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社会运动与文化艺术运动中,必定有一个首当其冲的前锋性阵营,这个阵营以对固有体制的冲击为文化运动的突破方向,其激进的锋芒激荡起颠覆性的社会效应,社会史与艺术史都会用这样一个词语来描述这个阵营——“先锋”。与“先锋”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有这样一些词汇:最新的、反叛性的、原创性的……先锋运动强调艺术发生的语境,具有革命性、实验性和集群性;而艺术的先锋现象则往往伴随社会文化运动,以文化反思的方式建构起自身的意义。尽管“先锋”这个词语因其鲜明的旗帜效应,往往被现代主义的特权所占用。然而,当现代主义被确立为一种成功范式的时候,先锋又因其突破固有体制的特性,必然会与现代主义分道扬镳。在艺术史上,先锋艺术的战果之一就是将学院派打压为一个保守陈旧的贬义词。然而,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谱系,中国的先锋艺术毫无疑问地生发于学院的土壤,或者说“源于学院的学术砥砺”。究其原因,一方面,当西方的学院派艺术处于没落境地之时,中国的学院派艺术却正朝气蓬勃;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文化境遇里,离开学院便难以具备知识学背景和国际化视野。因此,从学院的土壤中生发,并围绕学院发生发展,是中国先锋艺术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
自1928年林风眠建校以来,中国美术学院的历史渊源与欧洲的现代艺术密不可分,尤其是针对从漫长的封建社会挣脱出来的旧中国艺术体系而言,现代主义的引入无疑从一开始就带着先锋的锋芒。这种先锋意识的产生,一方面来自国立艺专谱系中“艺术运动”的传统,以及由此树立起来的对学术昌明的信念;另一方面,则源自于当时东南沿海的国际化环境和较早的人文觉醒,以及由此产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志。
在8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的先锋之路历经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0年到1940年的新文化时期。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先锋脉络的初始,这个阶段具有鲜明的开创性特征,以林风眠为代表的艺术家们提出了“艺术必须负担时代使命”的主张,积极倡导艺术运动。以林风眠、吴大羽、王悦之等为代表的艺术运动社与以倪贻德、庞熏琹、关良等为代表的决澜社,掀起了中国最早的先锋艺术巨浪。
第二阶段是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的新中国时期。这一阶段是学院先锋探索的拓展期,这一时期油画创作的主要思路是“民族遗产的研习与西方艺术的转化”。这种“转换与活化”不仅在吴冠中、苏天赐的中西艺术形式研究中生根发芽,还经由赵无极、朱德群等人带到法国,结出了抒情抽象表现主义的硕果。而且,通过席德进、李仲生等开启了台湾现代艺术的历史。
第三个阶段是从1980年到1990年的“八五新思潮”时期。此阶段的先锋现象以鲜明的试验性和批判性为方向,体现出“反思与趋新”的特征。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购入一系列西方现代艺术的书籍。这批包含西方现代艺术的书籍对当时中国美术学院探索艺术的莘莘学子而言,起到了极大的冲击作用。1981年郑胜天赴美留学考察,回国后将国外现代艺术的新观念带入到了学院的教学观念之中。1985年4月,黄山会议的召开对西方现代派绘画作出了更多的肯定,对当时油画系教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85新空间”艺术展的举办和“池社”的成立,为19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运动翻开了新的一页。张培力、耿建翌、包剑斐等人的“冷处理”与黄永砯的“非表达绘画”、王广义的“清理人文热情”前后呼应,构成了1980年代对于绘画本体和艺术存在状态的最为深刻的反思。自此,学院的先锋之火燃遍全国。随着黄永砯等人在福建创办“厦门达达”、王广义等人在东北创立“北方艺术群体”、魏光庆在武汉成立“湖北部落”,国美油画学子们成为了“八五新思潮”实验艺术的主体。作为中国美术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浪潮,“八五新思潮”的批判与反思,为新世纪的影像艺术、观念艺术和多媒体艺术开辟了道路,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
