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西方参展的中国画家：林呱

林呱是最早在西方参展的中国画家。

　　18—19世纪，呱字辈高手如云。西方写实绘画经他们之手传入中国民间，林呱是最早在西方参展的中国画家。

　　呱是18—19世纪广州画家的名号，也是画店品牌。林呱、庭呱、新呱、周呱、通呱，今天为人所知的呱字辈都是历史中留下手笔的洋画高手。

　　呱字洋文写作Qua，从葡萄牙语词Quadro而来，欧洲人看见商行的呱字招牌，便知道店里做的是洋画生意。

　　艺术史学者吕澎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史，发现要把20世纪的事情说清楚，必须补上18—19世纪这一段历史。他说：“过去一谈到‘西画东渐’就提郎世宁，而外销画才是中国民间最早接受西方写实绘画的途径。”

　　按照今天的定义，广州呱字辈也许不能被称为艺术家，但他们却最有匠人风范，对自己手头的活儿一丝不苟，“嗜之越笃，技巧越工”，在商旅往来的码头赢得一席之地。

　　法国作家老尼克在《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中这样描述呱字辈中的翘楚林呱：“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浑圆的脸，眼神深邃犀利。我猜想，在他的友善外表下隐藏着适度的辛辣和狡黠。当我第一次看见他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拿着画笔，拳头紧握，画笔垂直于画布时，我努力想说服他，告诉他我们的手势更好，更轻松，等等，等等。‘哦！是啊。’他听完我的话，那副耐心足以奉为楷模……”

　　今天被误认为香妃像的清代女子肖像，根本不是郎世宁所作，而是广州呱字辈的“蒙娜丽莎”，一个成功的外销画范例。外销画的身份也许会降低它的价位，但无损于它的美感。从融汇东西的贡献上来说，宫廷画师和呱字辈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前者为了迎合皇家趣味而更中国化，后者为了适应欧洲买主需求而更具有透视感。

　　“倘若他生活在除去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度，都会成为一个新画派的奠基人。”

　　外销画有高手，活跃于1775年至1810年间的史贝霖(Spolilum)，很早就可以精确地临摹约翰·特鲁布尔的《乔治·华盛顿》。不过，跟宫廷画比起来，外销画的价格一直不高，这大概是因为市场认定外销画只是当年的旅行纪念品和装饰品，并没有拿它当大写的艺术来看待。

　　1835年，英文报纸《广东邮报》(CantonRegister)刊登过这样一则广告：“可以向读者保证：如果他们希望在下次彗星访问地球之前的有限时期内永生，毫无疑问，最好是为母亲、姐妹、情人、知己、妻子留下一幅比在她们心目中更英俊漂亮的肖像——蓝阁画的，只要15块钱，罕见的传神！”

　　这位蓝阁即是林呱，南海人关乔昌，在呱字辈中，他的名气最大，因为师从毕业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英国人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学了一手好油画。《广东邮报》说他“已经成功地把握了面部的神情特征，并令人惊奇地显示了艺术的感染力”。这一年，他的《老人头像》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成了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

　　林呱的名气甚至威胁到英国老师的生意，他跟钱纳利学了几个月便自立门户，打出招牌——“林呱，英国和中国的画家”，因为价格是钱纳利的十分之一，抢了很多生意，让钱纳利大为恼火，不肯认他这个学生。

　　林呱之所以有这样的油画手艺，除了向钱纳利学习，还因为临摹了大量欧洲人带来的油画和图片。美国皮博特·伊赛克斯博物馆(PeabodyEssex Museum) 收藏了一幅他画的《大宫女》，除了方向相反，与安格尔原作几乎一模一样。

　　刘海粟认为：“蓝阁一生创作了极为出色的油画，至今仍为香港和广东的画家所临摹，倘若他生活在除去中国以外的任何国度，都会成为一个新画派的奠基人。”浙江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莫小也指出，19世纪中期一些讲究以透视深度作构图与阳光下的色彩阴影关系的外销画常常归属林呱。

　　林呱并不是唯一在海外亮相的呱字辈。1838年，罗伯特·巴福特(Robert burford)在伦敦展出巨幅广州风景画，展览画册上写道：“此作品源于广州画家通呱之原创作品，其作品以高度写实而闻名。”

　　林呱的弟弟庭呱关联昌也是有名的外销画画家，和哥哥一样，他也在同文街开了画店，他擅长水彩画和细密画，留下了不少成套的人物风俗画和生产风俗画。

　　呱字辈也像今天的淘宝卖家一样，推出一个爆款就有人偷师，盗图，跟风卖。

　　十三行的靖远街和同文街，最多时有两三千画师。后来外销画失传，卖画生意也消失了。

　　如今广州的画店集中在文德路上，卖画、卖框或专事装裱，早已没有了呱字辈的人气。当年十三行画店的忙碌，只能在留存至今的画中重温：

　　门前悬着一块Tingqua匾额的庭呱画店，从二楼打开的窗户看进去，窗户两边挂着“一帘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天”的对联，激励画工刻苦工作。墙上挂满了风景、肖像和仕女图，三个画工正在靠窗的桌子上埋头作画。

