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方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田世信的雕塑作品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这位来自贵州(实际上他是北京人)的艺术家以贵州特有的乡土气息和神秘氛围征服了北京的观众,也征服了我这个从外地来北京看展览的人。没想到的是,到90年代末,我们居然成为京北上苑同一个村的“村民”,成了邻居和朋友。
由于经常往来,他的新作总能先睹为快。作为一个雕塑家的勤劳可以说老田无人可比。我看到不少雕塑家只做小稿,余下的都由助手来完成。老田不是这样,无论什么材质,他都亲手而为,表现出一个雕塑家应有的风范。一次,他把自己比作农民,我说,现在的农民才不像你这样勤于耕耘呢!正是这种不间断的劳作和高度敬业的精神,才使他能不断地超越自我,在年近七十的今天,居然还能在艺术上做出这样大的跨越。
他于新近完成的大型作品《王者之尊》,可以说是他艺术的历程中一座新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件作品以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为创作的出发点和依据,以一种全新的观念驾驭历史题材,以一个当代艺术家的视角去处理这一重大的历史主题,引出对中国历代君主政体的重新反思。艺术家以毛主席诗词中提到的几个帝王为线索,通过塑造六尊“王者”的方式展开对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而非通过重大历史事件来叙事,这不仅符合雕塑语言的特征,更是对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的大胆尝试。
在表现手法上,为了与这一宏大的历史主题相匹配,艺术家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材质,不计程序的繁复,不惜工本的额度,一切只服从于作品的视觉效果。因此,每一尊塑像都有不同的材质表现,不同的处理方法。特别是对于毛主席塑像的处理,全部以金箔贴出,不仅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帝王,更强化了他的神性尊严。
毛主席在《沁园春·雪》这首词中,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自然,联想到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拿历代皇帝和“今朝”的他相比较,觉得他们都不在话下,也就是说,他把自己能力看得远胜于历代帝王。其实,早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样的话。足见他的宏图大略和推翻帝制、建功立业的大志向。但在他历数历代帝王如何逊色时,他的帝王意识也暴露无疑。而这也好成为艺术家将他与其余五位王者相提并论的内在依据。
田世信通过六尊雕像所建构的中国历史,就是“英雄”的历史,“王者”的历史,乃至极权主义的历史。每一个“王者”,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象征。而自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虽然不断地改朝换代,但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因为在一个“人治”而非“法制”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无疑是“至尊者”和至高无上的。在这样的国度,王者的“金口玉言”就是法,谁违背了王者的意志,谁就是违法。这就是上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一以贯之的永恒法则,而这一法则,在田世信的作品中得到智慧的体现。六尊雕像造型各异,性格、神态迥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作为一个王者君临天下的威严感和作为一个“真命天子”的神圣感。
对待历史主题的创作,向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我注六经”,一种是“六经注我”。所谓“我注六经”,就是在注释中充分体现作为主体的“我”的见解、“我”态度和立场;所谓“六经注我”,就是作为注释的主体——“我”被“六经”所遮蔽,在注释中无法体现“注释者”的态度和立场。在以往的历史主题创作中,也包括今天还在继续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始终都没有作为“主体”的艺术家的声音,也看不到艺术家对历史所持的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如果是纯粹客观地面对历史(实际上很难做到),也不乏一种历史态度,然而,最令人沮丧的是不能直面历史的真实,更不必说表达艺术家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回避事件的真实性,不尊重历史甚至捏造历史的历史主题创作,在过去屡见不鲜,即使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杜绝。而在意识形态干预下的历史主题创作,充其量也是缺少主体的分析、判断和独立见解的应景之作,不可能表现出应有的历史深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田世信的《王者之尊》显示出它独有的价值和意义。它在呈现诸位王者至高尊严的同时,蕴涵其深层的批判态度也得以彰显。我们在观照这件作品时不得不思考王者与庶民、国家与个体、极权主义与自由精神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果王者是国家的主体,臣民变成无条件忠诚的惟命是从的工具,将国家的命运系个人于一身,将会是怎样的后果?田世信的这件巨制让我想起里德的一句话:“所有的艺术范畴,不论是理想主义的或是写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或是构成主义的,都必须满足一个简单的考验:它们必须能够成为持久沉思的对象,否则便不能成为艺术”。依照里德的批评标准,大概有相当多的各式作品是无法“入”艺术之“围”的,但《王者之尊》却是无可质疑地符合里德的批评标准的。因为站在这六尊塑像面前,你不可能不思考。我们无需去做什么结论,但《王者之尊》却必然会成为观众“持久沉思的对象”。而它的价值与意义也正体现在这持久的沉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