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沈嘉禄
于国庆前开幕的“东方葵:许江艺术展”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厅中,是许江近十年创作生涯的集中展示,展览共呈现了“葵园”主题的大型油画作品近五十幅、系列水彩作品百余件,以及首次在国内展出的大型雕塑作品《共生会否可能?》等,这是许江继德累斯顿国家博物馆、路德维希博物馆巡回展出归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展示。
许江现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据他透露,“东方葵:许江艺术展”将于明年春季移展上海中华艺术宫。巡展于全世界的葵,以“矩阵”的庞大体量重访上海,一定能让上海观众再次获得艺术享受,激发如浦江春潮般的思绪。
劳作的间隙,躺在骨头堆里喘息
《新民周刊》:许院长,我知道您是一位50后,你们这一代人有着共同经历与感情体验,就是吃了不少苦,基本上都是靠刻苦自学完成了大学以前基础教育,也可能凭借着兴趣爱好而成为专才或通才,然后付出数倍于常人的努力,实现登高望远的深造,最终成为出类拔萃的领军人物。你们这代人曾经蹉跎,栉风沐雨,但历经磨难而不堕其志,理想不灭,希望永存,经历丰富,亮点多多。在完成人生预设的目标后,甚至在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辉煌顶点后,你们依然豪情满怀,没有止步不前的迹象。而您的人生无疑有着更加鲜明的标本意义,您本人的经历与文化积淀肯定会影响到你的事业、中国美院的教学理念及校园文化。您出生于福州,中学毕业后在一家小工厂当工人……
许江:我学画其实跟“文革”有关。1968年,我们一家下放到沙县,就是现在满大街都有的沙县小吃的那个沙县。临走前跟中学美术老师告别,他塞给我一捆铅笔,他说:“我看你有美术基础,你将来也可能要学画,很好。这是门手艺,学会后就不会饿死了吧。”我拿了这捆铅笔,跟着父母到了沙县,但也没有机会学画啊,就因为自己琢磨着学会了一点美术字,在中学里派了用场,当时在运动中嘛,学校里要出黑板报,这个就由我包了,还要画大批判的漫画什么,都由我来干。中学毕业后我去了农村,在那里当过代课老师,学校条件很差,一个老师要管几个班,什么都得教。我管体育、音乐、外语,有一度我还在三个学校当老师,先爬到山顶在最上面的学校教一上午英语,然后下到半山腰在另一个学校教两节音乐课,傍晚前下山到最后一个办在庙里的学校教两节体育课。到了寒暑假,吃编制的老师可以放假,但我是代课老师,每月24元工资,其中的一半12元是队里支付的,所以还得回到生产队参加田间劳动。因为我会写字画画,生产队里搞宣传布置的任务就交给我了,画画、刷大幅标语可以抵工分。后来离开农村时,我对学校里的孩子说:你们一定好好学文化,将来不会因为没有文化而太苦。我对中国农村是了解的,这段经历对我非常有用,是我的精神财富。
《新民周刊》:回到城里,您大概进厂当工人了吧。
许江:回到福州,在一家小工厂工作,那是一家骨胶厂,大老远地从内蒙、新疆等地运来动物骨头,熬成骨胶,但加工出来的都是半成品,再要送到其他厂里做成品,生产力相当落后,环境极差,骨胶熬制的时候有一股很难闻的臭味,半个城区都能闻到,所以我们厂也被叫作“福州第二火葬场”。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还是天天逮着有空就画画,厂里的宣传任务也由我包了。工余休息时,我们都躺在高高的骨头堆上,起身时一看,背后都爬满了虫子。那时我还偷偷看了许多书,外国名著,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都差不多看齐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牛虻》。看了这些书,我就跟工人师傅讲故事,他们非常爱听。
《新民周刊》:您没跟一个画家比较正式地学过画吗?
