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镇：我告别了学生时代

　　李梦虞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当我踏上清镇这块土地之时，正是我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都已被砸碎的时刻。此时的我已精疲力尽，既无对毕业分配的任何激动，也无对未来事业的憧憬。因为我的毕业分配从九月开始，这事已经折腾了好几个月了。九月初，工宣队的邢师傅带着我们十一个毕业生兴致勃勃到都匀，大班三人是黄志强、周碧兰和我。邢师傅告诉我们的第一个消息是演样板戏需要新生力量，分配办想把我们分配到州京剧团，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是学京剧的。无论大班小班都是艺普班，听说京剧团的领导也不是太想要我们。邢师傅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消息是都匀花灯团欢迎我们去，我们十几个人商量了两天，说来说去谁也都不想去。对我个人来说尤其不想去，我本是奔都匀话剧团来的。当时贵州省话剧团的专业实力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除了省话贵州就只有都匀话剧团了。我这种没有选择权，只能服从组织分配的黑五类，如果能分配到都匀话剧团应该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州领导不给话剧团分配名额，我的希望也破灭了。当时我连贵州话都还说不好，又怎么去地方花灯团呢？幸运的是其他出身好的同学也都不愿意去地方花灯团，大家围着邢师傅叙述各自的理由....。.“我个子太高大。”“我不会跳花灯。”“我嗓子不好。”“我们还是回省里请求重新分配吧！”等等。出乎意料的是，邢师傅居然会答应我们的请求，将火车站行李处的行李还没有出站就又全部返发回贵阳。于是，我们又回学校等待第二次分配，都匀在我的记忆中只留下火车站和匀都大桥的冷清。这种不服从分配的举动在文革当时一般是不允许的，但是我们太幸运了，太感谢邢师傅以及学校文革主任王正中老师等人能对我们这一群学生如此的理解、宽容。

　　我是沾了红卫兵、红色后代的光，居然也能得到再分配的机会。回到学校后，部分人分到遵义、贵定等地，最后只剩下我和小班的董延新、丁文兴三人没有着落。当时学校还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教师们天天开会学习，学校进进出出的学生也为数极少。没有歌声，更没有琴声，就连隔壁通用厂那成天“叮咣、叮咣”的机器响声也都已消失了，劳改犯也都停产停工了。整个学校死一般的寂静中透着严冬的阴寒。

　　我一个人住在教学楼一层原来阅览室改成的临时宿舍里，面对着十几张上下铺空床架静静相伴。虽然不害怕，但是日子难熬，想弹钢琴，琴房的门全部都锁着，想看书，借书无门。有时，很想见见分配在贵阳市内的同学，但又不愿去打搅他们刚分到新单位的安宁。我只能私守着孤独、焦虑和不安，因为特别担忧被分配到黔东南去挨整。当时母亲刚从监狱放出来还没有工作，还在等待处置，此刻，谁也帮不了我。唯一幸运的是学校食堂还管吃饭。成天面对这十几张上下铺空床，活跃在脑海里的是同窗三年多的同学们。我们班被其他班称为“大班”，是因为我们属于大专体制，年纪都比较大。入学时刘守俭、张志雄都三十岁了。不管年纪多大，照样上形体课。天天在练功房压腿练功，中班小班的小同学们常在窗外观看我们的丑态而传为笑话，但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班八男四女，十四个同学，虽然各有自己不同的经历、故事，但每个人都非常珍惜考入本校读书的机会，个个学习劲头十足。遗憾的是入学不到一年，文革开始就停课了。不过上课时的教学内容和秩序都是非常正规的。我们班开设有表演、台词、音乐(视唱练耳)、舞蹈、声乐、钢琴等专业和语文、政治等文化课，还经常参加节目排练，外出演出。虽然时间不长，但总还是把我们引进了艺术之门。短暂的学习氛围终身难忘……现在同学们都分配到各地去了，大部分也都从事文艺工作。只有我还在等待分配。

　　等待，只有等待，整整一个月的时光就在这孤独的等待中消磨。

　　分配的事情终于有了消息。当听说三人都分配到安顺的消息时，我顿时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最担心的、最害怕去的地方已排除了。所以到安顺后，至于分到哪里我都无所谓。一会儿说分工厂，一会儿说分配到文化馆，一会儿又说去剧团....。.时时刻刻都在变。那段时间的我几乎处于一种麻木的的状态，“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党的指示。但是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只能听天由命了。

　　董延新是安顺人，他就住在安顺城内的老家里，丁文新干脆回贵阳了，我虽然住在旅馆但生活得到董延新家的关照，倒不觉得苦。人生地不熟的我就全依靠董延新一家人帮忙到处周旋。二十多天以后，终于帮我们争取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即离贵阳最近的两个县——清镇和修文。三个人去两个地方，具体怎么分配，领导让我们自己商量。就在这束手无策的时刻，董延新提议——抓阄，我俩同意。于是写了三个纸条揉成团撒在桌上各自去抓。结果丁文兴抓到了修文，就这样我和董延新一起来到了清镇。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我和董延新从安顺出发，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清镇。我们俩到了县革委报到，交了应交的文件后，等待第二天的结果。县革委打证明介绍了当时县里最好的旅馆——清镇旅馆去住宿。清镇县城与我到过的其他贵州小县城没有什么两样，整个县城就由公路旁的两条小街构成。城中心有一个叫三角花园的小广场，中间立着大约两层楼高的三角碑，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要说热闹，就是矗立在中央的三角形大碑上的红色标语的革命口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管你愿不愿意，大大的红红的字个个争着往你眼里窜。清镇旅馆就在这三角花园广场附近，是一座两层楼的红砖建筑，门前还有一个宽敞的小场坝，外观上给人印象还不错。我进房间才知道六个床位只有我一个人入住，翻开被子，几个跳蚤正在白色的被单上蹦蹦跳跳的表示欢迎，让我心里一颤，好不容易一个个揪下，心里直痒痒。