　　画店是流水线作业，充斥着相同题材和类似构图的作品。呱字辈也像今天的淘宝卖家一样，推出一个爆款就有人偷师，盗图，跟风卖。

　　英国美术史家苏立文说外销画“像沙子那样掉入下层专职画家和工匠画家的手里”，他认为大多数从事外销画制作的人都是画店的学徒和助手，他们的中国画和洋画训练都只有一点皮毛，也画得比较僵硬。

　　1819年9月至1820年2月，美国费城旅行家小罗伯特·沃恩(Robert Waln Jr)逗留广州，编制了一张十三行“行外人”(店主)排行榜。其中，同文街的画家琛呱排名第一，此时刚出道的林呱排名第二，此外还有靖远街上的通呱、小通呱和福呱榜上有名。

　　出名的呱字辈才会在作品上署名，作为个人品牌。大量的外销画是佚名的，只能凭风格大致认出是哪个时期的作品。

　　这些批量制作的外销画通过不同途径流向欧美：旅行纪念品、清朝官方的赏赐、欧洲商人的订单。既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加深了他们的误解——画中所绘并非总是写实。

　　外销画热卖之际，正好是英法最热衷中国之时，英法商人带着便于携带的图案样式往来广东，让呱字辈照样复制，所以在今天存世的外销画中，有不少纯粹的西方肖像画，有的甚至与马奈的《阳台》有着相似的构图。

　　2012年，香港曾举办“东西共融：从学师到大师”展，展出18—19世纪广州外销画。展览的特别之处在于将西方人的原件和中国人的外销画摹本并置展出。呱字辈的作品虽然不及西方人地道，但是他们尝试将工笔和色块结合起来的方式却很有独创性。

　　虽然为外销而工作，广州画家与欧洲画家的关系却并不总是单纯的学习和模仿。英国人孔佩特(Patrick Conner)在《广州十三行——外销画中的1700—1900年代在中国南方的西方商人》中提到了这样一段史实：第一位到广州的西方专业画家托马斯·丹尼尔和侄子威廉(Thomas Daniell and William)也借鉴了广州外销画，才画出《中国旅途的如画风景》(1810年)。

　　通草水彩的“广州明信片”，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东方旅行纪念品。

　　今天在欧洲的很多博物馆中，都收藏着当年的外销画。这是因为18世纪欧洲“中国风”流行，瓷器、刺绣都是时人爱物，满满东方风情的外销画也非常走红。普通货色有行商组织生产的大批行画，高档货有象牙套色画，甚至有人直接将清朝画工请到家里，耗时数年绘制壁画。

　　外销画材料多样，早期有制作复杂的玻璃画——中国画工是如何掌握这门复杂技巧的连欧洲人都迷惑不清；还有一些画的人脸用象牙贴镶，衣服用丝绸粘补；呱字辈最擅长的是用进口矿物颜料画成的油画，最热销的也是油画；价格比较低廉的是悬挂纸画，画满花鸟和蝴蝶、风景与风俗，专门用来挂在欧洲人的中式房间。

　　呱字辈不仅靠进口颜料、纸张创作西洋风味作品，而且自有发明，比如用通脱木茎髓制成“似纸非纸”的通草片，在上面用水彩作画。这种材质与主题均中国味十足的“广州明信片”，是当时十分流行的东方旅行纪念品。

　　最早的外销画以安静优美的港湾风景为题材，随着1857年“一口通商”，广州财富聚集，画家开始描绘“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繁荣，外销画的画面多了大船、大宅、教堂，也多了动感。《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描绘珠江沿岸图景的画幅，一派水国商都景象。

　　除了炮台和军舰，入画的还有花艇。大英博物馆所藏的9米长的《珠江长卷》中有近500条船，华丽的花艇遍布十三行商业区和沿江码头。花艇、老矩艇执色情行当，还有专为花艇接客人的皮条开埋艇，以“虫二”为招牌，意思是“风月无边”，画中的珠江颇有秦淮风味。

　　除了“明信片”，还有一些“连环画”很流行。“茶叶、丝绸、瓷器是当时主要的贸易内容，是欧洲最需要的东西，他们欣赏产品，也很想知道这些东西究竟是怎么生产的，因此就有很多像连环画那样的画描绘茶叶、丝绸、瓷器的制作过程。”吕澎说。

　　呱字辈还画市井风俗，接订单画欧洲人和中国人肖像，除此之外还有情色味的家庭生活画和直接的春宫画。比较少见的则有描绘雪后场景的雪景图、描绘新年场景的岁朝图等。

　　林呱在1836—1855年之间受伯驾医生(Peter Parker)委托绘制的患者肖像，恐怕是外销画中最特殊的例子。这些画现藏于伦敦盖伊医院戈登博物馆，最早是作为医学档案而创作的。伯驾医生回美国之前，需要向赞助人展示他在中国行医和传教的成果。这些画像的主人公每个都有奇大的肿瘤，每一幅画都附有病状的描述。它们还曾作为广告宣传画在广州博济医院的走廊里挂过。

