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石匠

　　原标题：雕刻历史

　　我们，活在烈士创造的信念里。烈士，活在我们心中的纪念碑里。

　　惟有张扬先烈风骨，才能挺起民族的精神躯干；惟有传承先烈遗志，才有国家更加光明的未来。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牛亚皓

　　发自河北曲阳

　　每位英烈

　　不同的壮烈

　　谭嗣同，

　　是从容。

　　1898年，这位戊戌变法领导人端坐家中，静待抓捕者上门。友人再三劝他出走，他坚定不移。

　　邱少云，

　　是坚忍。

　　1952年，这位抗美援朝战士与战友一起潜伏在敌阵地前的草丛中，突然被敌人的侦察燃烧弹点着衣服，烈火从棉衣烧到头发，烧进皮肉。为了不暴露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郭永怀，

　　是忠诚。

　　1968年，这位带着“两弹一星”重要研究数据的科学家遭遇飞机失事。唯一的幸存者回忆说，在飞机失去方向的刹那，有人高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 人们找到烧焦的遗体时，他与警卫员仍紧紧抱在一起，怀中的绝密文件完好无损……

　　他们的事迹，已定格为最为勇毅的中国形象。他们的精神，穿透历史，点燃后人的热血。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落成，倾注了许多人的心血———从共和国的缔造者，到艺术家和时代精英，再到每一位民间艺人、无名石工，无不倾情而为，才给我们留下这样一座不朽的丰碑。

　　曾多年研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除了那些最顶级的艺术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过程中，还有一批不为人所知的石匠，对纪念碑的浮雕工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他们是一批优秀的民间雕刻艺人，理应与画家、雕塑家一样，为历史所铭记。

　　这些石匠多来自河北省曲阳县。为此，成都商报记者赶赴曲阳县实地探访，找到石匠们的后人，希望能尽量还原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民间艺人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河北曲阳石匠

　　被选调进京刻浮雕

　　“我们对这段历史几乎没什么记录材料。据我所知，当年的石匠几乎很多都不在了。”曲阳县委宣传部的郭英焜遗憾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曲阳北关的郑欣儒，十几年前从部队退伍后，曾到北京遍访参与纪念碑雕刻的曲阳老石匠，颇了解“那段历史”。“纪念碑浮雕，原计划请40名前苏联雕刻家来华承担。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的刘汉章(祖籍曲阳县)，找到时任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副主任薛子正，建议由曲阳艺人来雕刻。薛子正要求先找一位艺人试试。刘汉章就来到‘东裱褙胡同甲65号’冉景文(曲阳人)住处，冉景文一口就答应了下来。”郑欣儒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冉景文是琉璃厂做假古董的高手，用中央美院送来的一张毛泽东的照片，花20多天雕刻出一尊毛泽东汉白玉半身肖像。

　　“当刘汉章把毛主席雕像送给中央美院的曾竹韶(时为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筹备组成员)等进行评定时，他们都被震惊了：‘如此栩栩如生’。”《河北雕塑》2009年第二期、署名郭晨峰的文章《曲阳雕刻艺人参加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始末》记载，冉景文又到中央美院，创作出一位后勤工人的石雕头像，专家赞不绝口。“专家赞其雕刻的人物有十二分精神。”郑欣儒说。

　　郭晨峰写道，薛子正向北京市委建议曲阳雕刻艺人来京，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向周恩来作了专题汇报，周恩来说：“人民英雄纪念碑应由自己国家的人民来建造，这样做很好嘛。”

　　1952年10月，据郭晨峰统计，有13名曲阳雕刻艺人被选调到北京：冉景文、刘润芳、刘秉杰、曹学静、王二生、高生元、刘益民、刘兰星、王胜洁、杨志卿、杨志全、杨志惠、刘志清。而据郑欣儒的统计，只有12人。成都商报记者研究发现，“13”人中有一名为河北武强人。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设计者之一的彦涵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52年至1955年，从曲阳、武强、青岛、苏州等地招集252名石工进京，分10个组，武强、青岛、苏州的石工负责装饰花纹等，曲阳石工负责刻浮雕。

