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记者江粤军
近日,有藏家频频向本报博雅周刊反映:有“国之重器”之称的青铜器外流的现象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在于艺术品市场的火爆引发了盗墓狂潮,而盗墓贼挖出来的青铜器一来在市场中被禁止流通,二来公立博物馆由于其来源不明而拒收。那么,受利益驱使,这批珍贵的中华文物只有漂洋过海,远走他乡。知名文化学者吴树告诉记者,数年前捣毁的安徽“地下青铜王国”,也证明了青铜器确实是文物外流的“重灾区”。
国内难以流通 国外备受欢迎
青铜器外流何以这么严重?吴树表示,首先是盗墓很猖獗。“我采访的一些考古工作者都说当前的情况是‘十墓九空’,这其中肯定不乏以青铜器陪葬的显要贵族的墓葬。”更重要的是,因盗墓等原因出土的青铜器在内地基本难以流通,在国际市场上却又备受青睐。
吴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因此,盗墓出土的文物不能上拍,不能公开流通,公立博物馆也无法征集;而1949年以前出土的青铜器,多数已在博物馆里,新出现传世品的可能性极小。同时,由于青铜器多数是重器,属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一旦案发被抓,必然要重判;而送到海外去了,往往还可以卖个好价钱。“我一直强调文物价值有三条:一是历史价值;二是科学研究价值。不言而喻,那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不仅可以证明一件青铜器的‘出生’年代,甚至是绝对时间,研究价值极高;三是审美价值。欧洲大陆也有青铜时代,铸造过一些较好的青铜器,但中国的青铜器一出现就很成熟,无论从美学还是文化内涵上审视,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独一无二。总而言之,青铜器数量少、规格高、研究价值巨大,西方藏家很喜欢。”
青铜器鉴定专家刘建业也认为:目前内地虽然也有青铜器的收藏圈,但与其他文物艺术品门类相比,圈子比较窄,藏家对青铜器的重视程度远不如西方。“从晚清到民国年间,外国人掠夺中国的宝贝,首当其冲的就是青铜器,他们认定这是中国最古老、最有价值的文物;而今天,外国人对青铜器的重视程度,仍然远高于其他中国文物。我在日本和美国都见过不少青铜器大藏家,有的收藏已经几十年了,现在仍然对青铜器很痴迷,还会继续买进,而且收的基本就是走私出去的东西。”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金石组组长丁孟也表示,国外藏家对青铜器的认知度很高,市场很活跃,因为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同时他认为,目前内地的青铜器收藏热度不够,跟国家不鼓励这方面的交易确实有关。“青铜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珍玩,更多是一种国家权力、国家等级、国家制度的象征,寓意了古代文化、哲学等方面的内涵。只有进入公共机构收藏,才更有利于研究、解读和传播、教育。”
“青铜走私王国” 外流文物数千件
写作了“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的吴树,向记者披露了合肥城郊“青铜走私王国”覆灭的情况,曾以暗访身份与其“国王”杜敏有过正面交锋,亲眼验证了杜敏手中的“货”确为盗墓而来的青铜器真品,而且数量令人咋舌。
“案件破获后,警方披露的信息表明: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杜敏犯罪团伙将数千件国家珍贵青铜文物走私境外。所追缴和扣押的各类涉案文物中,有国家一级文物13件,二级文物32件,三级文物83件,而这仅仅是杜敏集团走私出境的全部珍贵文物当中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文物已被卖出本土。” 吴树说,警方发现,杜敏走私的青铜文物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出手,基本上都是先卖到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因为内地和港澳地区的法律存在着差异,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买卖任何文物都不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正因此,港澳两地才成为文物贩子走私文物的“中转站”。
据杜敏案所涉及的王恩生、马长生等几名国际文物贩子交代,他们在长达十余年的走私活动中,携带文物出关从未失过手,方式很简单:
一是自己直接携带出关。马长生说,他的轿车挂有广东、香港两地牌照;
二是通过“文物带工”出关。近年来,由于文物走私活动频繁,边境一带出现了一个新兴行业——“文物带工”。这些人大部分都居住在边境附近,不仅熟悉地形,而且手眼通天,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据杜敏交代,他负责在境外交货的文物,主要是花钱雇用“文物带工”;
