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绘画是从很感性的阶段慢慢进入到感性和理性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我不可能完全理性的,就像极简主义绘画,我觉得他们最后都走到了极致,我更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我想说观念艺术恰恰成为了绘画的终结者,我还是喜欢保留了绘画性的理性绘画。
马树青的工作室位于火爆的文艺旅游胜地——798艺术区,与艺术区的热闹、浮躁相比,马树青则是一个低调的几乎不怎么与外界接触的艺术家,它的工作室位于798深处,闹中取静。这种状态犹如中国的抽象艺术之于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处于边缘的状态。
马树青的画室不大,墙上并排挂着多幅正在创作的小画,由于需要等颜料干透,他通常同时创作多幅作品,但他并不是一个高产的画家,一张画可以画上好几年。画室大门正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尺寸相对较大的画,乍一看仿佛是一块刚绷好画布,还未动笔,其实在表面的这层白色下面已经积累了厚厚的颜料,从画的侧面我们可以看到些许玄机。抽象画呈现给我们的并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艺术家创作的过程,画面所承载的时间。
您是1989年到了德国之后才接触到抽象绘画,那在出国之前呢?
出国之前也尝试了一些抽象画,但是我基本上是画写实的,就是具像绘画。当时的目标就是参加全国美展,一直沿着体制内的那套在画,我参加过第六届全国美展,很年轻就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因为几次参加全国美展都得了奖。但是总觉得被题材、被任务所拘束,老觉得在赶任务,不舒服,但也没有特别强的自觉意识去改变。后来我也尝试使用那些不用的颜料画一些抽象画,但只是好玩而已。
当时有没有接触到西方的现代艺术?
接触了一些,但那个时候没想过要出国,所以也不觉得会在抽象这条路上走太远,只是好玩。出国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德国的当代艺术呈现几种不同的面貌,柏林是美军驻地,有很强的美国文化流入;我刚去德国的时候,德国本土的文化主要是新表现主义,博伊斯刚刚去世,所有的地方都在展出博伊斯的作品,在科隆、杜耳塞多夫那一代新表现主义很强悍,在世界范围都很有影响;我去的是慕尼黑,慕尼黑相对来说安静一些,既不同于德国正在高峰处的新表现主义,也不同于国际化的柏林,当时波普已经进入柏林,慕尼黑恰恰是抽象艺术的大本营。
我到德国前半年没有画画,教授就让我到处去看展览。现在回想我自己运气特别好,看了很多博伊斯的东西,但是他对我影响不大,有一个英国画家爱德华·霍奇金(Edward Hodgkin)对我影响特别大,他画的是尺幅很小的抽象画,我觉得特别震撼,很喜欢,突然觉得画也可以这样画,以前的那些拘束都没有了,很放得开。
我去德国的时候,教授也问我想走哪条路,他看过我在国内的具象绘画,也很喜欢,但是如果我还继续画写实的话,他认为我完全没必要到德国学习,如果画抽象就应该好好在学校里重新开始。我觉得我既然来德国了,肯定是要接触新的东西,而且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从性格上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自由一些的东西,做细致的东西,我永远不如别人做得好,很随意的东西反而会出彩。
等于从1989年到了慕尼黑美术学院开始画抽象,但一直找不到路,总觉得哪一条路前面都有一个大师挡住你,就开始尝试用水墨在宣纸上画,也很难,后来有一个德国的同学问我说你为什么只用墨,而不用颜料呢?我后来试着用很硬的丙烯颜料涂到软软的宣纸上,还真找到了一种感觉。我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宣纸作为绘画材料实在太完美了,在它上边画画很难超越这种有几千年发明创造历史的材料本身之美,我想我当时太在意纸的美,墨的渲染、层次,水的痕迹……
其实也是一种限制。
对,这个限制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限制,其实艺术的本质最重要一点在于发现约束的部分,然后打破它,虽然绘画是寻求自由之路,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很自由的话是没有办法创作的,那就是涂鸦了。在这种约束的情况下进行创作会带来更多的思考,对时间、空间的思考。画的时间越久,越会发现绘画本身并不重要,通过绘画去思考变得更重要,这是绘画的意义,也是绘画的本质。
是到了国外之后有了这样思考吗?
