛顿广场附近的西四街,在街头给人画像维持生计。夏葆元说:“中国艺术家很快就把那条街占领了,一个是因为画得好,再一个是因为勤快,外国画家都是坐着喝咖啡等人过来,中国画家会走出去拉活儿,甚至能走出一个街区去。”
国内的朋友之后逐渐失去了钱培琛的消息,徐思基还曾向从美国回来的画家打听钱培琛的情况,很多人都说许久没有见过他了,因此徐思基猜测,钱培琛在美国可能过得不太好。1989年夏葆元见到钱培琛时,钱培琛已经快50岁了。“在街头画画并不轻松,有时会到凌晨三四点才能收摊,对他来说,找到一个画廊能固定地画画显然很不错。”
夏葆元说,为了能长久地留在美国,钱培琛在“艺术学生联盟”待了很多年。由于一直没能获得绿卡,他的妻女无法来美国和他团聚,这令他很着急。夏葆元说,钱培琛曾有一次给朋友打电话,高兴地说,他托一个律师终于办好了绿卡,“说着说着竟然哭了。但没过多久发现那个律师是个骗子,绿卡是假的,可想而知对他的打击很大”。幸运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向部分中国人放宽了发放绿卡的条件,钱培琛、夏葆元全都获得了长期居留美国的身份,他们在体检诊所相遇。“我发现钱培琛的牙都掉光了,我觉得这和他的精神状态有关系,一定是心情不好。”
钱培琛祖籍浙江舟山。解放前,他父母离开几个孩子逃到了台湾,当时12岁的钱培琛是家中老大,他和几个弟妹由奶奶一起抚养。稍大后钱培琛投靠了在上海的姑姑,之后考上了师范大学的数学系,毕业后在虹口区鲁迅中学当数学老师。徐思基当时在虹口区另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因为钱培琛也喜欢画画,两人成为朋友。徐思基说,钱培琛的爸爸经常会寄来一些国外的印象派画册,这在当时非常珍贵,每次去钱家看画册,都要先把手洗干净。
钱培琛没学过美术,画画全凭爱好。画家沈天万是刘海粟的学生,“文革”前就在上海开私人画室教人画画,“文革”期间通过朋友介绍,他认识了钱培琛,有时钱培琛会到他家谈艺术,他也会指点钱培琛的画作。沈天万说他不看好钱培琛在这条路上的发展,“搞数学的人就不应该画画,数学比较严谨,什么都是以正确为主,但画画应该自由发展,画得不好,改一改很容易”。
出国前,钱培琛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的唯一印记是“文革”后的一次画展。1979年,由沈天万、徐思基、钱培琛等人发起的一次画展曾在艺术界产生了影响,参与这次画展的共有12名画家,因此被叫作“十二人画展”。他们中大多不是科班出身的美术专业人士,而是在“文革”中蛰伏着、受西方印象主义影响的“野路子”画家。作品题材和当时美术界浓郁的政治色彩毫不相干,大多是风景、肖像和静物油画。这次画展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它本身的艺术价值。
夏葆元说,钱培琛曾告诉他,复制画作开始因两个西班牙经纪人,这两个西班牙经纪人是在西四街画画时认识的一对情侣,男的名叫何塞 卡洛斯 伯甘迪奥斯 迪亚兹,女的名叫格拉菲拉 罗萨莱斯。夏葆元说,他很怀疑这两个经纪人并不是西班牙人,从名字上看更像是讲西班牙语的南美人,而南美人在美国人眼里声名狼藉,常干一些不良的勾当。夏葆元说,当时钱培琛复制的还是一些写实风格的画作,模仿的大多是50~100年前美国、欧洲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算不上名家,因此也谈不上造假。这样的画很受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欢迎,一般他们买回去会挂在客厅和餐厅里用做装饰。钱培琛画一幅画的收入大概在500~800美元,甚至低到300美元的活儿也会接,但这显然比在街头画画好多了。
上世纪90年代初,钱培琛的妻子和女儿来到美国和他团聚,他们一家的生活逐渐变得好起来。钱培琛的妻子在靳羽西家里做管家,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她退休。钱培琛的两个女儿在美国也适应得很好,大女儿去美国后两三年和当地一个来自上海的小伙子结了婚,小女儿后来嫁给了一个台湾富商,生活富足。
钱家在纽约皇后区买了房子,此后钱培琛和其他中国画家的联系逐渐变少,反而是钱培琛的大女儿倒常被画家们提及。钱培琛的大女儿在纽约一家泳装公司做部门主管,一些生活窘迫的中国艺术家会应征到她的手下设计泳装和花布。
与钱培琛合作的两个经纪人开了一家画廊,钱培琛是这间画廊的专属画家,钱培琛与画廊合作的故事是一个特例。因为这间画廊太默默无闻,我们无法获知钱培琛在其间的活动情况,但据美国警方公布的信息,钱培琛在90年代就开始陆续仿制名家的画作,包括马克 罗斯科、杰克逊 波洛克、罗伯特 马瑟韦尔、威廉姆 德 库宁等大师的作品至少63幅。这些作品并不是对存世作品的复制,而是钱培琛根据这些画家的画风炮制出来的新作品。
警方最近公布说,自1994年开始,罗萨莱斯将63件画作出售给了两个曼哈顿的画廊,一个名叫“诺德勒画廊”,位于曼哈顿下城,另一个是该画廊前雇员朱利安 韦斯曼在2007年开的一家画廊。女经纪人罗萨莱斯为钱培琛的作品编造了离奇的来历:她说这些画作基本上都来自于一位匿名收藏家,后来大家管这名收藏家称作“小X先生”。罗萨莱斯谎称,小X先生的父亲是一名富豪,他曾经的情人是一位花花公子兼美术馆拥有者,也是“同性恋艺术圈”的一名关键成员。这位情人曾为两个知名的画廊工作,因此老X先生也得以周转于众多工作室,并在50年代走后门买到艺术作品,秘密保存起来。当老X先生和那位情人都去世后,小X先生就开始悄无声息地出售这些未著录的艺术品。
