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布尔认为,风景画必须以观察的事实为基础,“体现对自然效果的纯粹把握。”为了准确把握自然的效果,康斯坦布尔经常到户外观察自然风景,并画了大量的油画速写。
英国风景画家中,透纳和康斯坦布尔(1776-1837)被誉为“真正使英国风景画摆脱荷兰、法国或意大利绘画影响而走上自己独立道路的两个人。”
不同于透纳的幻想主义画风,康斯坦布尔是一位写实主义画家,他追求真实的视觉感受,许多风景画都是对家乡的真实描绘,他深沉热烈的情怀是通过客观现实景象而表达出来的。
康斯坦布尔现在被称作是19世纪欧洲风景画的真正奠基者。但是,伦敦国家画廊所收藏的他的第一幅画作,却是他去世之后由他的朋友捐赠的,即使是无偿捐赠,画廊方面仍然再三犹豫。然而,康斯坦布尔在他生前却得到了法国的重视。
意大利形而上画家契里柯说:“正是康斯坦布尔给了我一个优美的世界,康斯坦布尔所用的各种不同对比的色彩,从远处看产生了一种跳动的效果。”
由于契里柯的评论,有法国记者劝康斯坦布尔把作品送到巴黎展出。这样,1824年巴黎欧洲名画展上便出现了康斯坦布尔的《干草车》等作品,并且给法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干草车》流露出画家对大自然的深刻感受和激情,画面亲切自然,老树、低矮的房屋、河边洗衣的农妇、吐着舌头的小狗,还有一辆正跋涉过波光粼粼的小溪、运送干草的马车,往远处驶去。英国诗人、画家布莱克赞叹说:“这可不是对自然的写生,这是灵感。”
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看了展览后,从《干草车》的天空得到启示,重新修改了他的名画《希阿岛的屠杀》中的天空和远景。并在日记中写道:“康斯坦布尔给了我一个优美的世界。”
继德拉克洛瓦之后,法国画家柯罗、米勒、库尔贝以及印象派的启蒙者马奈等人,都从康斯坦布尔的绘画中发现了观察自然界色彩的方法。有评论家不无感慨地说:“是法国人发现了一位英国绘画大师。”
康斯坦布尔说:“我生来就是为了描绘更幸福的大地—我的古老的英格兰。”正是出于对祖国的爱,他才创作出了像《干草车》这样充满感情的作品。
读到一篇某任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文章,讲述了一段透纳与康斯坦布尔的往事,颇为有趣。1831年的皇家学院,画家们正为一场展览做准备。只见一位头戴帽子身着风衣的大叔手握一把雨伞,他有突出的鼻子和下巴,短腿一双。非常像狄更斯小说里粗鄙的车夫小贩。他正是鼎鼎大名的透纳,一位极端自信的大师。“我是这个时代的雄狮!”他把这话挂在嘴边。
他环视墙壁中心位置,发现自己的画作被一幅酷似巧克力盒子的灰色教堂画所替代,他剃刀一般的眼睛恰好瞄到这幅教堂画的作者,这人正是康斯坦布尔。康斯坦布尔公开场合对透纳极尽敬重。而他能够进入皇家学会,据说也是拜透纳关系所赐。然而此时,康斯坦布尔利用自己职务之便用自己的画取代了显著位置透纳的画。
目击者罗伯茨说:“康斯坦布尔当时看着我,像被抓现形的罪犯。”
透纳的愤怒还有别的原因,在此之前,出身富裕家庭的康斯坦布尔形容理发师家庭长大的透纳“粗俗”。康斯坦布尔对妻子十分忠诚,那时正每天穿一袭黑衣悼念去世的妻子。而透纳则对婚姻天生排斥,“恨所有结婚的人"。
第二年,康斯坦布尔展出了一幅呕心沥血10年完成的作品《Openning of Waterloo Bridge》,画面内容太多,人群、彩旗、士兵,在一片闪闪发光的朱红与金黄之中,没有焦点。
旁边恰好是特纳一幅展现大海壮美的作品,画面只用了简单的灰色。
按照当时的规矩,展出前画家还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修改。透纳看了看康斯坦布尔,取来自己的调色盘和画笔,走向自己那幅画,在一片深灰的中央涂上了比硬币略大的红点,然后就离开了。
这时有人进来看到透纳的画,发现这一朵红,在整片冷灰的映衬下,那么生动夺人。康斯坦布尔画中大片的朱红与金黄都变得暗淡起来。
康斯坦布尔喃喃说道:他,来过,伤害了我。
1870年,年轻的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来伦敦,看到透纳这幅画,遂去泰晤士河边凭吊了这位先人—透纳那幅画就是在这儿画的,莫奈也在此取景,画了英国国会大厦。从这幅画起,莫奈的画开始呈现出别样的风格。
不可否认的是,透纳是最早打破禁锢的画家,他强调“你看到什么并不重要,你怎么看才重要。”他才是真正的“印象派之父”。
好似英国人的午后茶点一样,名人趣闻轶事无非就是日常生活的一种谈资。伦敦雾多,雾里看花未尝不是一种别样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