三是将文物交给经常往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菜农,夹在装菜的背篓中过关,走私分子紧随其后。
在山东邹城盗墓案中,邹城市文物旅游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孙志强也表示:文物出境的路,一条通过南方某地走私出境;另一条是先将出土文物会集到河南、陕西、甘肃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之后取道香港、台湾地区再次集散,运往世界各地。“盗出的好东西一小时就能出手,三天时间可以通过二次‘倒手’出境;如果是一条龙‘不倒手’的话,两天就到达境外”。
当前,全球文物收藏量达万件以上的文物商,据称有3000人左右,其中不乏资产雄厚的地产商。这些不同国籍的大老板,控制着一个复杂而严密的文物交易网络。
修改相关法规 避免国宝外流
不管是青铜器外流疯狂还是国内私人收藏渐兴,这一问题都提示了人们, “文物私生子”的问题正如吴树所言,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实,拥有者众,需要严肃对待。
吴树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虽然做了明确规定,但现实却是要管也管不了。既然这样,无论是站在保护文物的角度,还是站在法律尊严的角度上,都应该让法律变得更现实一些,更实事求是一点;否则像青铜器外流,就会变成是法律不可控的“网开一面”。“我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主要起草人谢辰生先生说过,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应该允许这些‘文物私生子’浮出水面,唯其如此,好的、国家需要的文物,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才可以进行征集、收购;其他的,通过拍卖等途径进行流通,至少也让国家知道在谁手里了。特别是青铜器,糊里糊涂地就流失到海外了,某一日还要再高价回流,我们当了冤大头。当然,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国家可以再采取严打的态势。因此,一手给‘文物私生子’出路,一手严厉打击‘三盗’(盗墓、打捞、盗窃)犯罪,缺一不可。”而谢辰生告诉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不能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只能在此大前提下想办法解决‘文物私生子’、文物外流等问题,并且要做到一切从严,防止产生副作用。所以这件事得从长计议,找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的方法才行。”
收藏家冯毅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应该做出相关的修改,让民间收藏合法化。“收藏者对出土文物的善意收藏行为客观上保护了文物。如果再打压,一集装箱一集装箱的文物全部外流出去了。老外以低价从中国国内收购,中国人再花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从老外手里买回来,这样的情况实在令人心寒。”
青铜鉴定——
伪造红斑绿锈易露破绽
随着国内藏家对青铜器认知的逐步提高,青铜器造假也日益多见,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一种产业。那么,青铜器在鉴定上有什么诀窍呢?
丁孟说,每一个历史阶段的青铜器,都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当代的仿制品,无论做得多么美观,还是会打上这个时期的烙印,合金的构成、材料的运用和加工铸造手法,跟古人都有一定差距。特别是青铜器无一例外是出土品,尽管最早的出土于汉代,仍然经过了墓葬埋藏或窖藏,受到长时间的沁蚀或腐蚀。因此,今天的青铜器造假,必定要在锈斑上下工夫。但用速成的腐蚀和锈色来作伪,跟上千年循序渐进形成的自然锈色有相当大的区别,是最容易露破绽的。不过,对接触不多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所以听专家的意见很有必要。
刘建业也强调,青铜器鉴定首要看锈斑。“锈斑的形成是有规律、有层次的,一般称之为红斑绿锈——最下面一层是红斑,其上是锈,锈的上面是二次氧化变成的一些蓝色斑点,即碱式碳酸铜,也叫腐蚀盐或孔雀石。现在作伪的青铜器也有所谓的‘红斑绿锈’,但一看就缺乏层次感,在同一平面上甚至有的绿锈在红斑下面。战汉以前的青铜器,必定有蓝色斑点,如果没有这样的蓝斑,显然年代就不够,不是高古的青铜器。按照这一规律去判断,基本不会看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