起诉书说,诺德勒画廊销售的40幅赝品共收益6300万美元左右,其中4300万美元由画廊所有,罗萨莱斯获得了2000万美元;通过朱利安 韦斯曼售出的赝品共计销售金额为1700万美元。警方在调查中认定,钱培琛在2005年12月靠一幅作品挣了5400美元;2008年2月,他又靠另一幅作品挣了7000美元。
在十几年杳无音信后,徐思基说他在2000年左右接到了钱培琛的电话。钱培琛回到了上海,一开始没有地方搞创作,徐思基把自己的画室借给他。出国20年,钱培琛的画风转变了很多,现在他喜欢使用麻布拼贴的形式作画,比较多的是画鱼、马、侍女等等,画幅很大,远看色彩冲击力很强。徐思基说,钱培琛在画室创作时是上海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时期,使用旧麻袋作画,画室会搞得很脏,麻袋味道也非常刺鼻。钱培琛集中创作一批后,邀请上海的艺术家朋友过来欣赏、评论。徐思基回忆说:“来的都是朋友,所以大家都是捧场说好话。我觉得他在国外接触了比较多的绘画风格,受了影响,找到了自己想表现的途径,看起来感觉很新鲜,国内没见过有人这么画。”夏葆元说,他也被邀来参加,他说他给钱培琛提了意见,觉得应该画得更细腻一些,但钱培琛不以为然。
钱培琛集中搞创作的目的是想开个画展。这在徐思基看来非常容易理解:钱培琛多年没有回来了,应该办个画展给自己造造势。他有朋友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介绍钱培琛去那里办画展。这是钱培琛在国内办得最大的一次展览,一共5天,开幕式酒会邀请了很多朋友,搞得很热闹。办这样的画展需要自己出钱,当时的场地租金是每天2000元左右,此外还要自己张罗那些来开幕式捧场的朋友吃饭,花钱在媒体上写文章。徐思基回忆,这次画展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效果,“他的创作手法比较新,麻袋味道比较重,大家都接受不了,所以当时一幅都没有卖出去。画展期间,报纸上只登了一块豆腐块文章,花了几千块钱在一本艺术杂志上登了一下也没什么反响”。
在钱培琛回国办展览的头几年,他在美国的两个经纪人也常来帮忙。徐思基说,除了刘海粟美术馆的展览,两位还帮钱培琛布置过上海艺博会的展出。“他们俩很热情,在酒桌上就能跳起舞来。我觉得钱培琛的画应该只有西班牙人比较能接受。有一次钱培琛告诉我,他在刘海粟美术馆的一幅展品卖出去了,买主是西班牙文艺联盟驻远东地区总代表,价格是5000美元,这个买主就是他的经纪人介绍的。”
但钱培琛和这两个经纪人的合作很快走向了终结。策展人金盼曾帮钱培琛做过一次小规模展出,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展出的目的就是帮钱培琛在国内寻找新的合作画廊。画展在一个私人画廊的小型展示空间里,画作不再是大幅的麻袋拼贴,而是小型的撕纸拼贴画。这次画展帮他找到了“BB画廊”,之后该画廊帮他做了展览,出了画册,但双方的合作并不顺利。金盼说,钱培琛最近又在和韩国领事馆做一些活动。“如果和BB画廊合作良好的话,不应该会和其他人办展览。”
金盼和这群早期旅美画家接触较多,他觉得这些画家都很难被上海艺术市场接受:“上海最顶级的画廊是瑞士人开的,他们基本不接受旅美画家,唯一例外是李山,主要原因是他的风格是政治波普,外国人喜欢中国人的这种风格。这些旅美画家年龄都比较大,资历比较深,画作的价格是按美元计的,小的画廊承受不了,况且他们也看不上小画廊。”
有关钱培琛的假画,夏葆元说,他虽然没有看过,但他认为这种仿造应该不会很高明。“我了解钱培琛的技术,他画得比较粗糙,即使能模仿了波洛克的形,也无法模仿波洛克的精髓。在‘艺术学生联盟’时期,钱培琛虽然和一些高超的艺术家同在版画室学习,但他的文化素养不高,没有领会美国精神是什么,他没看过《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个粗人。”
夏葆元觉得画作能欺骗众人双眼,还是因为“美国人也很多不是内行,这类画廊面对的客户群可能也不懂艺术”。最早发现自己被骗的是比利时对冲基金的一名经理。他在2007年购买了一幅波洛克的画,这幅画也是罗萨莱斯最成功的一笔交易,经过朱利安 韦斯曼之手卖了1700万美元。这名基金经理发现,这幅画上使用的两种绘画颜料是在波洛克去世之后才被研制出来的,于是报了警。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仿造名家的画作,甚至在画作上仿冒画家的名讳都是合法的,只有冒他人之名销售赝品才触犯法律。因此钱培琛目前处境安全。自2009年美国警方开始调查此事后,他每年回国的时间变得更长,基本上每年三四月回来,一直待到圣诞前才回美国。几年前,钱培琛在上海买了房子,徐思基说,是一个没有厅的两居室,有时画作堆满了屋子,显得十分拥挤,因此他猜测,钱培琛的经济状况至今仍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