不是,之前没有那么明朗,随着年龄的增长、绘画的实践才逐渐明确的。当你把绘画当成一种思考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变得清晰,你会发现绘画里面真正能够呈现的只有色彩,但色彩其实很复杂,就我而言色彩尤为重要,我会尽量把我绘画的东西删减,实际上最后只剩下三个元素:时间、空间和色彩。时间和空间是概念,存在但是看不到,我们只能通过其他载体感受到时间和空间,在我的绘画里唯一可以呈现的就是可视的色彩。就像中国画里的留白一样,看不见的部分因看得见的部分而存在,而且更重要,所以我说我的色彩很重要。
大家都认为绘画是静止的、两维的,但是想我要追求的却是立体的、三维的,追求的是时间,我觉得今天的绘画之所以存在,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实际是绘画的过程。我觉得好的绘画呈现的正是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到最后完成的过程,至少画家是这样看画的。
在我们的教学里面有一个本末倒置的观点,我们写生常常描写,或者再现一个景物,在西方绘画的习惯不是这样的,凡·高画一束花、一朵向日葵不是要再现它们,恰恰是通过描绘的对象来表现一张绘画,这才是他最根本的意义,即便我们画了一模一样的,也没有多少的价值,绘画自己本身最精彩的部分不存在了,这使绘画看起来很无聊。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现在再回头看您的抽象艺术创作大概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其实我最初还是受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当时在学校90%的学生都是画这种风格的,我也在他们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点蒙。在美院的后两年吧,我开始尝试在绘画中找几何方面的结构,开始画一些椅子、凳子,有点蒙德里安那种感觉,把很规则的东西变成一种抽象提炼出来,其实这个更接近我所说的绘画的本质的东西,开始尝试去控制画面,理性一点去分析。
我回头看,自己的绘画是从很感性的阶段慢慢进入到感性和理性交织在一起的过程,我不可能完全理性的,就像极简主义绘画,我觉得他们最后都走到了极致,我更喜欢在路上的感觉,我想说观念艺术恰恰成为了绘画的终结者,我还是喜欢保留了绘画性的理性绘画。我不想让它变成一幅冷冰冰的绘画,我也不想让它变成一幅随意涂鸦式的绘画。
不管是对我们个人而言,还是对绘画而言,理性本身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得只有真正理性地去思考绘画才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否则只是模仿,走不远。
您当年是在什么机缘下获得了出国学习的机会?
当时有个朋友去了慕尼黑学习,我让他把我的作品交给学校的一个教授,他正好是美院的一个院长,他看了我的作品还挺喜欢的,没有通过考试,就破格录取了。从我个人来讲,其实是不想再画全国美展的那种主题性很强的绘画了。
您出国的时候,各种新的艺术形式都已经传入国内了,当时有没有尝试过各种先锋的形式?
没有,我其实挺保守的,到今天依然如此,我没有想过去尝试做一些像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的前卫艺术。9月份我有一个展览,我也做一些装置作品,但还是基于绘画,探讨的主题还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与观看的问题,这和我的绘画是一致的。我不是装置艺术家,我只是借助装置来诠释绘画原本的面貌。
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如何看绘画,所以我在香港的展览题目叫“Touch”,就是触摸。我觉得我们一般习惯阅读绘画,观众都在问你画的是什么,或者他们在抽象作品前看了5分钟、10分钟之后,说在你的画中看出个人物什么的。我努力让画面上一切可以阅读的东西都消失,所以颜色会特别的强烈,有肌理,就是为了让人忘记可以阅读的部分,去直接观看我的色彩、我的绘画。在我这里并不想把色彩本身所具有的经验意义发挥出来,而是要回到它的原物质性上去。比如说红色就是很刺激的红色,跟革命、热爱这些意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难,想要加入某种来自大脑里已储存的意义容易,要真正去掉它真的很难,绘画是要捕捉住当下的感觉,不是来自之前想好的,想得越成熟,绘画会越无聊,绘画要有风险。
2003年您为什么选择回国?
很偶然,当时一个朋友租下了798这个空间,但是后来他不要了,我正好接了下来,在北京有了工作室,就开始两边跑,这边待半年,欧洲待半年。我还是觉得在北京画画过瘾,这边很多东西不成熟,甚至有些混乱,在这种混乱当中能够感觉到一种生命力。这里可以产生梦想,可以让梦想成为现实,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国内的创作环境会推动你处于思考中,不能停下来。
欧洲那边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空间里面,范围越来越小,他们可以做出来很多精品,但是整个气氛还是太平静了。不过我回来之后,跟国内的艺术也没什么接触,当时798有很多外国人参观,虽然他们很能理解我的画儿,但是他们来中国肯定不是来找我这种西方风格的绘画,他们要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绘画。一开始我也想做点接地气的东西,尝试了一两年,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那不是我喜欢的东西,虽然那个时候抽象艺术的市场不好,但我也没有放弃。
抽象艺术其实很复杂,不是谁都能画的,我们几个画抽象的朋友一起聊天还说,没有画上10年抽象,可能连那个门都没进去,你一旦进入这个门就像中了毒一样不愿意出来,那种感觉挺过瘾的,慢慢地也会变得越来越封闭。像我基本上不出去,不跟外界接触,我大概有五六年不看任何展览了,哪怕是好朋友的展览,也只是去碰个面,不看展览。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越来越脆弱了,当你真正进入自己的世界之后,肯定是越来越纯净,这个时候其实特别脆弱。当我看了别人的展览后,我会觉得他们画得真的很好,有那么多画得好的人,我就会怀疑自己,我画不画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为了让自己坚持下来,不去看展览。这就是我的状态,进入自己的世界,用绘画去思考。我一直在画抽象,只是拿出来展的比较少,也是最近才开始多了一些。
和大家对抽象的关注有关吗?
对,总有人找你参加展览,国内的群展特别多,但是并不是真正从学术上去探讨绘画,有点可惜,我其实不愿意参加这种展览。
国内的抽象绘画给你留下的印象是怎样的?
现在画抽象的很多,但是要真正画好抽象画,没个十年八年很难找到自己,只是在模仿,因为抽象绘画它可以省略一些过程,找一个风格就可以照着去弄,这样的话其实很难走远,我觉得能够坚持下来画抽象的画家不是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