许江:那时候有名的画家都不行了,日子过得不好,根本不敢在外面教孩子。后来我凭着一点美术功底进入福州美术公司。这其实是个为商业企业服务的单位,哪里需要布置环境、橱窗什么的,就派我们小青年去,画他半个月、一个月。美术公司里有不少旧社会过来的人,资格很老,但被视作牛鬼蛇神,经过多次运动碾压,已经没有尊严了,但我仍然恭敬地向他们请教。我们公司里的年轻人学美术是相当自觉的,形成了以“四大金刚”为主体的业务骨干,我就是其中之一。“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一下子有七八个考进了美院。
《新民周刊》:考进浙江美院,人生由此重开境界。
许江:那当然,感觉是换了一个人嘛。我考进的是美院的油画系。当时校园的中心是一条长长的回廊,回廊的一头是图书馆,另一头是食堂。我们穿行于回廊,来回接受心灵和身体的滋养。但那时图书馆里只有几本外国画册;食堂里,每周有猪肉买的那两天,11点不到就排起了长队。大半年后,学院的领导将买汽车的钱省下来,将那年全国书展的外国画册全部买下。那些画册今天看来可能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这些画册在院陈列馆中展出,在玻璃桌和玻璃橱窗里一天一页翻给大家集体阅读。全国美术青年从各地赶来,恨不能将这些画页吞入自己的眼中。
《福州文艺》与包豪斯
《新民周刊》:浙江美院的前身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国立艺术院,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源头。
许江:我们永远不能忘记,1928年,蔡元培先生在杭州西湖边上创立了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设国画、西画、雕塑、图案四个系及预科和研究部,开始了“美育代宗教”的实践,揭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篇章。
国立艺术院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实施本科等的最高美术教育机构,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承认学历的中国美术类大学,以弘扬民族文化,融合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办学宗旨。
《新民周刊》:在美院深造的那几年,我可以想象的是您从美院多位老师身上感受到这所学院深厚的人文滋养,您经常提及并感恩的就有黄宾虹、林风眠、潘天寿等,还有莫朴,您在中国美院80周年庆前写的一篇纪念莫朴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动情的句子:在这80年中,曾经产生历史性影响的学术脉络,其代表人物几乎都历经磨难。林风眠先生孤独沧桑的后半生;潘天寿先生“文革”中悲惨离世;莫朴先生正值壮年被骤然停止的事业、被无端剥夺了20多年的艺术人生。历史总是以其悲剧性的力量,昭示人寰。她那布满沧桑的眷顾,却总在跌宕起伏的生命中寻找和塑造人性的坚强与力量。
中国美院的历史,无不在学生身上打下深刻的思想印记,并影响集体性格的发展,铸就一代人的治学精神。
许江:是的,美院的学习不仅使我在美术理念和技术层面获得极大的提升,更在人格塑造上产生深刻影响。毕业后我回到福州,在文联主办的《福州文艺》当美编,主要是版面设计,为小说插图组稿,每篇上版面的小说几乎都读过。这份工作也很锻炼人,我后来两个小时就能将一期杂志搞定。
《新民周刊》:在杂志社干了两年,1986年您又回到了美院,此时浙江美院已经更名为中国美院。您是学油画的,那么此刻在油画系任教吗?
