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男人。上海人。
他13岁,才首次拿起画笔。
27岁时,就有外国人慕名到他家买画。
29岁时,他就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是当时最成功的年轻画家之一。
但过了30岁,他反而疑惑了:他到底要画什么?因为他自己已经不能被自己的作品打动了。
“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画出伟大的作品?”这个因为小时候自卑而有些口吃的画家,一直记着巴顿将军说过的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于是,33岁那年,带着困惑,他决定出去走一走。
呼吸一点不一样的空气,感受一点不一样的情调,最重要的,是开拓一点不一样的思路。
他选择了新加坡。一个中西方艺术交融的地方。
在南洋艺术学院入学考试那天,他被告之,“已经画得够好,只需最后交毕业论文并举办毕业画展就行了”。
教授的慷慨给了他更多接触这个国家的机会。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去新加坡的目的——未来,他要画什么。
起初,他在学校的画廊里打工,有时,还在新加坡闹市中心的街头给人画人像。
画那种人像,对他这样有着深厚基本功的人来说,就像开刀医生做个阑尾炎手术那般简单。一天,他可以画二十幅。
用上海话说,那时画画,叫跑量。“没办法,人要生存。”
尽管钱也赚得不少,但这种画画状态,他很害怕,更担心。
在新加坡的克拉码头,他发现有不少画廊,其中最大最有名的一家,叫涟漪轩画廊。
因为有南洋艺术学院的背书,加之作品让人眼睛一亮,画廊老板同意让他成为驻廊画家,他拿7,画廊提3。
定价多少?画廊老板让他自己定,只要有人买,而且要对得起画廊的身价。
对面正好也有一家画廊,在里面画画的是一个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那人每画一幅人像,500新币。那个价钱,已经比他在街头与学校画廊要高出不少。
但他最后却开了一个令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价钱:6000新币!整整12倍。
“我希望更用心地去画每幅画,而且,我应该值这个价钱。”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想那么累地整天画画,他还想多学习,毕竟这个画廊里可以学到许多画室里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看的人多,问的人多,要他画的人始终没有。每天坐在涟漪轩画廊里笑脸相迎,在他心里还没开始泛起涟漪时,终于,另一个男人出现了。
那是一个香港游客。
“你的画为何这么贵?”显然,香港人已经了解过行情。
“因为我的画好。”
“好在哪里?如果画人的话。”
“如果我画出的人,脸上有一块肉是死肉,那我就不收钱。”“死肉”指的是脸部表情僵硬。也不知那个香港人有没有听懂,反正,在江浙沪一带,大家喜欢用“死肉”“活肉”来形容家禽身上不同部位的肉,比如翅膀上的肉就是最好的活肉。
香港人显然被这种表达方式震住了。他坐下来,从皮夹里子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女人的照片,然后毕恭毕敬地递了过去:“这个人,能画好吗?”
“没有问题。”他只瞅了一眼,便镇定地说。估计他当时脸上立马有30%的肉变成了死肉。
“你一定要替我画好,因为我想拿这张画向她求婚。”香港人终于说出了实情,“我很爱她。”
“包养儿子”四个字定是在他脑海中反复闪过,只是没有说出口罢了。但他很肯定地点了点头,“一定要让你梦想成真。”
他只收了香港人1000元新币作为订金,两人还约好诸多细节。
“两个星期后,我会带着她来这里的,我们要装作不认识哦。”这个香港人也真够大胆的,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寄托在一个和他素昧平生的画家手里。
香港人走后,他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画这幅肖像。
然后,用11天的时间去等待。画廊里的人曾经问过他,那个香港人还会再来吗?他回答,一定会的,因为他的后半辈子在我这里。
终于,两周后的上午,一对恋人模样的一男一女走进了涟漪轩画廊。他,一眼认出了那个香港人。他没失约。
按事先安排好的,他给他们介绍一些画廊里的画。当他们慢慢踱到遮着画布的肖像画前时,他颇有风度地说:“我很想请你们看一幅别样的画。”
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场景:当那个女的看到掀开的画布时,发出惊讶的叫声,然后猛地转过身去,紧紧地抱住那个“脸上一半活肉一半死肉”的香港人……
一旁的他,自然笑成了一对鸡翅膀。
那个香港男人的爱情故事,到此结束,生没生儿子,无法获悉。反正,香港人当时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而他,在成为“克拉码头最贵的肖像画画家”之后明白了一点,对于艺术来说,只要被认可,画家的价值绝对超乎想像。
之后六年,他一直在苦苦寻思,自己到底要画什么?直到他在松江的画室里画出那些让人一下看不明白的彩色圆圈与线条。
今天,他已经是上海滩最有名的画家之一了。
每当有人质疑他的绘画基本功时,他都会想到那个女人看到自己肖像时的激动神情,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我想过了,写实派画到极致,就是一张照片。也许你会激动一下子,但给你想象力的,永远是你从来没有看过到的画面。”
难的是,现实派画得好坏,通常有参照的标准——那就是照片;而抽象派画得好坏的标准,也是抽象的——能否看到未来。
他说,他的画,要链接未来。
他,就是彭鸣亮。
新民晚报记者 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