　　晚上，我独自在冰冷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毫无睡意。去上厕所的时候由于灯光过于昏暗又一脚踩到了水塘里，鞋袜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实在难受。于是我找到值班室，恰巧看见两个女同志正围着火盆在聊天。太好了！可以去烤鞋袜了，也可以打发难以入睡的时间——我心里想。没费劲三言两语就跟这两个女同志交谈上了，或许因为其中有一个是北方人，所以对我这种外来客尤其的热情。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满口的河北腔：

　　“哟！大学生啊，清镇的大学生太少了”

　　“我爱人也不是清镇的，他是中央广播电台下放来贵州搞四清的，现在回不去了。所以我带着三个孩子也就过来了。”

　　“你们学艺术的不会分下乡，要么分配在县一中，要么分配到文化馆。”语气十分肯定，好像她就是管分配任务似的。

　　“前几天，几个学医的大学生都分配到区里去了，农村需要赤脚医生。”

　　“有一个贵阳师院的分到一中了，就住在我们朋友的隔壁。”

　　“我们朋友是天津人，也是和我爱人一起从中央广播电台下放到这里来的，现在在一中教体育。中学还有个北京分配来的美术老师，现在还关在牛棚里，是‘四一一’坏头头。”

　　我不敢表白自己是“四一一”派的，但听了此话，心里暗暗为这位不相识的“一一战友”感到不平、愤慨。

　　“学校开大会批斗他，听说他还在台上笑，于是大家也都跟着笑。”

　　“这人的画画得极好，还会唱京剧。每天劳动完后都自己唱样板戏，什么杨子荣、郭建光、刁德一、胡传魁都会唱。”

　　“还唱阿庆嫂、李奶奶。”       

　　“他还喜欢喝酒，学校有的老师经常送他酒喝，有时喝多了他还骂人。”

　　这俩个女人津津乐道的是唱样板戏，而并未谈及他如何当“四一一”坏头头的行径，但是听得出来，她们很欣赏此人。

　　“他还到文化馆画过漫画。”

　　“文化馆馆长是我们河北老乡。”

　　“听说文化馆馆长原来是国民党的号兵？”

　　“是，是！四平战役被俘的。被俘时，他双手举着号从战壕里出来连说：我没有枪，只有一只号。我没有枪，只有一只号。”

　　“后来成了解放军的文艺兵。”

　　....。.

　　我一边烤着自己的鞋袜，一边听着这两个女人聊天。她们似乎是在向我介绍清镇外来人的情况。

　　谁也不曾想到，她们这个晚上所谈论最多的两个人物，后来一个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另外一个则成了我的丈夫。

　　通宵达旦，我就坐在火盆边听着她们俩聊天，没有睡觉。我不知到底是我陪她俩还是她俩陪着我，暖暖的一夜，泛着淡淡的亲切……

　　第二天上午，早早的我就和董延新到县革委报道，结果真如那位大姐说的那样，两人都被分配到县文化馆。文化馆位于县城中心的三角花园区，一栋灰色的二层建筑与旁边的楼房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底楼邻街那排足有十来米长的大玻璃橱柜内展示的报纸和图片凸显了它的文化功能。橱窗两头各有一个大门，却是紧闭不开，我俩正为进馆无门发愁之时，一个老头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十来米深的狭窄小巷，推开一个小门呈现出一个被挤在三面高墙空隙中的阴冷小院、三间破旧的木房、一个水泥结构的小水池、还有一小片菜地，一目了然。我俩以为误入民宅正打算退出时，木房内走出一位中年男子。他自称为馆长，刚接到县革委的电话通知，正在等待我们报道。就这样，我们成了那位“没有枪只有号”的刘馆长的部下。他把我们带进一间小屋，指着一个老头说：“这是我们馆的陈老师。”整个文化馆加上我和董延新还有陈老师也就四个人，原来，他只带了一个兵。从今以后，他有三个兵了。看得出来，刘馆长为我俩的到来分外兴奋，高兴的神色毫不掩饰的洋溢在他脸上。我和董延新也被这热情的情绪感染。

　　就在一九六八年的最后一天，我住进了院内刘馆长分配给我的另一间小木屋内，卸下跟随我辗转、游荡了几个月的被包和木箱。仅管这小屋屋顶很低，曾裱糊在上面的旧报纸已破败不堪，四壁木板间缝隙闪闪，室内又暗又潮，散发着经历过岁月和磨蚀的浓浓霉味，满屋牵挂的蜘蛛丝网更表明这间屋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住人了，但身在其间的我仍然陶醉在终于有了立足之地的欣慰之中！一个有自来水、有电、有邮局、并且还离省城不远、交通还算便利的小县城。这比自己原来想象的地方要好得太多、太多了！对于我这样一个“黑五类”子女而言，实属优待。

　　我就这样在属于自己人生的第一间独立的小房间里，静静地、静静地告别了动乱的一九六八年，告别了珍贵而又坎坷的学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