　　最先被选调进京的12名曲阳雕刻艺人，负责主雕。1953年，又从曲阳选调近百名石匠进京，负责助雕和安装等。彦涵说，这份名单已难查证。郑欣儒用了十年时间统计到的名单有：刘东元、刘进声、刘青田、刘典术、刘志杰、高五彦、刘银奇、刘印登、冉文柱、冉彦魁、冉立根、刘全林、刘振安、刘志丰、刘玉忠、刘玉崑、刘长福、刘艺民、刘三珠、刘志惠、刘庆生、贾洛行、杨印锁、刘少芳、董黑翠、曹学增、曹风炳、曹风德、曹邦玉、刘占祥、刘作中、刘作梅。“他们多已去世，再问也问不到了。”郑欣儒感叹，他们的名字不应“淹没”。

　　这些雕刻艺人被安排到中央美院统一接受培训，郑欣儒说，当时由中央美院的雕塑大师刘开渠等授课，主要课程是点线机的使用和人体解剖学等。1955年开始在纪念碑石料上雕刻。“当年我有个伯伯有病，没去了。泥形是刘开渠等做的，曲阳工人是用比例尺一帧挨一帧雕刻的，难度极大：每块大理石所含的成分不同，如有沉积岩、石灰岩，还含有氧化铁等，强度和韧性不一；那时的工具是钢结构，简单说就是钢钻子(以后为合金钢，现在是金刚石)、锤子等完全手雕的(现在用打磨机、角磨机等，已全方位机械化)；另外，石料很脆，稍不注意，就容易出问题。”在曲阳开有石雕厂的刘现明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纪念碑的雕刻初为露天作业，有一年隆冬，周恩来到施工现场视察，要求在工地四周用席子搭建起护棚。“周总理当时看到曲阳石匠刘秉杰的手冻裂了(口子处流着血)，对指挥部领导讲，为石匠们每天每人供应三两白酒，驱寒解乏，一定要看着他们喝下去。总理握着刘秉杰的手说：‘英雄们创造了历史，雕刻家们创造英雄，你们的双手在雕刻历史呀！一定要雕好。’”郑欣儒说，纪念碑完工之后，北京市政府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以近百名曲阳雕刻艺人为骨干成立了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他们的后辈也接连进入‘北雕’，落户北京。”

　　“中国雕刻之乡”

　　家家户户做石雕

　　据郑欣儒和郭晨峰的研究，当年纪念碑的石雕组组长是刘润芳，副组长是王二生；“虎门销烟”主雕者为杨志卿，“支援前线”的主雕者为刘东元，“胜利渡长江”的主雕者为冉景文。

　　他们学于雕刻世家。曲阳县雕刻办主任科员王士雄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曲阳石雕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元，已有2000多年历史，造就了杨琼等雕刻名家。杨琼，在当地家喻户晓，为元代大都石局总管；杨琼后人杨春元1917年成立永春发工艺社，是近代曲阳石雕祖师爷级的人物；杨志卿、刘润芳即是杨春元的弟子。而冉景文、刘东元等多人则是弟子的弟子。

　　刘润芳，1917年生于曲阳西羊平村人，1930年入永春发工艺社实习，1938年参加革命，以雕刻师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王二生，1917年出生于曲阳南故张村，14岁投师学艺，1936年学于南京博物馆；冉景文，1910年生于曲阳，新中国成立前长期被北京琉璃厂古董商人“占聘”。

　　刘东元的孙子刘同保、杨志卿的孙子杨二川等人均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参加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修建工作之后，曲阳的这些石匠又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修复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和毛主席纪念堂兴建工程的雕刻工作。“他们绝大多数都留在北京。我爷爷杨志卿后来回到村里，‘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把他的石雕、与徐悲鸿和郭沫若等的通信信件等全都毁了。我爷爷从此之后不再雕刻，也不让后辈对外说雕过什么。”杨二川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改革开放后，曲阳石雕又迎来了繁荣，技术传承不息。刘东元有名的弟子，卢进桥(已故)、甄彦苍(如今已近80岁)、安荣杰，都又收了众多弟子、开办多家石雕厂。在刘润芳和王二生的老家西羊平、南故张村，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家家户户做石雕，石头塞巷、白灰漫天。

　　王士雄告诉成都商报记者，1995年，曲阳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雕刻之乡”。2006年，曲阳石雕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全县共有雕刻企业2300余家，从业人员10万余人，雕刻业总产值达到50亿元，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9月18日中午，烈日之下，杨志卿的孙子杨二川正在自家院中，雕刻唐代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图》大型浮雕。他说自己要用非工业化、非市场化的作品，向前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