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易于欣赏接受梵高(图)

《自画像》，梵·高，1889年，布面油画，66×54cm，现藏于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 《星夜》，梵·高，1889年，布面油画，74×92cm， 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割耳后的自画像》，梵·高，1889年，布面油画， 51×45cm，私人收藏

　　自从弗洛伊德以来，人们在精神领域中所遇到的一切不可言说的困惑，其解决办法随着精神病院的设立从神界逐渐降临人间。这也使艺术家们具备了从绘画中挖掘潜意识、直觉、性本能、妄想等等的依托，更使得野兽派、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绘画流派得以蓬勃发展。这些现代绘画天马行空的表达方式并不是人人都能轻易看懂和接受。而被称为“现存社会秩序的陌路人，宣泄原始冲动的自虐者，精神人格扭曲的偏执狂”的梵·高，似乎更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欣赏。这与中国 “疯癫痴狂”的艺术传统有关，比如明代书画家徐渭，这样的狂放不羁似乎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状态。

　　冯锦/文   

　　梵·高：用色彩宣泄苦难生命里的激情

　　1890年7月末，荷兰画家文森特·梵·高放弃了精神病院的治疗，在法国巴黎近郊的奥维尔小镇对自己扣动了扳机，时年37岁。在他生命的最后数年中，梵·高饱受精神疾患的困扰，他打伤了朋友，割掉了自己的耳朵，狂躁混乱的幻听、幻觉一直如影随形。在文森特短短的10年艺术生涯里，他日以继夜地进行写生创作，画了800多幅油画和几乎数量相当的素描。梵·高最令人膜拜的艺术成就———色彩，却是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中才明亮起来。如《向日葵》《星夜》这样的名作，色彩强烈绚烂、激情洋溢，正是创作于这急剧燃烧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此之前，西方艺术史上从未有人像梵·高这样歇斯底里地坦露过自我。西方古典绘画自早期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了高度发达的视觉再现体系，在平面的墙壁、木板、画布、纸等材料上，艺术家能够把立体的自然造物表现得栩栩如生，完美地蛊惑人们的眼睛。但艺术的内容却始终无法离开为教会、贵族等赞助人服务的范畴，待艺术沙龙、展览市场兴起后，又难以忽视审查制度、商业经济的约束，艺术家的自我被压抑得十分渺小。巴洛克时代的伦勃朗曾用自画像含蓄地表露过自我，却不似梵·高般疯狂彻底；贝尔尼尼的传奇雕塑《圣·特雷莎的沉迷》也曾用坚硬的大理石展示过修女特雷莎在幻觉中的爱欲与痴狂，然而这种神秘却归属上帝。直到梵·高横空出世，观者直面的是各种形态的线性笔触扭曲纠结，是非自然的主观色彩夸张浓烈，是艺术家充满个性的主观情志在热烈迸发！

　　中国艺术传统追崇“疯癫痴狂”

　　一般人似乎已经习惯于现代绘画作品的“看不懂”，甚而谓之“瞠目结舌”。相较严谨而敏感的保罗·塞尚，多变而理智的巴勃罗·毕加索，中国人似乎更容易欣赏接受梵·高的作品。这恐怕与中国的艺术传统有关，“疯癫痴狂”的状态本身就是中国艺术创作中一种源远流长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即使是儒家，对狂人隐者也保持着尊重。而道家思想则更为推崇这种狂放不羁，并视之为真正的艺术创作状态。

　　以“疯癫痴狂”之号而闻名的中国艺术家可谓络绎不绝。唐代草书之圣张旭常醉后纵笔，号呼狂走，“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北宋书法名家米芾，因酷爱奇石，拜石头为兄，举止癫狂，人称“米癫”；南宋宫廷画家梁楷，参禅饮酒，放浪形骸，擅长写意画，笔墨粗率，简单传神，谓其自号“梁风(疯)子”；元代山水画家黄公望，晚年浪迹江湖，痴迷山川美景，“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人云“黄大痴”……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徐渭 《墨葡萄图》，徐渭，明，纸本墨笔， 64×116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徐渭：用水墨恣意抒放个性

　　明代出现了一位精神状态与梵·高颇为神似的书画家徐渭。徐渭是明嘉靖、万历间人，出身官宦之家，年少时即负才名，然而生为庶子，幼年丧父，婚姻入赘，屡试不第，少年丧妻，一路行来，坎坷不断。后徐渭投入胡宗宪门下为幕僚，40岁方中举，但因严嵩倒台，胡宗宪在狱中自杀，其幕僚门人被追索。徐渭一度为之发狂，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幻听状态，屡次自刺其耳，还曾椎击头颅、肾脏，但多次自杀未死。更因精神问题变得疑神疑鬼，以为继妻不忠而以钝器击杀，因此入狱7年，逢新帝万历登基大赦方得出狱。徐渭一生的命运坎坷与精神偏执与梵·高异曲同工，但在中国绘画的传统语境中，艺术家抒发个性的武器往往不是色彩，而是水墨。墨是中国创造的最独特的黑色，由植物焚烧过后的黑色微尘胶合而成，水化之后可干枯，可湿润，可焦黑，可浓厚，可清淡，可变幻出朴素却包含无数可能的明暗色阶。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笔意纵横涂抹，墨气酣畅淋漓，不拘一格，充满强烈的艺术个性，与激情狂放的梵·高色彩相隔三百年时空，中西交相辉映。类似艺术的魅力，往往在当时孤独寂寞知音少，但却将历经时间的沉淀，超越时代而被后人真正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