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本斯：佛兰德斯的儿子

鲁本斯，佛兰德斯的儿子 鲁本斯油画三联画《下十字架》 鲁本斯油画《克拉拉·赛琳娜·鲁本斯的肖像》

　　正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展”让观者有机会直面西方艺术史上的重要绘画作品。形成于1581年前后的佛兰德斯画派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要篇章，而鲁本斯则是那个时代文化盛景的象征。

　　正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鲁本斯、凡·戴克与佛兰德斯画派——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展”让观者有机会直面西方艺术史上巴洛克时期的重要绘画作品。形成于1581年前后的佛兰德斯画派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要篇章，而鲁本斯则是那个时代文化盛景的象征。近距离观赏其作品足以感受到巴洛克绘画中无法阻挡的浪漫情怀。

　　姜岑

　　1840年，年轻的比利时终于在获得了欧洲各国的签字后，迎来了真正的独立。在这举国沸腾之时，欢欣鼓舞的人群特地在安特卫普举办了规模盛大的鲁本斯纪念庆典活动。是的，这个新生的国家热切渴望从过去的辉煌中为独立正名，向未来宣誓。于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年)成了象征新生的比利时国家独特文化的不二人选。他不仅是历史上佛兰德斯王室受人敬仰的宫廷画家，更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文化盛景的象征，这一点早已在全欧洲得到公认。选择鲁本斯，是比利时的荣幸和眼光。

　　在西方美术史上，一般把16-18世纪尼德兰南部(今比利时及法国一小部)的绘画流派称为佛兰德斯画派。佛兰德斯画派的作品，既带有民主性倾向，又保留着明显的贵族性和宗教性，对欧洲美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勃鲁盖尔、鲁本斯、凡·戴克等。

　　对于鲁本斯这位佛兰德斯画派最为杰出的艺术家，国内观众大都耳熟能详。《劫夺吕西普斯的女儿》、《玛丽·德·美第奇抵达马赛》S形构图、响亮饱满的色彩、动感十足的巴洛克风格，构成了人们对于鲁本斯的基本印象。然而这样的概括准确，却未免过于骨感。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艺术巨匠在画里画外都有着值得称道的精彩人生。人文主义者、外交家、学者、收藏家、鉴赏家、艺术天才……这些看似不相关的身份都在鲁本斯一个人身上完美展现，相得益彰。

　　“诸画家之王，诸王之画家”

　　鲁本斯出生于优越而富有教养的律师家庭，接受过系统专业的美术教育，为人谦和、极富教养而又活跃健谈，有着极强的交际能力，也同样有着令人惊叹的旺盛精力。他的画室人气鼎盛，作品的数量也十分惊人，终其一生在欧洲艺坛盛誉不衰，各种规格的委托创作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和他的家乡佛兰德斯纷至沓来。鲁本斯的作品中则折射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即使他创作的主要题材是宗教神话，但他还是以世俗的人物和自然去表现神界人物，正如法国美术史家丹纳所言：“他的作品表面上涂着一层天主教的圣油，而骨子里的风俗、习惯、思想感情等，一切都是异教的。”

　　1621年至1630年间，鲁本斯曾得到西班牙王室的委任，出访欧洲多国进行外交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功绩要数成功为西班牙和英国缔结了友好关系，并荣获英国和西班牙王室授予的骑士头衔。鲁本斯本人也对外交工作颇感兴趣，他曾说：“画画是我的职业，当大使是我的爱好。”在欧洲，鲁本斯以一个受人尊敬的贵客出入一个个宫廷，也因时常为王室作画而被赞誉为“诸画家之王，诸王之画家”。比如，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之母玛丽·德·美第奇绘制的《玛丽·德·美第奇的生涯》组画就是其中的传世经典，组画创作于1622年至1625年间，共24幅(其中3幅是肖像画)，家喻户晓的名作《玛丽·德·美第奇抵达马赛》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巨作依然陈列在巴黎卢浮宫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可以说，鲁本斯的艺术才能成为了他重要的外交砝码，而他出众的外交才华又为他的艺术赢得了上流社会的极大青睐，两者相得益彰，成为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鲁本斯还酷爱收藏画作，有古代大师的，也有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但凡是他看中的画，无论多么昂贵，都不惜重金买下。如今在位于安特卫普的鲁本斯故居里，游客还有机会一睹艺术大师独特的收藏品位。