许江:没有,最先是在工艺系任教,教了两年素描。与工艺系的关系使我对中国工艺美术的现状有了真正的认识,逼得我去研究它的发展方向及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我们国家工业设计很落后,其中有诸多原因,没有站在人的角度去考虑产品与人的关系,是最大的问题。
《新民周刊》:其实工艺美术很重要,在我们建国之初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就不怎么重视了,计划经济,供应短缺,购买力不强,轻工产品不重视市场竞争力,导致现在我国工业设计这块落后欧洲很多,这跟理念落后也有关。
许江:我在工艺系读了许多工业设计的书,逼着自己去研究。所以2010年秋天我得知德国收藏家布诺汉准备将他数十年收藏而得的“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史系列藏品”整体转让,就向杭州市政府建议买下来。邵占维市长很有眼光,也很有魄力,拍板将7010件“以包豪斯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设计史系列藏品”买下,交给我们美院建立“包豪斯研究中心”。我们杭州不是要打造“创意之都”吗?这批藏品的意义就显得尤其重大。现在,在北京国博,与我个展同时举行的就是“作为启蒙的设计——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包豪斯藏品展”,这个展览早些时候还在深圳举办过。
从德国踏上“返乡之途”
《新民周刊》:后来您到德国去进修了,这段经历对您而言也相当重要吧。
许江:1988年至1989年,我在德国汉堡美术学院自由艺术系研修,在当时也算很难得的机会。后来我经常跟学生说,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经历了三次插队,第一次是上山下乡,在农村土插队,第二次是高考,在高等学府的知识插队,第三次插队是洋插队,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所以我也很珍惜。我们的青春受着这两场巨大的人生迁变的塑造,前者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家园,在灵魂深处留下家园的印记;后者,包括出国留学,带给我们一场生活和精神的远游,给了我们远望家园的铭心刻骨的距离。直至今日,我们还常常到那里去寻找往日和家园的踪迹,去触摸那几成废墟的往昔被唤醒和珍存的欣慰,并一次又一次从那里获取自持和拯救的信心。
《新民周刊》:在德国留学期间,您受到了表现主义的影响,所以您现在被贴上中国表现主义画家的标签。那么在您的人生经验上,有哪些难忘的事呢?
许江:在信息还不很发达的那时,收获最大的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对西方国家中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也是惊异的,种种细节都有切肤之感。我在那里两年,重新认识了自己。最初,来到陌生地,语言不通,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我有一种被抛弃离的感觉。我不属于政府间互派的研修名额,而是校际交流的研修教师,奖学金很少,只能租用学校里的一个很小的杂物间,好像以前做过厨房。从小我不善做家务,只会煎蛋,有一天我在房间里煎蛋,有轻微的油烟味漏出去,一个德国教授跑来敲门。我很客气地打招呼,他却冷冰冰地说:“你知道吗?你是住在厨房里的。”说完。不等我回答就扬长而去,过了半天我才回过神来,发现这句话里有侮辱人的成分。第二天我跑到院长里去投诉,他分析了半天,觉得这事不好办,因为没有明显违反校规的地方,最后他问我会不会武功?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学院处理不了,但你可以跟他打一架,教训他一下。我不会武功,即使有,打在他肉鼓鼓的身上也没多大影响。后来我的德国导师卡彼教授知道了,就跟我说:明天你继续大张旗鼓地煎蛋,我到你家里来吃煎蛋。他如约而至,我也一如既往地煎蛋了,但那个侮辱过我的教授没有出现。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被抛离”。
《新民周刊》:在德国留学期间,您就在汉堡一个画廊里举办过个展,后来您的装置作品《神之棋》入选汉堡美术学院的1989年度展览和“德国国际青年艺术家联展”,1990年,您的作品《将相和》入选德国萨布吕肯国家美术馆的“中国青年艺术展”。这里透露了一个秘密:就是您在德国是热衷于搞装置艺术的?