　　外销画流行一百多年，为什么后来消失了？吕澎说：“这个时期绘画的目的就是了解事件、人和风土人情，有照相术之后，为什么还要去画，多吃力。另一个原因是，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1911年辛亥革命，国家动荡，失去了对之前发生了一百多年的艺术现象的关怀、整理、记忆，这个行业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没有了。”

　　鸦片战争后，广州不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呱字辈不得不转移市场，同时为了挖掘中国买家，画了大量“中国式风格”的作品。

　　1845年9月，林呱在香港皇后大道3号开设画馆。新呱、周呱等则去了上海，看那边通商之后是否有机会，但这些努力都没能挽回外销画的颓势。印刷取代了画笔，香港月份牌画家关惠农成了新的外销画红人。

　　呱字辈们

　　浩呱 伍秉鉴，1769—1843年，原是“十三行”领袖同文行大班潘仕成麾下的账房先生。“浩呱花园”油画廊老板。

　　史贝霖 清代广州洋画画家中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个，擅长肖像画。18世纪70—90年代，由中国人绘制的西洋画大都被归附于史贝霖的名下或称为“史贝霖画风”。

　　林呱 关乔昌，活跃于1830—1860年间，擅长肖像画，技法趋近于英国当时流行风格。于广州十三行同文街16号设有画店，1845年9月将画馆搬往香港皇后大道3号的奥斯活大厦。

　　庭呱 关联昌，活跃于1840—1870年间，林呱的四弟，与他同在广州十三行同文街开设画店，擅长水彩画和细密画。他的名画《插秧》由美国皮博特·伊赛克斯博物馆珍藏。

　　新呱 活跃于1830—1870年间，是19世纪中叶广州著名的外销画家。他擅长油画和水彩画，画题大多是商港风景。

　　煜呱 活跃于1840—1870年间，擅长画商港风光，他喜欢把天空和海水涂成紫蓝色，以流畅的笔触描绘船艇及房屋，以白色的油彩加强海水及人物的质感。煜呱在广州及香港都设有画店，铺号为“怡兴”。

　　南昌 活跃于1845—1875年间，也是一个擅画商港风光的画家。他特别喜爱绘画广州黄埔一带的风光。

　　艺术史学者 吕澎

　　20世纪艺术史要补在19世纪的尾巴上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这一段一百多年的绘画史，在我们的艺术史上非常薄弱。很难看到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述，就更不用说还要去研究它。1987年，《中国美术报》发表柯文辉执笔、刘海粟署名的文章《蓝阁(林呱)的鳞爪》，说蓝阁才是中国最早的油画先驱者，这是他的基本态度。

　　我们现在谈美术史谈的全是徐悲鸿、刘海粟，是，他们主动到欧洲去了，但这不等于要把外销画一百多年的东西给抹掉，他们的出现是有上下文和理由的。中国油画开始得很早，可是中国的美术史家都没有去研究，刘海粟提出话题就是希望大家去关注这段历史。

　　老一辈艺术史家水天中、邵大箴等没什么资料，就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我是因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写作往前延伸而触及到这一段历史，原因是20世纪艺术史的书写必须要补在19世纪的尾巴上。如果这一段不说，后面是有误导的。

　　除了从晚明开始就有西方传教士带进中国宫廷的绘画外，随着欧洲商贾、游客在中国的商贸活动、生活及民间传教，西方绘画以及制图方法也渐渐地传至中国内地，尤其沿海城市。

　　到了宫廷的画师有文艺复兴以来的技术，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更多地受皇帝的要求而改动风格和技法，以至于比较倾向于平面化的中国绘画。而广东沿海地区自发的绘画形式总的说来是向欧洲学习的，因为主动性全在买主手上。它更加是随着欧洲的趣味去的，同时中国人的眼光、手艺又导致画面呈现出很多中国风格。

　　另外，外销画这个词是美术史家所确定的，它的使用有点模糊，估计是来自外销茶、外销瓷的概念，容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画就不是为了卖到欧洲去的，比如说一幅中国官员的肖像，就是一个给中国官员画的私人定件。

　　国内这一块研究没有做足，商务印书馆有一套《19世纪末期的油画》，广东也有人写过东西，还有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里写了很多关乔昌和钱纳利，但是由于角度和陈述方式的不同，并没有引起太多美术史上的注意。我正在组织一套书和一个展览叫“文明的维度”，作者包括胡光华、莫小也等14位国内学者，还有两位国外学者卡尔·克劳斯曼和孔佩特。

　　当我们往前寻找上下文的时候，必须看到清政府的门被撞开之后，东西方也在急剧地碰撞和交流。没有这样的土壤根本不可能有1911年，也不可能有清政府晚期的改革步骤。(采访/孙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