第四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的新表现时期。这一阶段中国美术学院油画创作与教学进入新的探索期,以“会通融合与多维表现的综合运用”为其创作形式,呈现出“横站与居间”的思想姿态。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八五新思潮”美术运动反向的冷表现潮流,建立在对“八五美术运动” “思考大于形象”、“精神先于语言”的反思基础之上,艺术家和理论家都不同程度表露出对文化思潮观念冲击的厌倦。国美的精神传统从来就是注重绘画语言和艺术本体的,它始终横站在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两者并存、互动共生的关系之中。新表现时期的探索和实验秉承这种一直潜在着的表现性绘画传统,横站在油画与综合材料的边界,西画与国画的画种之间;他们同时在精神性与物质性之间,“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寻找某种居间性,力图重建绘画安身立命的精神体系。在此阶段,学院油画家许江、井士剑、成南炎、陈守义、杨劲松、顾黎明为代表的艺术家个体,在新材料与新表现、多媒介创作等多个方面对绘画材料与视觉语言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实验。同时,油画系还以工作室为单位进行了一系列集体实验。油画系第四工作室和第五工作室分别以多维表现绘画和综合绘画为研究创作方向,在绘画语言、媒介材料、表现形式的实验与探索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出了陈焰、余旭鸿、金阳平、李青、陈彧君、何立等大批青年艺术家。
中国美术学院自由的学术空气造就出多元的艺术面貌,宽松的土壤构造了开放的教学壁垒,包容的思想格局培育出激进的实验探索,批判的思辨方式衍生出锐意的突破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教学境域中,中国美术学院的先锋现象才得以不断滋生、发芽与成长。建院之初,中国美术学院的学术脉络中即蕴藏了一系列先锋特征,既有“表现与救赎”的激情、“转换与活化”的方法,也有“反思与趋新”的传统、“横站与居间”的姿态。尽管每个历史阶段的先锋表现各有不同,但各阶段先锋探索的思路却始终内在勾连,绵延不断。
新文化时期,以林风眠为代表的艺术家以社会为己任,以天下为担当,创造时代艺术的“艺术运动”精神,以“中西融合”的尝试,将西方表现性绘画与东方“写意”传统相融,构成了中国油画国美之路的精神底色,并持续贯穿于此后的各个阶段,既成为了“表现”与“写意”诗性契合的发端,也成为了“西方语言转换与民族遗产活化”的脉络之源。无论是赵无极、朱德群抒情抽象主义的探索,吴冠中、苏天赐的中西语言形式实验,还是李仲生、席德进的现代绘画之路,他们对中西传统艺术进行策略性的转换与语言活化均受益于这一脉络之源的滋养。20世纪60年代的“博巴油画训练班”造就了金一德、徐君萱、陈天龙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这种非主流艺术的另类历史引进与尝试,也体现在80年代的“赵无极绘画讲习班”的教学实践。及至“八五新思潮”,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涌入,中国美术学院在其“反思与趋新”的内在基因的作用下,引领了中国前卫艺术的发展浪潮。正是从林风眠以来中西“横站”的姿态,使中国美术学院的新表现艺术家们能够居间于古今、中西、新旧,甚至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寻找新的艺术语言,跨越材料界限,摆脱中西之分。
中国油画国美之路虽然遭遇了艺术先锋与政治先锋的历史碰撞,也受到写实绘画主流与中国传统绘画的质疑与批判,承受了时代的边缘与孤寂,但它对自己的艺术探索之路与文化建构之思却从未迟疑与动摇。可以说,中国油画国美之路是孕育着中国先锋文化精神的艺术之路,也是以艺术承担历史使命、参与社会进程的革新之路。以不断批判、挑战、实验来开创新的时代精神是国美先锋之路薪火延绵的前进方向。
(撰文:兰友利 郭健濂 张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