　　“金色的鬈发”与“扭转的裸体”

　　除了事业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外，鲁本斯的私人生活同样十分美满。他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是安特卫普著名法律学家的女儿伊莎贝拉·布兰特(Isabella Brant，1591-1626年)。伊莎贝拉年轻貌美、富有魅力，让鲁本斯一见倾心。他们结婚后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并育有3个孩子。而在美丽的伊莎贝拉去世4年之后，53岁的鲁本斯又娶了16岁的海伦娜·芙尔曼(Hélène Fourment，1614-1673年)为妻，育有5个孩子，白头到老。海伦娜是他朋友的小女儿，也是他前妻的侄女。同时，海伦娜也成为多幅鲁本斯晚期作品中的模特儿，包括《海伦娜在花园里》、《裹在大衣里的海伦娜》和《皮毛装束的海伦娜》等。第二段婚姻的幸福在这些作品中静静地流淌。在艺术史上，鲁本斯也许是为数不多的一生都过得幸福顺利的画家。而这种优越而舒畅的生活环境使鲁本斯形成了乐观、热情、浪漫的生活态度，也从一定意义上造就了其自如洒脱、动感奔放的艺术风格。

　　鲁本斯的艺术风格，色彩和构图当数他的两大重要贡献。鲁本斯的色彩有着前所未有的表现力。受到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影响，鲁本斯的作品色彩富丽堂皇，对比鲜明。他吸收了提香的暖色调，而以更为透明的色彩层层相叠，使画面呈现出极为丰富的色调变化。金色的鬈发、柔软的肌肉、绸缎般的闪光……在他独到的色彩技法下，展现出勃勃生机和耀人的奢华。

　　鲁本斯的构图则更常采用动感很强的S形、波浪形、对角线和放射形来进行画面构成，这和文艺复兴时期单纯的、稳定的金字塔形构图有很大区别。如此的构图，外加巨型的尺幅，使画面中那“活跃的人群，成堆的丰满壮实而性感的裸体，一簇簇晃动着的闪闪发光的华贵衣裙，剧烈的人体动态的扭转、旋动”显得更加气势恢宏。

　　佛兰德斯的孩子

　　然而，作为17世纪巴洛克艺术乃至整个西欧绘画界的代表画家，鲁本斯的艺术风格不仅受到意大利的影响，佛兰德斯本土艺术对他的滋养也十分重要。几年前，鲁本斯家乡的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博物馆特意开展了一场关于鲁本斯的专项课题研究。馆长保罗·胡维纳博士(Dr. Paul Huvenne)在《鲁本斯的佛兰德斯传统》一文中指出：“鲁本斯在意大利时期所形成的跨国界的绝妙风格是由以下两者组成的：作为优秀的低地艺术家所认识到的自身优势，以及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深刻洞察。由此，鲁本斯对于欧洲巴洛克艺术的贡献无人能及。”

　　无可否认，意大利画风对鲁本斯的影响至关重要，甚至从他去意大利之前的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奥托·范费恩(Otto van Veen)是鲁本斯的老师，也是当年安特卫普著名的王室宫廷画家，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根据胡维纳的论述，正是范费恩教导鲁本斯，油画艺术不仅仅靠专业知识和闭门习作，更需要深谙艺术理论与人文经典，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杰作。范费恩的言传身教的确对他的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鲁本斯如饥似渴地吸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华，熟读经典，并发展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风格。然而这套风格中，本土的元素也不可忽略。用19世纪荷兰文艺评论家康拉德·布歇根·修特(Conrad Busken Huet)的话说，鲁本斯与伦勃朗在艺术上分治南北。而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艺术传统，那就是所谓的“早期尼德兰绘画”。而胡维纳也认为，鲁本斯确实认真思考并吸取了故乡佛兰德斯的艺术养料。

　　现代油画的发源地

　　从中世纪起，佛兰德斯就是“高品质”的代名词，特别在音乐和艺术等奢侈品方面尤为如此。那时起，佛兰德斯的艺术品就大量出口，到15世纪勃艮第时代达到无可匹敌的高峰。而这一传统在哈布斯堡王朝查理五世统治时期依然延续。值得一提的是，佛兰德斯的优秀艺术并不只是欧洲王室的专利，事实上，它们根植于城市的中产阶级文化。在商人、店主、工匠们的心中，“美妙之地佛兰德斯”的形象早已确立。而在油画艺术史上，佛兰德斯更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那里被公认为是现代油画颜料和油画技巧的发源地，发明者是15世纪的佛兰德斯绘画大师杨·凡·艾克(Jan van Eyck)。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给油画艺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新，也由此促进了欧洲油画的迅猛发展。