许江:是的,我跟人家不一样,有点逆成长的味道。人家是先搞架上绘画,然后是抽象,最后是装置,是观念艺术,我正好相反,早就在玩装置了。有一个装置就是我在里面跟人家下棋,一下就是五天,后来人家都玩不下去了,只有我一个在里面。但是这个回归的过程是漫长的,奥德赛回故乡后他的家人和乡亲都不认识他,用了二十年,故乡人才认识他,接纳他。从留学到现在,我几乎也经历了二十年“返乡之途”。
我的艺术历程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双重的回归:在思想上是从西方艺术学问向中国传统学养的回归,就作品而言是从跨媒体的形态试验向绘画直观表达的回归。这是一个“精神远游者的返乡”。其实我所做的,是希望在跨文化的远游中,寻找我们这个时代根源性的东西;在“中西之辩”的苦索中,逐步摆脱东方想象的阴影,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树立中国主体意识的文化史观,在当代生的、活的现实家园中建构具有当代性和创造性的中国文化精神。
对我而言,这种逆成长就是自我拯救的过程。
128盏琉璃葵灯,向着孤山致敬
《新民周刊》:从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浙江美院,到今天您成为这所名校的院长,已经30多年了,您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这里,回望一串串人生的足迹,您一定非常感慨吧。
许江:很有幸!这个学院很好地培养了我,一步步走来,小步快走,每个“坑”都没有拉下。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那会,全世界都在思考自己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获得前行的力量,这就是我画城市题材绘画的历史。与此同时也是大学梳理历史的开始,正好赶上中国美院70周年校庆,我就做了林风眠的作品回顾展,我被这一代人的命运和激情深深感动,我内心中的诗性被一下子点亮。这使我对这所学校的历史有不同于其他老师的理解。我从上世纪末到现在,一直对现在,怀揣着这样的梦。所以我搞了“西湖梦寻”,为什么梦寻,就是要向先贤们致敬,向名师们致敬。我们学院门前的南山路,附近有涌金门,湖边有个登船的地方,就是当年师生们坐船驶向美院的地方,后来我在涌金门做了一个巨大的装置,128盏琉璃葵灯,在夜色中点亮,向着孤山的方向致敬。
80多年来,中国美院聚集和培养了20世纪中国乃至国际有影响的众多杰出艺术人才,林风眠、潘天寿、黄宾虹、刘开渠、吴大羽、颜文樑、倪贻德、李苦禅、李可染、艾青、陈之佛、庞薰琹、雷圭元、萧传玖、关良、黄君璧、常书鸿、董希文、王式廓、王朝闻、李霖灿、邓白、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罗工柳……一代代的艺术家们犹如熠熠群星,照亮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天空,他们呕心泣血,筚路蓝缕,努力奋斗,为中国的艺术教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新民周刊》:许院长,在您以往强调的大学生态中,好像还有一种精神或意境,被您屡屡提起,好像叫作望境。
许江:大学的望境非常重要。现在许多大学强调多功能、一体化、格式化、趋同化,建了人工湖、风雨长廊什么的,严重抑止了学生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而我们追求的是融入大自然,我们在南山校区建的房子都是青砖黛瓦,象山校区的20多个建筑体是王澍设计的,现在被称为中国唯一的最美校园。我们象山校区占地800亩,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有坡地,有河道,河道两岸有天然的杂草和芦苇,以及各种中药材,还有整块整块的农田,农田里种的不是玫瑰花,而是真正的农作物,麦子、萝卜、油菜、玉米、高粱、葵花、桃树、桂树,一年四季的时序非常分明,每个气节都能让学生感受到,每种作物都能辨识,我们这里有大粪飘香!师生在这里获得望境,远眺青山澄湖,思考生命的意义,放飞青春理想,这个校区也因此成了杭州的一个景观,双休日许多市民驾车来这里观光休息。我们把校园的建造与人心的建造结合在了一起。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种大学的精神。首先是生活精神,同学们在这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劳作上手,读书养心”,通过劳动来达到心手合一。对智力的开发,手的劳作非常重要,对传统要有理解。比如明天开学典礼上,我们要给同学发两支毛笔,一瓶墨汁,一百张元书纸,一本智永真草千字文字帖,这个已经坚持多年了,希望他们通过临帖来理解美文,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这就是劳作上手,心手合一。
《新民周刊》:中国美院的教学和创作的实力是很强的,许多老师本身都是艺术家,经常要出版一些作品集,举办画展,到时都会请您写序、写前言,有老师向我透露,这些年来您为大家写了两百多篇序或前言了,而且您都是从不推辞的。
许江:为什么推辞?这是他们信任我嘛,当然,要写好这些文章,我还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有些人的作品,或他从事的工作我不很熟悉,就要通读他的文章,看他的作品,然后发表一些感想,推介一下,这也是我学习的机会。我很乐意做这样的事,有人说这是我的凝聚力工程,如果真能凝聚人心,那我再忙再累也要做!