　　就城市而言，安特卫普的艺术繁荣要略晚于布鲁日、根特等几个周边城市，然而到了15世纪末，安特卫普的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国外客商大量涌入，经济的繁荣吸引了大批艺术家，艺术作品也在国际上深受追捧。到16世纪，安特卫普已然成为了低地国家的经济和艺术中心，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重要的地位。它也因此自视为佛兰德斯绘画传统的继承人。

　　鲁本斯没有辜负这片艺术的沃土。虽然自年轻时代起就对艺术高地意大利心怀敬意，潜心研习，但对于故乡的艺术资源，鲁本斯同样十分重视。胡维纳援引了乔斯·凡·登·布兰登(Jos Van den Branden)在《安特卫普艺术学校的历史》(Geschiedenis van de Antwerpse Schilderschool)一书中的论述，其中布兰登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伟大的鲁本斯是如何盛赞昆丁·马西斯(Quentin Massys, 1466-1530年)的”。马西斯是安特卫普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也是风俗画的一位重要先驱。艺术家通过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将当时人们的行为展现在公众面前，接受批判和道德考评。“实际上，对马西斯的尊崇不只是顶礼膜拜的问题，而是包括鲁本斯在内的一批画家都将他视作安特卫普绘画传统的奠基人，这也被认为是对佛兰德斯画派的一种追随。”

　　兼容并蓄而不丢失自我

　　对于风俗画的兴趣与贡献也是鲁本斯继承发扬佛兰德斯传统的一个例证。在胡维纳看来，“对于鲁本斯这样一个巴洛克历史画大师，人们很容易忽略他在风俗画方面的巨大贡献。”他不仅热衷风俗画的收藏，而且喜欢对其中一些16世纪的画作进行“改进”——比如，对马尔顿·凡·克利夫(Maarten van Cleve)作品《圣马丁的盛宴》的润色，这也证明了他对风俗画表现力的信心。而在风俗画方面，他也深受布鲁盖尔(Bruegel)家族的影响。

　　在画法上，鲁本斯同样吸取了不同于意大利的欧洲北方画派的元素。胡维纳认为，自17世纪初鲁本斯从意大利归国，重新在安特卫普安顿后，他“明显改变了其在意大利时期所掌握的绘画技巧”。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中鲁本斯的两幅著名的祭坛画——《上十字架》和《下十字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画面变得更薄更透明，而这正是欧洲北方画派大师所擅长的。

　　对于鲁本斯身上的佛兰德斯特质，德国艺术史专家尼尔斯·比尔特纳(Nils Buettner)则离开画面分析，转而埋头故纸堆，别具视角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一探究竟。研究包括鲁本斯的职业生涯、社会关系、艺术成就等。比尔特纳发现，自打从意大利回国后，鲁本斯就将全部的精力投给了故土。而他安特卫普的根——人脉、文化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会语境——也从很大程度上为他的成功奠定基础。有学者在评论鲁本斯的风景画时这样描述：“他在风景画里常常寄托着对故乡佛兰德斯的思念，尽管他漂泊于世界各地，无限辉煌，但那片对故土难以割舍的情怀从未泯灭。”身为佛兰德斯的孩子，鲁本斯的画笔也许不会撒谎。

　　“我把世界的每一块地方都看作是我自己的故乡。”鲁本斯曾经这样说过，也的确有着这样的胸怀和胆识，然而真正让他放不下的或许还是养育了他祖祖辈辈的那片故土。是的，鲁本斯复兴了佛兰德斯的艺术，然而，也是佛兰德斯的艺术传统和血脉成就了鲁本斯。或许，正因为心怀世界而不忘故土，兼容并蓄而不丢失自我，鲁本斯才得以创造出有别于当年艺术高地意大利的独特的西欧巴洛克风格。这是一份文化自信，也符合艺术传承与发展的规律。而如今，面对远道而来的鲁本斯名作，国人是否也能得到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